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央女士是李/锐的女儿（下文简称“李”），而锐老是老作者、顾问。有了这层关系，一些朋友以为，我应该跟她很熟。昨天，年轻学者樊建政致电我谈到她，仍想当然地认为如此。
其实，除了李来杂志社办事遇上，或者到锐老家里碰上，我和她就是打个招呼的礼貌，没有任何交谈、交往。这原因在我，是我对她敬而畏之再远之的结果。
为何要敬、要畏、要远，是因为读了她写的那篇《我有这样一个母亲》（下文简称“母亲”）。
读“母亲”有感
我记忆中，第一次读到“母亲”一文，还是锐老复印分送到杂志社的，他似乎很欣赏此文。杂志社有人欣赏，提议也刊登一下，因意见不统一而作罢。后来，《书屋》全文刊登，还引起一些轰动。
当时，我读了“母亲”一文后，感觉很不好。
第一，一个女儿，这样写自己的母亲，其中还涉及到母亲婚外情之类的隐私。在我看来，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个女儿对母亲应该做的事。
第二，母亲1950年代初做甲状腺切除手术，被错误地切掉十分之九，从亢进变成机能低下，只好一辈子靠吃人造甲状腺素维持身体，“她的精神似乎也自此垮掉”；不仅如此，母亲后来有很重的“风湿性关节炎”，还做过“胆囊切除术”。总之，这是一个浑身是病的母亲。
不过，就是这样一个多病的母亲，还是独自把包括作者在内的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心平气和地想一下，在那个生活匮乏、运动不断的时代，这该有多不易啊。
第三，作者立意是母亲的恶，写得淋漓尽致。但是，如果作者要写母亲的善，别的我不知道，但就她文中提到的几个场景稍微渲染一下，就会让读者觉得这是一个好母亲。
这几个场景是（以2002年上海文艺版为例）：第一，少儿时期母亲付出昂贵的学费让她学钢琴（35页）；第二，1960年困难时期，母亲在京买到一整箱高价饼干寄给北大荒的丈夫（21页）；第三，母亲在干校劳动时，把能在小卖部买到的东西都寄给在陕西三线的她（23页）。
在我看来，母亲是恶还是善，关键要看作者的立意，我对李就由敬而畏而远了——能这样写文章的女生能不让人畏惧吗。所以，我跟她就只有出于礼貌点个头、打个招呼了。大概是2015年春天的一天，老杨（继绳）跟我说，李来了，中午咱们到“上海人家”吃个饭吧，我当时就拒绝了。
顺带说一句，当年我对锐老这么郑重其事地推荐这篇文章也很不理解，连带着也让我对这位老人也敬而远之。这么多年来，我见过他多次，但从未单独找过他；无论是他的米寿还是颐寿等，我都未为他写过文字。当然，为他“捉刀”的文章有一两篇，但那是为杂志，是职务行为。
2016年4月，锐老百岁，11日由我主持，杂志社给老人家过了一个生日，李也来了。我估计，可能就是在这次生日宴会上，她才把我和“徐庆全”连在一起的，此前应该知名不知人的。
离职后，我本以为不会和李再有啥交集，没想到，我在她眼里竟然还挺重要的，她还记得我。2018年10月，在她的《炎/黄的遗憾》（下文简称“遗憾”）一文中，我成了她的靶子。
背着我的“遗憾”
2018年10月8日，原副总编辑王彦君致电我，问我李有没有把“遗憾”送给我征求意见。我说，不知道她写过这个，也没有联系过我。彦君说：你怎么得罪过她，她可把你丑化了个够，似乎主要攻击你一个人啊。我传给你看看吧。
我说：我不看，人家不征求我的意见，我看啥？再说，她又没在杂志社工作过，知道的也不多，总不至于骂街吧。所以，我不看。此其一。其二，我好像也没有得罪过她啊。如果说对她只是点头而没有哈腰算是得罪的话，那是有的。其三，她岁数大，自认身份也高，把我列为攻击、丑化对象，那应该是她看得起我啊。
10月12日早上，老杨又给我打电话，专门说“遗憾”一文，并说，已经传到我邮箱了，让我一定看看。她马上就定稿了，再不看就来不及了，声音都很急促。
老杨说：第一，我劝她，不要写这样的文章，劝不住。第二，她文中提到你，还提到了杂志社其他人，我要她分别传给你们征求意见。她说别人可以传，但不传你。我觉得应该让你看到。你有什么意见，我可以替你转达。
老杨是个非常认真的人，也是少见的表里如一的正直人。他不但传来李的稿子，还把他和李往来邮件也发给了我。
写信澄清事实
读了“遗憾”后，我也没有多大恼怒，文中关于我的一些事情，多半是丁东的口述。
按照李的叙述，2016年4月10日，丁东找她谈件“要紧事”——要李去请锐老出面，阻止我当总编辑。为什么这么急？是因为第二天我们要给锐老祝寿，丁东担心不谈就来不及了。这样，4月11日上午，丁东就来到锐老家。“遗憾”引用的丁东的回忆，都是来自这次谈话。
丁东比我大一轮，我们认识时间比较长，又一起工作过。虽然有工作上的争论，但我一直很敬重他。丁研究历史，他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我们好对话；而李不是，所以我没必要和她对话。因此，我当即给丁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遗憾”一文，其中一段引用了您的回忆，涉及到我。容我把这一段拷贝如下：
……一次是因为刊出“新春座谈会”的稿子，一次是登了一篇对比对胡/耀/邦三次评价的稿子。这两篇稿子事前艺研院都不让发，社委会和编辑们讨论后同意先不发，徐庆全却自作主张硬发了。经济损失是小事，这样跟艺研院硬顶着干风险太大，“炎/黄”今后的命运堪忧。何方已经向杜/导/正力主请回吴思，杜老答应了由何/方出面做“将相和”安排，说自己愿意当面对吴思“负荆请罪”。这个意向被徐庆全听说了，在“炎/黄”的会上跟杜老拍了桌子，一定要当总编辑，否则和杜老摊牌。
丁东说：“大家都是为了理念的追求来到‘炎/黄’，徐庆全这样，算是怎么一回事？”可是说不清为什么，杜老现在准备满足徐庆全的要求。
一、这一段有三处说到了我。第一处说我“自作主张硬发”稿；第二处说我“跟杜老拍了桌子”；第三处说大家都是为了理念来炎/黄，我“算是怎么回事”，言外之意就是我和大家是不一样了。
第三处是虚的东西，您说我没有理念我硬说自己有理念，您作为我尊敬的兄长，我不好和您争论；况且，您这样说也是从上述两处得出的结论。所以，我只说第一处和第二处。
二、第一处，您说的是两篇稿子……，实际上，这两篇稿子都没有发表过！实际上，第四期还是您的“执行主编”。可见，人的记忆有多么的不可靠。
接着，我根据工作笔记，详细叙述了这两篇文章没有发表的过程，此处不赘。接着引信中的内容：
三、第二处，我和杜老拍桌子的问题，而且还是在“炎/黄的会上”。
1、既然是在炎/黄的会上，想必您我都在场，其他同人也应该在场。那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举动了。我的脾气是不好，但应有的教养还是有的，不要说杜老是我尊敬的老老前辈，即使您这样的兄长，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您是否可以具体一点说说，譬如哪天、哪次会议上我这样做了，帮我回忆也帮同人们回忆，也帮杜老回忆。
2、您、何/方老，包括李大姐等希望吴思兄回到杂志社，这一点，我们意见并没有分歧，而且，我做的比您还要早。谓予不信，请让我引用我给“吴思并社委会”的两封信给您。这两封信当年都是发给社委会的，大家也都看到的，吴思兄手上也有（如果您需要全文，我也可以传给您）。
这两封信内容较长，这里从略，接着引我的信：
四、您和我都是做历史研究的，而且您成绩斐然，我一向敬佩。跟您比，我算是后学。我对我做历史研究有八个字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自己给自己惕然的“座右铭”，即“只讲事实，不讲道理”。我的这封信，也是按这八个字的要求写下的。
五、锐老是我刊的顾问，但我除了因开会和老人家见面，从无一次单独拜访。李大姐我只是在编辑部见过面，点过头，更无任何往来。您和她非常熟悉的。所以，想拜托您转告几句话：
1、我赞成您的文章发表，这是您应有的权利。
2、历史就是拼图，每个人的角度不同，拼起来就可以展现全貌，您的文章也是一张图，客观上来说，对于写好这部历史有帮助。我就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譬如丁东兄4月11日和您的谈话。
3、依然按照“只讲事实，不讲道理”的原则，我从涉及到我的事实上提出点小意见：
第一，有一段引用吴思兄的叙述：“结果杨继绳在会上谈到我是宋江，要架空晁盖，徐庆全接茬说索性敞开谈，专门讨论一下吴思的宋江架空晁盖问题。”我并没有“专门讨论”之类的话，很多人有这次会议的录音，我也有；况且网上也公布了录音。不赘述。
第二、“我听不止一个人说过，徐庆全很会讨杜老的喜欢，为杜老出九十大寿画册，办寿宴。”我尊重杜老，追随杜老，是感念他办了这份刊物，感恩他提携了我的成长，说讨他喜欢也没啥。我想说的是，给杜老祝寿，是社委会的决定，是吴思代表杂志社作为主持人主持的祝寿会；画册是我编的，也是社委会讨论通过的。
第三、“而是留住吴思（他是绝对不会像后来的实际“一把手”徐庆全那样，在危机来临时不见了身影）”。危机来临时我一直在第一线主持各种应对。质疑我的能力不及吴思兄，这没什么，但我的确做到了问心无愧。
六、我还想说两条：
1、我只是拜托您转给李大姐，您不转也没关系；您若转了，李大姐改与不改，也没有关系，那是她的权利，我不能也不应该要求她。
2、对于您说的话涉及到我的，我想您会尊重事实的，毕竟我们都是做历史研究的嘛。这一点我不担心。当然，若您愿意给我回复，我会受宠若惊。
信中“第五条”，是我委托丁转给李的话。因为“遗憾”一文中，还有好几处涉及到我，但不是丁口述的。我想，既然给丁写信，就一并委托他把我的意见转达给她就好了，不必再通过老杨了。
丁的回信
第二天即10月13日，丁即给我回信。他信中说：“……她曾在10月9日发给我征求意见。我当天即回了她三封信”，并罗列了这三次回信，其中后两次与我有关。在第二封信中，他对李说：
以下这段话也与事实不符：
“一次是因为刊出“新春座谈会”的稿子，……徐庆全却自作主张硬发了。”
座谈会的稿子是艺术研究院不让发，徐庆全没有硬发，后一篇徐想发，没发成，社委会并没讨论过。你的日记恐怕是在当天和别人说了很多事以后追记的，头绪多，记不准也难免，但一旦形成文章公布出来，与事实有明显出入就不好了。
第三封信他指出：
“这个意向被徐庆全听说了，……否则和杜老摊牌。”
这句也有问题，徐没有在炎/黄的会上向杜老要总编辑，我听老冯说，他是私下找杜谈的。
细节误差太多，公布出去会很麻烦。
14日，我给丁回信，我专门写了一句：“您的一句‘治史要追求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都让我感动，‘吾道不孤’矣！”
李的改稿
2018年10月16日《记忆》236期，刊登了李的“遗憾”一文。关于4月11日丁东与她的谈话，是这样改的：
徐庆全要上的稿子，艺研院一定要撤下。经济损失是小事，这样跟艺研院硬干风险太大，何方已经力主杜/导/正请回吴思，杜老答应了由何方出面做“将相和”安排，说自己愿意当面对吴思“负荆请罪”。徐庆全听到了这个消息，对杜老说，他一定要当总编辑，否则和杜老摊牌。杜老现在准备满足徐庆全的要求。丁东说：“大家都是为了理念的追求来到‘炎/黄’，你跟你父亲说说，李老德高望重，请他出面再跟杜/导/正谈谈。徐庆全当总编，‘炎/黄’今后的命运堪忧。”
意思是一样的，只是口气改弱了点，但事实依然是错的。看来，丁东的“治史要追求事实，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共识”，在她那儿很难有“共识”。
我成了“卧底”
前边说过，老杨读到“遗憾”一文时，要求她给涉及到的人看看。他在给她的邮件中说：
为了事实无误，建议你发给其他炎/黄人看一看，……、徐庆全。你引了小王这么多话，应当给他看一看，你指徐这么多事，也应当给他看一看。文章总是要公开的，发表前让相关人看一看可以更准确。
不料。对于别人，李允诺，但对于我，她一口回绝：
对徐我已经有极大的保留，听到的那些厉害的话我都没用。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也不想知道，更不想让他知道我的信箱。我在加拿大听朋友说徐庆全出了炎/黄就自己开了网站，那个网站一直平安无事，很多人怀疑他根本就是“卧底”。你最好也小心点儿他。文章发出后反正他能看得，他又有自己的网站，发表文章很方便。
我看了以后就乐了，李就是这么靠“听”写文章的。她作为外人插手与自己无关的事情的蛮横，还可以理解为“公主病”，但轻松地给我加个“卧底”罪名，就不是蛮横了，是她的思维定势而来的。而这套思维定势就是她成长过程中、不断运动中整人的那套逻辑的印记。我乐就乐这儿。
乐过后，我给彦君电话。我说：
你不是很困惑李为什么要踩乎我吗？为什么要把我写成一个大坏蛋吗？因为没有我这个大坏蛋，她的文章就失去了立意。
在给老杨的邮件说，她写“遗憾”一文，立志要从体制上解剖杂志社“游戏规则的缺失”。她所说的“缺失”是什么呢，就是杜老的“专/断”啊，杜追求民主，却陷入专/断，全文就是这样一个主题。你说她的文章立意有多高尚啊。为了这个看似高尚的目标，她就可以不择手段了。为了证明杜老的错，我就有幸成为这个靶子。我给你数算一下她的思维逻辑：
首先，为了确定我就是个坏蛋，先罗织道听途说的事实，然后加以夸大，甚至不惜让丁东这样的学者替她背锅，还拒绝给我看。这一切的用意就是，先给我定了罪再说呗。
其次，知情者如老杨，如丁东，指出她捏造事实的问题，她不得不笔下留情，但心有不甘，就借助子虚乌有的“很多人”之口，让我成为有关方面的“卧底”。既然是“卧底”，就是你死我活没有中间地带了，就要人人喊打，老杨你为啥还替他说话？丁东你就不要在具体事实上较真了。
这套叙事逻辑，彦君兄你是不是很熟悉？这还是表面的，还有深一层次的，这套叙事逻辑还暗含着一个杜老“晚年”的问题。毛晚年选接班人，不管是林（彪）还是王（洪/文），都是混蛋。杜老的“晚年”也如此。他让我接班当总编辑，那我就必须是坏蛋啊；如若我是好人的话，怎么衬托出杜老“晚年”的错误呢。
我把彦君说的没插话的空，不过，他倒很赞成我的分析。
欠我一个道歉
李给我一个你死我活的“卧底”定性，是借“很多人”之口而来的。这是既往运动中最常见的罗织手段。假若你具体说那一个人的揭发，还可以查证；你借众人之口来说，如何查证啊？所以，她很熟悉这种套路，随手就用上了。一般说来，这种“很多人”之口，最终都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给挂起来的。总之，冤枉你没商量。
李定我“卧底”的理由是：我“开了网站，那个网站一直平安无事”。
这里，她都没有搞懂，她所谓的“网站”，不是“网站”，就是我的“八十年代”微信公众号。
“八十年代”开设于2015年3月，那时杂志还在，我也还在职呢。“八十年代”公号运行了五年，粉丝达到6万左右，2021年1月被关闭。此后，我开设了“徐庆全和八十年代”，不到半年又被关闭，现在运营的“徐庆全与八十年代”是第三个。
李说，“很多人”从我的“八十年代”公号“一直平安无事”来断定我是“卧底”。可是，2021年1月，“八十年代”公号被封闭了，这个立论的证据已经不在了，不知她怎么想？她所说的那“许多人”，包括她在内，是不是欠我一个道歉呢？
幼儿园的叙事逻辑
2018年10月，读到“遗憾”一文，我就想到20年前的1998年读她的“母亲”。去年，我又读到她写的《我有这样一个继母》（下文简称“继母”），不免感叹，时光在走，但她的写作手法却一点都没有变化，还是幼儿园的叙事逻辑：要么是好人，要么是坏人。她笔下的人是恶还是善，全凭她需要。
“母亲”不说了，“遗憾”也不说了，就说说“继母”吧。
在写于1990年代中期的“母亲”一文里，李笔下的“继母”，是“玉珍妈妈”，着墨不多，但就是随笔流出的几条，读来都满满的温馨。我还以2002年的版本来举例：
▲同爸爸1979年结婚的也是老干部的玉珍妈妈，对阿姨就像自家的老人。自己干的活比阿姨还多。1988年阿姨觉得自己干不动了，执意要回河南老家。我1994年第一次回国探亲，玉珍妈妈还特意把阿姨接到北京住了好长一段时间。阿姨说她没有想到自己的晚年会这么好。（14页）
——这是说玉珍妈妈的厚道。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的继母玉珍妈妈），姥姥，姥爷（孩子对我的姨和姨父的称呼）都爱她，呵护她（指李的女儿忙忙）。（18页）
——这是说玉珍妈妈对自己孩子很好，她和孩子都认这个外婆。
▲我爸的衣服都是玉珍妈妈洗，饭也是玉珍妈妈和她（指阿姨）一起做。（131页）
——这是说玉珍妈妈对爸爸照顾的好。
▲书中还收录了李普赞美张玉珍的话：
……妻子张玉珍十分贤惠，她曾经是个“小八路”，来自出美女的陕西米脂，那地方果然名不虚传，她年轻的时候必定很漂亮。“文革”中她非常厌恶江//青那一套，凭她出身于贫农家庭的身份，她在建设部尽力保护老干部。她一心关注李//锐，照顾他无微不至，使他能全心全意思考大事，著书立说。她早年当过护士成老年人的医疗保健很内行,更是李//锐的福气。（178页）
——这虽然是李普的，但是如果李当年不赞同的话，是不会收到她这本书里的。
总之，那个时候，玉珍妈妈是个上品好妈妈。但是，在“继母”文中，玉珍妈妈只剩玉珍没有妈妈了。张玉珍道德败坏，张玉珍是党的“政委”，等等，“继母”比“母亲”更加十恶不赦。
我有时候常常想，李的“母亲”和“继母”，一个比一个坏，是她人真不幸，还是她做人出了问题？
锐老住院期间，我和延滨、元元夫妇等朋友去看过几次。每次都如此：从医院出来后再去看张阿姨，我喜欢张阿姨如我母亲般的慈祥。
锐老去世后，有媒体采访我，我说，锐老高寿，与他娶了张阿姨有极大的关系。我把2002年版的“母亲”一书拿出来，专门把上引李普的那段话读给记者听。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张阿姨的形象。
当作一个现象来研究
这几年，李写了很多文章，也有很多视频讲座和自媒体影像，我这个“卧底”不上外网，只要朋友传给我的，我都陆陆续续地看。除了有时候“我是××的女儿”那句开场白让我反感外，其他的倒也还好。她的有些作为，我还是比较钦佩的；她的有些观点，也跟我相当一致。
但是，她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她坚持批判给她成长过程中留下深刻印记的体制，另一方面又不自觉地按照这一体制给她留下的思维定势来叙事。这个要体谅她，因为除此之外她没有别的叙事逻辑。
其实，不仅是李，我接触到的和她年龄相当的有些人也如此；比她年龄小的（我比她也小一轮），如我之类也应包括在内（我在这套叙事逻辑中挣扎了半辈子了）。我们要极力挣扎着脱离那种成长过程中的思维定势，却不自觉地又陷入这套叙事逻辑而不能自拔，导致左右手互博。用那句我这个年龄都能明白的老话来说就是，我们拿起的是“批判的武器”，最后干的是却是“武器的批判”。所以，我们（包括我）的形象有时候又很龌龊，王朔的语言是：孔雀开屏是美丽的，可转过身就是屁眼。
这种现象，只能寄希望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来研究了。
（2024年6月19日；2024年6月25日修订）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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