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按：
段跃生于1958年，比我年长4岁。她曾供职共青团北京市委研究室、《中国青年杂志》社等机构。1997年告别体制，从事自由编辑和知识分子口述生命史采访整理工作。
那一年，《百年潮》杂志创刊，段跃以“自由编辑”的身份加入进来，我们成了同事。年龄相近，相雷同的经历，尤其是对于历史认知相通，我们交流比较多。后来，她和我相继离开了这家杂志社。她投身于知识分子口述生命史采访整理工作，尤其关注“托派”老人的口述。截止到2013年，共采访80岁以上普通知识分子28名，其中15位有托派经历。如今，他们在世者寥寥。中国的托派是历史上失踪的一族，因为有段跃，他们一个个重新在历史中现身。
段跃曾经跟我说：“对我来说，记录他们平凡、苦难、丰富的人生是一种责任，也是生命与生命间富有历史意味的交流。”我很敬佩她的执念；她为理想而努力的不懈也感染我。我陆续刊发过她的《托派老人刘平梅》、《“托派”王国龙》等文章，反响很大。
最近，接到她寄来的由她整理的《陈道同口述人生》一书，这是又一本与“托派”有关的老人口述。特摘录一节，以飨读者。
陈道同，名不见经传，即使在中国托派重要人物的回忆录中亦鲜有记述。但提及鲁迅《答托洛茨基派的信》，凡在六七十年代上过中学的人多有印象。陈道同，正是那位受到鲁迅“痛斥”的“托洛茨基派”——陈仲山 （本名：陈其昌）的儿子。
陈道同是我采访过的15位托派中唯一明确退出托派组织、又没有被称为叛徒的人。
在我与他的第一次通话中，他就明言：“我和托派的观点并不相同， 他们也不同意我。”我从这番话里察觉到了他的独立与尴尬，直到采访完成，经过十几年的时间磨砺，道同先生的人生轨迹依然脱不去我对他最初的这个印象：独立与尴尬。
（一）
我所感知的陈道同，并不是一个赋有政治天性的人，他对科学的兴 趣，对技术的悟性，对哲学的思辨能力都超过了政治。换句话说，他本该拥有一个远离政治的人生。然而，观其一生，他“跨过的门槛不算少”， 但政治的门槛，他却始终没能跨过去。
陈道同出生于1927年5月25日，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年份，“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一个多月；他去世的时间是2014年5月4日，“五四运动”纪念日。
陈道同（1927年5月25日—2014年5月4日）
在中国，这是一组政治涵义深重的日期，是陈道同个人无法选择的日期，其政治历史涵义填充在他命运的始终，注定了他的宿命——被政治所裹挟，被政治所诱惑，被政治所围困，被政治所不容。
（二）
细数陈道同的口述内容，政治对他的影响与其说源于那个时代，不如具体到他的家庭。父亲陈其昌正是在陈道同出生的那一年选择做职业革命者，并一条道走到底。
为什么说陈其昌所走的道路是他自觉的选择呢？只要返回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干革命”并非当时的社会主流。这个认识是我在摒弃教化、大量阅读民国史后形成的：1927年的中国社会在一阵血腥的屠杀之后，遂归于统一，渐入秩序，所谓民国黄金十年由此开端。不必说普通人的生活，即使在革命者和激进人士中亦有相当多的人在1927年后重新为自己定位，包括对国家前途的认识与路径选择。而陈道同的父亲陈其昌并没有把自己和家庭带入那个“黄金十年”的起点，他沉浸在屠杀和失败带给革命者的严重心理后果中，他无法从身边死去同志的血泊中跨到另一条路上，他要在自己无力左右的政治进程中继续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利，继续他的同伴们未竟的革命理想。
与父亲的自觉不同，陈道同是被父亲带入革命者阵营的。襁褓中的陈道同被母亲抱着逃难于京郊万花山，又逃到洛阳老家，母亲把他带到上海与父亲团聚时，他只有两岁多。他记得，上海郊外的住所有母亲挂在窗边的白毛巾，那是地下活动的暗号；他记得，父亲经常带着他和母亲走街串巷，联络同志、躲避特务追踪；他记得，放学后常到传达室取信或报纸，交给父亲，他成为父亲传递文件的一条安全通道……
直到1942年6月30日，平日慈祥的父亲被戴上手铐，由日本宪兵押送到家。陈道同经受了侵略者端着刺刀在家里搜查、殴打父亲的恐怖过程， 那一刻他从父亲的表情中读到了视死如归的含义。当父亲被枪押送出门时，“见我站在扶梯脚下，父亲弯下腰，对我说：‘以后跟着妈妈好好地过吧。'我一面‘噢'地应着，一面禁不住哭了起来。这是我一生很少几次哭泣中的一次。”
在陈道同15岁前的记忆中，家庭、父亲、亲情是与革命者的地下政治活动搅拌在一起，与紧张、恐怖、神秘的气氛搅拌在一起的，而父亲的被捕、牺牲将这些记忆神圣化了，崇尚革命的政治理念密密实实地铺在他人生的底色上。通过家庭，陈道同被革命活动所熏陶。
（三）
值得注意的是，15岁之前的陈道同还接受了另一种启蒙——西方现代文明，这来自殖民地的租界学校。在他童年记忆中，搬家是经常的事情，但每次，父亲都要尽量靠近优等学校，让子女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从1932年至1942年的十年中，陈道同就读的学校都是父亲精心挑选的，这些学校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几乎都是当时西方世界最先进的，是西式教育的典范：中山公立小学、英租界工部局第三临时小学、华童公学等，它们在当时的上海滩享有高品质教学的声誉。只有上海沦陷后的一段时间，陈道同在托派自己办的弄堂小学里读了不到一年；1940年读初中时，家里的经济已困难到交不起微薄学费的程度，他在父亲的鼓励下考取了专为贫寒学子设置的叔苹奖学金。据陈道同回忆，上述学校除强调个性自由外，对服装、礼仪、言行举止都有严格要求，一种完全“资产阶级化”的教育模式。
读过陈其昌在《青年界》、《东方杂志》等刊发过的文章，就不难理 解，陈道同父亲的思想开放且心向现代文明，他对中国文化旧礼教压抑和摧残人性、个性深恶痛绝，他对子女教育的立足点正是摆脱旧文化、寻求人的解放。而先进的西式教育恰恰与他的信仰，他的革命理想不谋而合。
不负父亲所望，在1932年到1942年的基础教育阶段，陈道同对知识产生了强烈的学习欲望，作为人的独立意志和理性精神得到开发和养育。
16岁的陈道同接替父亲入金源钱庄当学徒，担当起全家人的生活重任，但他不忘亚东图书馆汪孟邹先生的叮嘱：“念书成才不一定要靠学校。”离家时，他带走一本书，胡适之的《中国哲学史》上册。他回忆道：“那时候自己还是孩子，哲学里到底说些什么？不清楚。”“可能因为父亲是念哲学的，这本书又是父亲留下来的。”在当学徒最初的日子里，陈道同借着深夜昏暗的灯光从头到尾地读完了他人生的第一本哲学书。
30年代的陈其昌 全家照（陈道同提供）
不久陈道同在工余时间上夜校，先就读于华东文学专科学校，得到胡山源先生的指导；后在民治新闻专科学校学习中文；1947年，考入东吴大学法律系在职班。这期间，他比较多地接触了左翼文学和托洛茨基主义的基础理论。
1949年9月他辞去公职，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1951年北京大学毕 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深造，因1952年的被捕，研究生没有读完。单看学历，陈道同是大学毕业，实际上还有不到一年，他就研究生毕业了。在50年代初，陈道同是当然的高级知识分子。
（四）
因为父亲，陈道同与托派的关系自然天成。
父亲牺牲后，陈道同一家7口人生活艰难，同志们一方面从生活上关照他们，另一方面还要担负培育“烈士遗孤”的责任，身为长子的陈道同便成为这份关照与责任的直接受益者。
陈道同18岁那年，托派少数派领导人郑超麟为他单独开设英文课，半年后由王凡西接任。陈道同回忆：“所谓教授，就是读英文原著，并且大声朗读，在英文阅读的过程中向我传授托洛茨基主义，我先后读了英文版 《孤星血泪》，《悲惨世界》和《中国革命的悲剧》。”陈道同开始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启蒙。他在幼年耳濡目染的父辈的革命活动此时被抽象为文学和理论。
陈道同正式加入托派的年龄，19岁；时间，1946年初。他说，他和那个时代的青年人一样“凭着一股热情，或者说一种浪漫的幻想，认为工人阶级都是受压迫的，那么的苦难，最终要消灭反动阶级……”他说这是他当时的思想与托洛茨基主义最契合的地方。尽管他对“什么叫党？糊里糊涂的，把党看作一种普通社团，没觉得是一个人政治身份、政治生命的开始。"
我问：当时您是否知道托洛茨基主义是您父亲为之奋斗的？
他回答：“这是知道的。郑超麟在做我工作的时候也说，第一个，你 应该继承你父亲的遗愿；第二个要为父亲报仇，你父亲是这个组织的，他没完成的遗愿你要继承下来。”
“今天来看，我接受托派，一个是自己的父亲，另外一个是有些偶 像崇拜。因为我接受了郑超麟，他当时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看了他的回忆录，觉得他的一生那么丰富，年轻的时候到法国留学，留学的时候参加少年共产党，又到过莫斯科……我的一生要有那么丰富该多好啊。王凡西也吸引我，他一生坐过那么多次牢，也是从莫斯科回来，是那么有学问的人，一生经过那么壮烈的革命，干革命是多么轰轰烈烈的事。”
陈道同加入托派时，托派已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而平时对他和 家人多有帮助的郑超麟、王凡西、楼子春等人都是少数派，所以他就是当然的少数派，其实他对两派之间的纠葛并不清楚，也未参与。陈道同的主要活动是参加青年学生读书会，将内部刊物《新旗》分送报摊销售，他还“糊里糊涂地当了一段小组支部书记”，有一次第四国际的人来上海，王凡西让他以烈士遗孤的名义作陪。
与我采访过的其他青年托派不同，陈道同加入托派并没有经过足够的理论准备，按他自己的话说，“想当然，盲目”。他甚至记不清托派组织的名称，只记得一个名字，“中国共产党列宁派”。
（五）
1948年末，陈道同找到郑超麟，要求退出托派。他说，“我要退出 来，是不是要履行什么形式？”郑超麟回答：“没什么形式，我们这个组织就是糊里糊涂的，你参加托派时没什么形式，你退出，也是自由的。”
陈道同为何要主动退出？他在口述中讲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当时“我很想摆脱在钱庄做小职员的那种苦闷、压抑， 非常希望跟着学生运动一起走，”每当自己被裹挟在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时，总是热血沸腾、兴奋不已。然，托派身份牵累了他，他回忆：“那时候做托派工作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托派被说成是汉奸。”这类谣言一旦传开，无法申辩。因此，他不能公开亮出自己的托派身份，打出“不断革命论”的旗帜，托派组织也不允许他这样做，他几次跟郑超麟讲，“我们为什么不能提出与中共合作呢？大家为什么不能一起来搞宣传，搞革命？”郑超麟回答：“革命者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你要跟他合作，他不要你。”郑超麟还批评他说，“你在做中共学生运动的活动，我们都知道，你老早就跟着中共走了。老早就不是托派思想了。”陈道同回忆：“那段时间，我只觉得做人太难受了，压抑得很。我很想投入学生运动中，一亮出身份来，马上就孤立。”
第二件事，陈道同在学生社团中结识了几位中共地下党员，相互信 任，相处融洽，由于他们不知陈道同是托派，曾两次动员他到解放区参加革命队伍。较之托派朋友，陈道同说他在情感上与中共地下党员们更亲近。
第三件事，与陈道同住在一个宿舍的中共早期党员、托洛茨基主义 者何资深，发现他频繁接触中共方面的同学，提醒说：“你不能脚踩两条船，你要跟中共，就一门心思跟中共；你要跟托派，就一门心思跟托派。政治这个东西，你不可能一只脚踩托派的船，一只脚踩中共的船。你如果要跟托派走，也可以的，意思是还是可以为了革命打倒国民党政府，托派不一定就是一条死路。”陈道同听得出来，何资深是在暗示他留在托派里，但这个暗示没有对他产生效力，相反使他内心的倾向性更加明确，“我之所以退出托派，是在何资深这番话的刺激下。”
上述三件事，似乎说清了陈道同当时的个人处境。但我以为仅此还不够，需要进一步探访这三件事的历史背景：
1966年陈道同全家照。陈道同夫妇、母亲（一排中）及两个儿子
（陈道同之子陈跃宇提供）
1946年陈道同加入托派时，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和中国抗日战争刚刚 胜利，斯大林成为公认的胜利者；国共内战还没有开始；中共政治势力远远超过托派。为何陈道同在这个节骨眼没有选择中共而是托派？就时局而言，国共的胜负还没有定局；就个人而言，陈道同刚刚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思想启蒙，对父辈天然的认同感限制了他政治选择的视野。
至1947年下半年、1948年初，政治局势突变，中共一举推翻国民政府之大势初定。这对年轻的陈道同，至少产生过三方面的影响：
(1)托洛茨基主义在理论和道义上的优势被中共的节节胜利稀释， 各种新消息新事物从四面八方涌向陈道同，吸附着他的感官和思想，向他展示着新的参照系和可能性。
(2)对父辈的认同感受到挑战。在处于独立意识觉醒中的青年人， 挑战正是契机，藉此他可以重塑自我、为传承父辈的理想注入新意义。
(3)中共强大的宣传攻势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中成功地 转换为多数人共享的情绪，陈道同亦汇入这情绪的洪流，被激荡，被兴奋，被推动。
显然，个人和历史的两种处境在陈道同的命运中一拍即合，不容他有更多怀疑和反思，也不容他通过知识获得理性，选择行动。他的个人意志被社会潮流所裹挟。他并不清楚下一个浪潮是什么，自己会被裹挟到哪里去。
(六)
1947年，陈道同从金源钱庄辞职，托派长辈楼子春把他带到左翼青年演员阵营——文华影业公司。不久，他考入东吴大学在职班。和郑超麟谈了退出托派的想法后，他以为甩掉了精神包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轻松而畅快地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全身心汇入革命的洪流了。他和同龄人一样，热血沸腾，欢呼胜利，真以为胜利的旗帜中也有自己的一份汗水、热情和光荣。
短暂的喜悦后，他很快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的同学们，尤其具有中共地下党身份的同学纷纷调离，进入新政权，而他又变得形单影只，“有些被遗弃的味道。”他再次陷入迷茫。
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迷茫唤醒了他在基础教育阶段养成的理性特质，他意识到自己不能像从前那样被裹挟，盲目追随或放弃了，后面的路要自己来找。
“怎么走？托派是正式退出了，但托派理论到底错在哪里？并没有想清楚。要整理一下思想，找一个地方好好的念书，好好的研究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陈道同报考了北京大学，还报考了新华社，都被录取，他选择继续读书。
1949年9月，陈道同安排好母亲和弟、妹的生活，辞去公职，北上， 回到他的出生地北京。他回忆当时的激动心情，终于可以“告慰九泉下的父亲：儿子也堂皇地考进北京大学。”
按当时的学籍管理制度，陈道同在东吴大学法学专业的学籍可以和 北大的同一个专业衔接。所以陈道同一进北大就是法律系三年级学生。陈道同回忆，当时的法学，所学有限，因为“一解放就宣布废除旧法统，也就是蒋介石那套法律体系，叫《六法全书》，”“新法律体系还没建立起来，教授们只能跟着形势跑，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观念讲一些抽象的法律概念。"
不过，在第一个学年，陈道同还算实现了他最初的愿望，安安静静地 念书、思考。他上过芮沐先生的西方法学课，内容包括罗马法、欧美法、英美法和国际法；他在郭大力先生指导下通读《资本论》；又在贺麟、郑昕先生教授下读了黑格尔和康德的哲学著作；他听过吴啥讲土地法，王明讲新婚姻法，李立三做政治报告；还学习了俄文。那一年，陈道同非常满足。
第二学年开始，“政治学习一点点多起来，比例蛮大的，不能一天 到晚闷着头去读书了，政治学习必须得参加。小组里还建立了谈话制度，经常来找你谈，加上我自认为革命知识懂得不少，有点个人英雄主义，被谈话的次数更多了。”
1950年初，陈道同加入了共青团；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学校里大张旗鼓地动员参军，“如果不报名，就是政治表现不积极，报名吧，又不符合我的读书愿望，很难，不知该怎么做才好。”参军热潮刚过，他又被派到北京郊区参加土改工作队，到北京市第一监狱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等。这一年，陈道同读书和思考的时间完全被挤掉了。他的理性思考愿望受到来自政治运动的压抑，眼看着学校里的政治空气压倒了学术氛围，他开始怀疑日益行政化的大学教育。
1951年9月，北京大学毕业，陈道同面临继续留在学校还是到行政部门就业的选择。他再次选择了学校，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法权理论研究室”研究生班深造。他念念不忘最初的动机，希望完成在北京大学未了的愿望。
开学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写自传，先交代自己的问题”。在人 民大学这个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他被划入旧大学人员的圈子，他必须尽快适应政治上的另眼相待，适应与欧美教育不同的苏式教育。当然，他感受最多的还是更加猛烈的政治运动，托派经历加在他头上的压力越来越严重，他主动向组织说明了自己加入和退出托派的经过。好在他并没有立即遭到周围同事的歧视，大家还能够坐在一起平等地讨论问题，他天真地以为，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完全没有料到，一年半后，他的愿望彻底破灭。需要说明的是，“破 灭”只是我的个人判断，晚年的陈道同平静地看待他在人民大学的经历，并没有否定之：
“1951年24岁起，在中国人民大学，接受了一年半的斯大林主义的严 格训练，我至今仍认为：就'训练'一字的意义来说，它的方法在当时确是高效的。”
这段时间他在认知上有三个收获：
1）对群众运动产生怀疑。他观察到，所谓群众运动只能说是群众盲 目跟着领导走的运动，群众只能充当冲锋陷阵的角色。群众运动不能承担方向性作用。
2）对斯大林式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认知。他说，“我一辈子真正认识 马克思主义，有一些基础，就是在人民大学一年半时间学的东西。”“但这些都是斯大林体系，是斯大林主义的。” “我脑子里，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相比，我受影响最深的还是斯大林主义”。“我对自己思想的评估是半斯半托，这是从信仰上，即宗教意义上来说的。”
3）认识到“所谓信仰并不是个人的自由行为。首先得把自己改造成 一个够资格有这样信仰的人。原因是：马列的思想，由学说上升为主义之后，也就由个人的学说上升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什么是意识形态？我至今仍弄不明白，猜想它是一种由社会集体意识积淀而成的，并且具有相当稳定的形态；要使自己的意识进入这个形态中，首要的任务当然是思想改造了。”所以，在以后的30年中，陈道同称自己一直都在自觉地改造思想，“有时叫做自我改造，有时又叫做强迫改造。改造有没有结果？不好说，这不是自我可以定位的。”
整理完道同老人的这段口述，我似醒悟：“半托半斯”不正是陈道同 人生那层尴尬的底色？
（七）
1952年12月23日，陈道同被捕了。
陈道同回忆：那天中午饭后，他被叫到办公室，告知去参加一个学 习班，他等了一会儿，来的是个穿军服的人。“那个人拿出来一个东西要读，是逮捕证，吕科长说，别念了，就放在这里吧。”走出门时，一辆吉普车正候着，同宿舍的人把他的铺盖也给卷来了，见他出来，铺盖卷被塞进车，“同宿舍的人都很熟，但那一刻他们用眼睛瞪着我，很凶的样子。要知道，那个时代对反革命分子是很仇恨的。我被叫上车，坐在后座，穿军服的人要给我戴手铐，吕科长说，别戴了。”他被送到草岚子胡同的监狱，当天晚上就被提审。他坐在审讯室那一刻，哭了。
“太冤屈了，真想不到我会被捕。”自认为是革命的接班人，一下子 成了反革命，成为人民的敌人，扔进监狱，无论如何都“和自己对自己的认识差距太远了。”
一年后陈道同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判决书是这样写的：
“被告陈道同解放前参加以匪首郑超麟、王凡西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列宁派,犯有以下反革命罪行：第一条，担任上海地委委员、支部书记。第二条，编印《新旗》、《笔谈汇编》等等。第三条，参与第四国际代表来华商讨在中国大陆进行反革命活动。第四条，在大学散布刊物，破坏学生的革命运动，等等。结论：被告在解放前所犯的这些罪行，被捕前曾向政府交待，被捕后有悔过表现，因此从宽判处有期徒刑4年，刑期从1952年 12月23日起算。“
落款是军法处，签名是军事法院院长王斐然。
陈道同认罪了。
他回忆：那时，“只要你承认是反革命，就算了，也不把你怎么样， 就叫认罪（服）伏法了。”
陈道同解释道：“被捕前已经过三年多解放后的生活，形成两类基 本观念：一个，一切相信组织，听组织处理，尤其入团以后，更是这个观点，意思是，不管怎么样，组织需要把你抓起来，你也得服从。另一个观念，就是看问题要提到原则上去看，不能在表面上就事论事，也就是‘无限上纲'，什么东西都要拿到‘纲'上去看，一些很小的事，几次上纲以后，就大了。顺着这样两个思路，首先要判断你是站在什么立场，是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实际上革命的利益，也就是中共的利益，如果有偏差，你这个反革命是逃不掉的。”陈道同经过苦思冥想后，“最终到达：自己是客观上起到了反革命的作用。”
时隔三十多年，陈道同承认，所谓认罪并不那么真诚，“暗地里自己 另有一个判断——托派不是反革命！
陈道同入狱时不到25岁，狱中四年，耗费了他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
（八）
1956年底出狱时，陈道同即将30岁。他以托派反革命、劳改犯的身份开始新的生活。新生活的起点是不光彩的，远不如父亲牺牲后辍学当学徒来得豪迈。他必须从社会的最底层开始。这不仅意味着低等级的生存质量，还有严重的社会歧视，较之学生运动时的被遗弃感，更为残酷。他说，那时的自己堪称新中国名副其实的“弃民”。
1957年底，陈道同在母亲的安排下与纺织女工叶琴娣结婚，幸好他从妻子那里得到了质朴而持久的关爱，陈道同说，妻子是他厄运中的一颗福星。
陈道同和妻子叶琴娣与段跃，2006年在自家小区上海漕 宝路1555弄桃花园
他经过了无业、流浪，在建筑工地上当小工、钢筋工、材料核算员；经受了歧视、非难和侮辱，挣扎地苟活。和被监禁27年与世隔绝的托派不同，陈道同所要经受的是来自生活和社会全方位的煎熬。令我惊奇的是，陈道同说起出狱后经历的种种磨难，文革的冲击，他胞弟的含冤而亡…… 平静淡然。相反，他津津乐道于那些一点一滴的努力，兄弟、师长、朋友 的帮助，妻儿的理解，他如何慢慢地积累建立起平凡的生活，丰富的情趣。至1987年退休前，他竟靠着业绩获得建筑业工程师职称。
这是陈道同在受难中始终保持进取所得。
所谓进取，不是政治的，而是人格的；不是附庸的，而是独立的；不是世俗的，其间浸润着自我救赎的宗教感。事实上，不论国家、政府、党是否给予他公正的评价，从个体价值取向上看，“托匪反革命”身份在陈道同不懈的进取中已经终结！他所等待的，还有历史的审判。他说：“让历史来审判，审判什么？实际上就是政治事件的成本，任何一个政治事件都要花成本的，这个成本现在不知道，到时候历史来给你算，给你记账。” 而“事件的后果，就是成本。让历史来审判，就是给历史后果结账，是亏了，还是赚了。”
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历史账可分公、私两笔，在陈道同看来，他用一生结了私账；公账，还没有结。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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