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一次以国家机器通过公检法系统直接处置政治犯的运动。这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拉开了“一打三反”运动的序幕。
这个文件中说，“要突出重点。打击的重点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对那些通敌叛国、阴谋暴乱、刺探军情、盗窃机密、杀人行凶、纵火放毒、反攻倒算、恶毒攻击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和抢劫国家财产、破坏社会治安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按照这样的精神，在当时有公检法之名，却毫无法律制度之实的社会环境下，造成了无数冤案。特别是一批年轻的思想者、反叛者遭到残酷镇压，当时北京市有一批政治犯被处以极刑，其中为首者是北大右派学生顾文选。
办公楼“控诉会”
在北京大学的七百多名右派中，顾文选是比较知名的右派学生，他的出名，是由于1957年5月25日那场著名的办公楼“控诉会”。
在5.19之后的鸣放中，西语系三年级于5月24日组织了一场小规模座谈会。据当年参加座谈会的法语专业54级学生夏曙蕾回忆：座谈会规模不大，在哲学楼一个教室举行。当时北大党委副书记谢道渊到场，但只听没有表态。因为这个会是西语系54级的会，56级的顾文选没有参会。
在这次会上，西语系英语专业54级学生周铎发言，讲述了自己在公安系统工作时肃反运动中受迫害的经历。据新华社5月27日内参报道，还有一个调干女学生谈出了她原在家乡时遭受所在县的一个干部强迫要与她结婚，幷采取了各种扣大帽子的威逼手段。一个名叫时荣章的学生(共产党员)也在系会里暴露了党支部原先如何确定肃反重点、发展党员的计划以及伏老[1]来校参覌时的部署。(分社按:据市委高校党委反映:许多学生现在专意向所谓“党的秘密”进攻，这个党员被他们攻破了，叛党了。他将党内布置的肃反部署，如何监视人和审查信件，以及在欢迎伏老时党内如何布置监视有问题的人统统讲出)。
周铎的遭遇以及时荣章的发言，令在场的听众情绪激动，当场就有人高呼:“我们要控诉！”在场的冯至先生说：这简直是伤天害理的事。主持会的西语系助教黄继忠和西语系学生会遂决定召开更大规模的会议，定名为“三害控诉会”，于5月25日在办公楼礼堂召开。据采访过黄继忠的丁抒记载：“校党委闻讯，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诉’二字，但遭拒绝。”[2]
在5月25日控诉会上，顾文选参会并成为重点发言者，他讲述了自己在肃反中的遭遇，据顾文选自述，他1949年参加革命，一直在杭州公安局工作。肃反中被以“污蔑打击领导、拉拢小集团、文艺思想反动”的罪名批斗和殴打，他还手保护自己，结果被指控为打人，关进监狱，被非法关押四个月。终因无法定罪被释放。他因此而丢了工作，幸而文化素质较高，在向科学进军的宽松环境中考取了北大西语系。顾文选的讲述绘声绘色，很有感染力。头一天在西语系54级会上发言的周铎也讲了自己的经历，他也曾在公安机关工作，并且也与顾文选一样在肃反中受害，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备受虐待。周铎在讲述自己遭遇时十分动情，声泪俱下。
那场控诉会听众很多，年轻的学子们很多没有经历过肃反，北大的肃反也规模较小，手段远没有公安局的严酷，因此，对顾文选和周铎的控诉，听众反应非常强烈。很多人震惊于艳阳天下的新社会，竟会有如此无法无天的事情！不少人因同情和悲愤而落泪。中文系54级的学生右派沈泽宜说：“两位同学控诉完毕会还没散，我转过身去，发现离我几排座位的中间部分坐着林昭，她的眼睛已经是红红的了。”[3]
沈泽宜回忆：两位同学控诉完毕，西语系系主任冯至先生手中拿着两位同学的控诉稿，“泪涔涔下，抬头对我们说：’同学们，我向你们保证，我是全国人大代表，我一定把这两份控诉书亲手交到毛主席手中！’他的话音被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所淹没。”[4]
顾文选的讲话记录，后来以《我的遭遇》为标题，发表在学生社团百花学社的刊物《广场》上。有14页。
办公楼控诉会在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也惊动了校领导。很多老学长都还记得那天是周六，当晚东操场放映电影，在电影放映前，江隆基副校长手拿扩音喇叭，向同学们讲话，他严厉指责了控诉会，他提醒学生“不要做超越整风范围的事情。”而第二天，江校长的讲话招来了一片反对声。
后来江隆基因反右不力黯然离开北大，又在兰州大学死于文革初的残酷迫害，北大的学子们回顾当年，很多人感到冤枉了江校长。江校长作为高级干部，应该是了解引蛇出洞政策的，或许他是看到学生们的控诉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境地，担心将来秋后算账时会有更多学子入彀，这才忍不住出来制止。笔者认同这种可能。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守土有责的党的干部，他应该也无法接受在自己所领导的北大，出现这样过激的“控诉”。
蒙难与遇难
后来的反右中，在控诉会上制造了全校影响的顾文选，毋庸置疑地成了极右分子。1957年，他以“反革命煽动”罪被捕入狱，判刑8年。
顾文选刑满后，仍然不能离开劳改农场，他没有结婚，父亲早逝，只有无依无靠的寡母。因此他无家可归，只能在农场就业。他判刑后，与他见过面的只有同在劳改农场的北大右派难友张元勋和黄继忠。
张元勋回忆，1966年夏收之季，顾文选与我俯躬挥镰于田间，骈行并进。操劳之间，他向我说：这样下去不行，得想个办法！次日中午，乘午休之一小时，他悄然走进我的狭室，其时室内蒸闷，人皆寻树荫田塍处午卧，唯我一人惜时苦读，他把一册精装原文版《双城记》递给我说：“留作纪念。”未再语，转身而去。次日适逢劳改队之休息日，其日“晚点”，唯顾文选未归。约两个月之后，有押来“劳动候审”者与我等共起居，久则渐厮熟，言于看守所见一重刑犯，传本自农场逃跑越境，引渡押回。我问其姓名，则答不知，只知代号321。问其形貌，则答：南方人，二十多岁。[5]张元勋很久后得知，此人就是外逃苏联被引渡回国的顾文选。
同在农场劳改的黄继忠，与顾文选有师生之谊。一天，顾文选来看望黄继忠，只简单说：我可能以后不能经常来看你了。[6]黄继忠没有想到，这是顾文选与他的最后诀别。
1970年2月，北京市所有机关、学校、工厂都收到了一份北京市军管会发布的《通知》，《通知》说：为了加强对一小撮反革命势力的专政，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进一步搞好首都革命秩序，最近再公审宣判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现将顾文选等五十五名罪犯的材料发给各单位，请各级革命委员会，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革命群众认真讨论，提出处理意见，速告市公法军管会。
在这张通知上，顾文选是五十五名罪犯之首犯，关于他的罪行是：现行反革命叛国犯顾文选，男，三十六岁，浙江省人，系反革命分子，北京市清河农场劳改就业人员，因反革命罪被判过刑……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经常散布反动言论，恶毒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刑满就业后多次策划叛国投敌，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十九日，偷越国境，叛国投敌，并出卖了我国重要情报，后被引渡回国。
这样的通知，实际上是一种专政力量的震慑，毫不知情的革命群众，只能拥护，岂能有任何异议。
1970年3月5日，顾文选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最后一个未改正的右派
1978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为右派分子落实政策的55号文件。北京大学根据文件精神，迅速成立了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右派的复查和改正工作。右派改正工作本着先易后难，先简单后复杂的原则，逐步推进。至1979年9月22日，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汇报工作情况时，全校所划715名右派中，695人已做结论，20人待定。在已做结论的695人中，有689人要改正，6人不改正，这6人是谭天荣、龙英华、刘奇弟、顾文选、贺永增、陈远[7]。
顾文选列在不改正的名单中。
在后来的几年中，总书记胡耀邦及相关领导机构尽力排除右派改正工作中“左”的干扰，督促这项工作在阻力中推进。北大作为当年反右重镇，右派数量多，情况很复杂，较其他单位改正工作难度更大。总体来说，北大党委对这项工作的态度是负责的。
至1986年2月，《北京大学纪事》中关于右派改正的记载如下：
校党委综合1957年反右斗争及落实中央55号文件精神，进行复查的情况。其中说，全校共划右派716人，教职员120人，学生596人。经过复查，原划右派予以改正的715人，并作出了复查结论。维持原划的1人。[8]
维持原划一人是谁，一直是个谜。北京大学数学系曾被打成右派的闫桂勋在《北京大学右派分子改正考》[9]一文中关注到这个问题，他说：这一人是谁呢？为什么没有改正呢？他在1957年的言行有多严重以至于不给他改正呢？遗憾的是《北大纪事》没有明说。闫桂勋认为：当年北大定的最大的几个右派如：谭天荣、陈奉孝、张元勋、王国乡、林昭等都改正了，不可能还有因57年的问题严重而维持原划的。他为右派改正的问题拜访过《北京大学纪事》的主编王学珍书记，他听“王学珍老说，只有1人逃往国外，不予复查”，因此他推测，“维持原划的1人”应为“因去国外不予复查1人”，也就是说，所谓“维持原划的1人”并不存在。
笔者在做调研搜集材料时在网上购得原北大人事处处长马树孚（1937—2016.5.2）于1987年1月至4月记录的工作笔记，其中的记载揭开了这一谜底。马树孚在参加1987年3月31日落实政策会议时记录：右派改正，全校715人，已改正的714人，（未改正者）顾文选，原西语系学生，因反革命罪，判8年，后又叛逃，66年偷越国境，被枪决。同一问题又见几天后的1987年4月3日第二次会议记录：顾文选，79年曾说维持原结论不变。右派改正应抓紧。马树孚当时已任人事处处长，参与落实政策工作，其工作笔记应有相当强的可信度。
从1979年9月到1987年，原来决定的不改正6人已经有5人获得改正，仅有顾文选仍维持原划，原因何在？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的叛国罪。
1979年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的汇报中关于顾文选是这样记载的：“顾文选，西语系调干生，原在公安部门工作，57年鸣放对肃反有攻击性言论，他在西语系组织一个控诉会，控诉肃反运动，在礼堂开几百人参加，气氛搞得很紧张，超过大鸣大放，造成了很大影响，后来在1966年左右逃到苏联，过了几个月，被苏联驱逐出来，公安局审讯，在苏联出卖了我情报，骂我们，没什么油水就把他推回来，后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叛国投敌产生了严重后果。证明了他57年对党是有仇恨的，根本立场是反党的，这个人不能改。”
叛国罪是右派改正中的一个敏感问题，沈元的所谓叛国并没有出境，只是进了使馆，没有出卖情报的可能，但也经历了留尾巴和去尾巴的两次改正。上述情况汇报中还提到逃港的物理系54级右派沈迪克，说对他的改正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偷渡叛国，要慎重。曾因谋划逃港而被判刑的生物系53级右派学生张强华回忆：他和一同判刑的逃港右派袁植芬是生物系中最晚被改正的右派学生，张强华也经历了两次改正，这应该也和“叛逃”罪名有关。外逃苏联成功的历史系学生右派雷光汉，改正经历更是一波三折，笔者将另文记述。
顾文选的“出卖情报”应该是子虚乌有的，一个在劳改中监禁多年的犯人何来情报可出卖？但这种莫须有的罪名也没有可能去证伪。顾文选在鸣放中的“控诉”本已在当时就轰动全校，把他后来的“叛国“与当年的”控诉“联系起来，就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对党有仇恨，根本立场是反党的“结论。
从马树孚的工作笔记中看，北大校方并没有遗忘放弃顾文选，根据《北京大学纪事》1987年10月13日的记载，右派改正立案715人全部结案，[10]这表明顾文选的错划案也于此时了结。虽然，结案并不等于改正，但是，根据马树孚工作笔记中所表明的校方态度，顾文选获得改正应该是有可能的。
笔者的师姐王友琴发表过文章记录顾文选之死，[11]她告诉笔者，顾文选的妹妹顾文菊曾联系她，告诉她公安局后来为顾文选平反，并给予补偿一万元。这是一个令人稍感安慰的信息，对于一个青春在监狱劳改中度过，文革中死于专政枪口之下，无室无家无后的不幸者，还有什么能补偿他所丧失的一切呢！
[1] 伏老：指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他于1957年4月15日至5月5日访问中国，并在5月5日来北大参观。
[2] 见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
[3][3] 见沈泽宜《北大，五一九——学生右派们是“怎样炼成的”》，天行健出版社，2010，第123页。
[4] 同上书，第123页。
[5] 见张元勋《北大，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10，第317~318页。
[6] 见丁抒《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纪实》
[7] 原稿在陈远之后注有：已自杀，西语系女教师，历史反革命，对肃反不满，同军统有关，策反我地下党员，有历史罪行。另：经笔者核实，“陈远”系“程远”之误。
[8] 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084页。
[9] 闫桂勋《北大右派分子改正考》，《炎黄春秋》2012年第7期，第53-56页。
[10] 见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2版，第1132页。笔者注：在《北京大学纪事》的记载中，北大右派总数出现了715~>716~>715的变化，对此笔者将另文说明。
[11] 王友琴《一个人的遭遇——顾文选之死》，2021，网址：https://ywang.uchicago.edu/history/GuWenXuan.htm（2024年5月4日阅）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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