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12日，周巍峙老人告别人世，享年98岁。一晃，今天就是他十周年的祭日了。
我时常能想起这位老人。十年前，我们本来要给老人家操办百岁诞辰，但刚动议不久，就接到了他去世的消息，心中觉得特别遗憾，甚至是亏欠。
2014年，给周老举行百岁诞辰的提议，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顾骧老师。这年6月，顾骧给我电话说：我们在操办周老百岁庆生仪式。周老生于1916年，传统的习惯是“逢九庆十”，明年就是老人家的百岁华诞。顾骧还说，他写了一篇文章《百岁巍峙》要给我。你和老人家熟悉，也应该写。那时，我恰好和周扬的女儿周密在威海。我们相约，回京后和顾骧一起去看老人家。不期然，得到的竟然是老人家去世的消息！
（周巍峙在工作，徐庆全拍）
1996年，周巍峙80初度时，他写了一首自嘲诗：“来自贫寒户，混迹文苑中，奔忙六十载，一个打杂工。” 从1934年参加左翼运动后，他从事的“工种”，专业上是词曲作家；非专业的是文艺界领导人：从抗日时期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到内战时期的华北人民政府文委委员及戏音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到1949年后的文化部代部长、党组书记，一生没有离开文艺界。就在他自嘲自己“奔忙六十载”时，他又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从那时开始，他又奔忙了近20年，直到生命终点。
专业作曲家
说周巍峙是专业作曲家，很多人大概不知道，但说他起那首著名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很多人都知道。像我这样年龄的人，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旋律，融入当年革命语境的。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大厅里，这首歌和《八路军进行曲》《新四军进行曲》《解放军进行曲》并称四大军歌，并被镌刻。
1996年，在周老80初度后不久，我去采访他。我第一个问题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是怎么写出来的？”他告诉我，创作嘛，就是靠的灵感，其实就是半个小时写出来的。
那是1950年11月一天，任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的周老，在艺术局局长田汉那里开会。此时，朝鲜战争已经引起世界的关注，中国军队以“人民志愿军”的身份参加作战。国内各界，都在关注着这场战争，周老当然不例外。他到田汉家后，顺手拿起当天《人民日报》，看到一位随军记者麻扶摇写的《出征誓词》，立刻被词中豪迈气概所感染。“这样，我就边开着会，边在腿上敲打着节拍，不到半小时把旋律敲打出来”。一首经典乐曲就此谱成，就这么简单。
周老又强调说：“创作靠灵感。”他又说起了他的另一首歌曲的创作，即在1979年到1980年代初期广为传唱的《十里长街送总理》。周老和周恩来总理交往很深。周老说：按周总理的说法，文艺界有三周：老周，是指周恩来，大周是指周扬，小周是指我。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他很悲伤，也是用很短的时间创作了《十里长街送总理》
时代成就的作曲家
周巍峙原名周良骥，出身贫寒，因仇视社会的黑暗改“良骥”为“巍峙”，意为与黑暗势力“巍然对峙”。在1930年代的上海，周巍峙协助戈公振、李公朴、邹韬奋、陶行知等爱国人士从事进步出版工作，并担任李公朴的秘书。他积极参与群众救亡运动，是上海救亡歌咏运动的先行者和组织者之一。
“开始，我是追随着音乐家吕骥、冼星海等人一起来组织救亡歌咏运动的。”周老说。到了1936年，周老自己发起组织“新生合唱团”，不但领着大家练唱抗日救亡歌曲，还请冼星海、贺绿汀、塞克、沙梅等名家给队员们讲课。新生合唱团一直坚持在大陆商场活动，传播抗日救亡歌曲，推进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后来他们中有的成了新四军，还有的去了延安。
（周巍峙和夫人王昆）
在这一过程中，20岁的周巍峙感觉到，爱国的歌者是多么需要一本大家都爱唱的歌集。他对李公朴谈到了这种情况，李鼓励他说：“我赞成你好好收集材料，编辑一本救亡歌曲集，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让全国大众都怒吼起来，这对于推动救亡运动，有多大意义啊！”
1936年7月，在李公朴和孙师毅先生的大力支持下，周老编印的第一本全部是抗日救亡歌曲的集子由读书生活出版社出版，取名《中国呼声集》，由李公朴作序。李公朴在序里写道：“周君对于音乐极有兴趣，在业余时间，研究乐理和声乐，近来正在尝试作曲，他的一些音乐上的知识，完全是一点一滴地从自修中得来的。他编选这本歌集的时候，不但重视歌词的意识，同时，对于各曲的旋律，也曾加以研究，而在可能范围内，也曾把少数歌曲很慎重地修改了一部分。至于一般歌曲集里所发现的写谱方面的错误也完全改正了，为了便利大众能读简谱，他又很通俗地把一些最普通的法则写了出来，使人一读就懂，所以这本中国呼声集，无论在内容形式都是目前比较完备的一种，也是救亡运动高涨的时候，极端需要的一册大众歌唱的必备书。”
在《编者的话》中，他写道：“这儿有的是：雄狮醒觉后的怒吼，挣扭锁枷时的长啸。在这些呼声里，被压迫的大众已一致地喊出自己的要求了：大众要抗敌，要除奸，要求中华民族的自由和解放；大众绝对不愿做奴隶，不愿做亡国奴。” “我希望全国的人们，都能唱这些雄壮的歌曲，会唱的人都去教别人，把这些吼声传布到每一个极小的角落里去，使全国大众的精神奋发起来，使救亡意识在怒吼声中坚强起来，统一起来：这就是我编选这本歌集的最大的希望了”
《中国呼声集》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一时，成为中国众多大大小小专业合唱团和业余合唱团必备的教材。有的合唱团甚至人手一册，团员们视为宝贝。没有歌本的，就借书手抄或刻蜡板油印。读书生活出版社先后印刷了两版，共三万册，全部销售一空，仍供不应求。
1937年4月，周老又将这本书重新编辑，以《民族的呼声》再版。书中收录了他创作的10首抗战歌曲。其中《上起刺刀来》这首歌，在当年传唱广泛。
“上起刺刀来，弟兄们散开！这是我们的国土，我们不挂免战牌！”
谈到那一段峥嵘岁月，周老神往，歌曲也是随口唱出来，那节奏，那精神劲，根本看不出是80岁的老人。
从上海奔赴延安，接着又奔赴抗日前线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周老创作了大量为群众喜闻乐唱的歌曲，一直到内战胜利。“1949年后，创作明显少了，主持创作的事情多了。”他谈到在1964年主持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演出的经历，谈到了1984年主持第二部大型革命音乐舞蹈史诗《中国革命之歌》的创作情况。
以周巍峙的音乐才华和悟性，他本应成为一名专业作曲家，写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可是组织要他做文化行政领导工作，繁忙的事务使他无暇在音乐创作方面深入发展。一位老同志祝贺周巍峙80岁生日说：“如果巍峙同志仅仅是一位作曲家，也是位富有成就，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国当代作曲家……但是，他毕生的主要精力并不倾注在作曲上。随着时代的需要，他做了许许多多的大好事。”
为周扬鸣不平
我认识周老，是从采访周扬开始。
第一次登门，周老很愿意跟我谈周扬。他说，周扬受了比较大的委屈，我们应该记得他。你们年轻人也应该写写他。
说到周扬的委屈，人们知道，来自于1983年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这一年，周扬在纪念马克思去世100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做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其中讲到人道主义与异化的内容，被胡乔木等人认为是带来了“精神污染”。在经受了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周扬一蹶不振，后来郁郁寡欢，成为植物人。
（周巍峙与周密。徐庆全拍）
在我们的意识形态管理体系上，一场运动，或者一场批判，即使当时人们就知道是荒谬的，但还要继续；即使后来更多的人认识到这种荒谬性，但依然不能公开言说。在1996年，周扬就处于这样的一种境地——这也是我把研究方向转向周扬的出发点。
因此，周老看到我这样的年轻人，知道周扬，而且还要研究周扬，非常高兴。他和我谈了几次，最后整理成为数万字的记录，收录到我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一书中。
周老说，他和周扬是战友，知友，难友。战友是指从延安开始他一直在周扬领导下，共同战斗；知友是讲他和周扬之间的关系；难友是指他在“文革”期间和周扬一起同属于“周扬专案组”。所以，每次谈话，周老都满含感情，如绵绵细雨惹铜绿。我想，这是个非常有情意的老头。他说到动情处，经常热泪盈眶。譬如他说到几次去看周扬的情况，常常不能自已：
1984年中，红线女同志来京开会，听说周扬病了，约我一同去看望他。见他孤坐在一张藤椅上，话很少，更不提他自己的事。他夫人苏灵扬同志心直口快，对乔木等批周扬事十分愤懑，讲起话来声音很大，周扬还加以劝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和红线女也不好问他的事，怕引起他情绪激动，加重病情，只有安慰安慰，劝他“放开些”，老坐着苦想，太伤身体，要他多活动活动，常听听轻松的音乐，玩一玩。苏灵扬说他什么也不会玩，只知道看书想问题，真没办法。不久，他病倒了，我和王昆几次去医院看他，他病情一天天恶化，从见人苦笑，勉强说一两句，到只有流泪却说不出话来。最后我和王昆看他时，他已蜷卧在病床上，病房里也没别人。他那无知无觉、无言无语的体态和那极为“寂寞”，又已无法体会“寂寞”的情景，使我们感触太深了。周扬同志是个“学者型”的“官”，他曾经有过风华正茂、文采漾溢的时期，现在却因脑萎缩，成了一个“植物人”，在委屈中默默死去，我不由地想起唐代诗人卢照邻在《长安古意》中写的“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的名句。那是写汉代大学问家扬雄的，却勾起我一丝幽思和惆怅，也加深了我对周扬同志的一层敬意。
上面的话，我基本上是原话照录。这样感情表述方式，胜过一切华丽辞藻！
在周老的帮助、指导下，两三年时间，我完成《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与冯雪峰》两本书。周老读完《周扬与冯雪峰》书稿后，给我提出诸多指导意见，并写下长长的序言。他对我的提携和鼓励，至今让我感怀。
老同志的事难办也要办
周老的厚道，有情有义，还表现在他先后操办了文化艺术界多位老前辈的百年、九十年诞辰的纪念活动，如田汉、夏衍、阳翰笙、周扬、沙可夫等人。他先后主编出版了田汉、夏衍、阳翰笙、沙可夫、聂耳、冼星海等人的全集、文集、画册、纪念文集。他还为众多老艺术家出版文集，争取了列入中国文联的晚霞工程的机会。每一次筹备文化名人的纪念活动，从给中央打报告，到邀请中央领导出席乃至出席人员的座位安排，事无巨细，周老都亲自过问。他对文化前辈的尊敬之情，他的友情感动了许多人。
我与周老熟悉后，也曾经当面激赏他的这种有情有义的行为。周老说：这些前辈，需要后人记住。这也是夏公交代的。
夏公即文艺界老前辈夏衍。周老说：1986年我退居二线的时候，去看夏公。夏公说：我们这一代都老啦，你还年轻，老同志的事难办，你要多管管。夏公是个讲情意的人，我记住了他的嘱托。
给一个人办纪念活动不难，但给夏公那一代人都办纪念会，就很难。有的因为政治上的原因，会有更多的人为因素夹杂在一起，就更难。譬如，纪念周扬百年诞辰的活动。
周扬百年诞辰是在2008年11月，从2006年周老就开始操办。周老对我说，你年轻，要多做一些。我是一个小字辈，啥也不是，也做不了什么，但是，整个筹备工作我都了解。
从1983年到2008年，那场批“精神污染”运动已经过去25年了，“以人为本”的口号已经充斥在大街小巷的标语栏，但周扬依然不能大张旗鼓地言说。纪念会允许开，但有一只无形的手在控制着会议的一切。先是说不能在人民大会堂开，周老去争取。又说，会议要限定规模，周老去争取。又说，某某领导不能来，会议降格，周老去争取。一位92岁的老人，在这些障碍面前，毫不气馁。
本来，周老安排我在这次纪念会上代表学术界发言。但是，名单报上去后，或许是因为我名头低微，也或许因为我研究路数不合纪念的气氛吧，反正我的名字被勾掉了。周老希望周密去争取一下，我拦住了。我说，不必为此事再生波折了。
周老对周扬百年诞辰纪念会的付出，周扬的家人以及顾骧等文艺界前辈都很感动。周老动情地说：能把周扬的百年诞辰纪念会办下来，我也没有什么遗憾啦！
（周扬百年诞辰座谈会，徐庆全拍）
在浸淫了多年“斗争哲学”洗礼的氛围中，像周老这样有情有义的人，实在少见。而他，却不愿意领受别人的情意。他去世后，很简单的家庭式的告别仪式，就说明了这一点。
中国历史上有“殡葬传”的传统——后人对逝者出殡、并隆重地下葬后，还有一项工作要做，那就是“传”，就是把逝者的事功传之后代。如今，周老已经驾鹤西去10年了，他带走了很多；已经留下来的，我们有责任流传下来。希望有人、有关方面能记得老人的厚道，老人的情意，在老人家110岁诞辰时（2026年6月）还给他。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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