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卢之超走了》一文中写道：
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负责过意识形态领域的人名字带“之”的不少，如王（忍之）当过中宣部长，龚（育之）和贺（敬之）当过副部长。还有一之，就是卢（之超）了。
读者对我这个总结很感兴趣，同时，对除卢之超之外的另外三“之”之事迹有耳闻但不知其详，希望我像写卢一样，一个个写出来。今天就讲讲龚育之。
“龚主任”
龚的名气比卢大，所以，我略去简历部分，直接进入主题。
1996年至2002年，我在中共党史学会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工作。学会和杂志的主管单位是中央党史研究室，其时，龚是党史研究室的常务副主任。他是领导，我是普通员工，用上海话讲是“小巴拉”，原本没有机会同他接触，但他一直支持《百年潮》，写了很多稿子，作为编辑，我有时会因为送清样等事务直接找他。
1999年，他卸任常务副主任，不久又当选中共党史学会会长，还是一如既往地给杂志写稿，这会我就得往他家跑了。每次去都怀敬畏之心，不是敬畏领导而是敬畏学问的——他是著名的大学者。他的著作都是我的必读书，可以说，旌旗所向！
那几年我正在做有关周扬的研究。他在中宣部和周扬共事过，他的《几番风雨忆周扬》一文是我研究的索引。他常常给我指点，我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集外集》、《周扬新时期文稿》等几本书，都是在他的指点或启发下完成的。《周扬集外集》得到他的支持，蒙他俯允作序，尽管因种种原因没有出版，序言却发表了，我心存感念。《周扬新时期文稿》出版后又停止发行，我把出版社送的样书送他一套，并诉说曲衷，得到诸多的鼓励。
（2005年3月16日，我请龚为一次抗战活动题词，我为他拍的）
2003年，我回到《炎/黄/春/秋》后，就邀请他担任我们杂志的编委。他对我们的支持力度很大，他很多有影响的大作都是在这里发表的。我不是他的部下了，仍常常为稿子的事去叨扰他，请教的机会也没中断过。我也一直延续在党研室对他的称呼：龚主任。
“非我所愿”
龚曾两度在中央宣传部工作过。第一段（1952年9月到1973年9月）的历史，他写过回忆，就是那本著名的《“阎王殿”旧事》，读者有所了解。第二段（1988年3月到1994年3月），也就是他担任副部长这一段，他很少提起，直到他去世，也没见他的系统回忆。
其实，当年龚很不愿意去任这个副部长。2003年12月，他在《忆往：读毛与编毛》里说：“离开文献室，完全非我所愿。领导方面通过几个途径几次同我谈，要我到中宣部去，我几次表示不愿意，最后一次我还专门写信向一位中央领导陈情。没有得到答复，却来了正式的调令。作为共产党员，只有服从。”寥寥几句，未及详情，却流露出不情愿、不满意。他这一节用的题目就是“离开文献研究室，完全非我所愿”。
我在《卢之超走了》写到一个场景：按照（邓力）群的部署，卢要接副部长，但卢不仅没有如愿，还被逐出部，就到了文献研究室；而龚则从这里去替卢当副部长了。
让卢出部，是对着群的；让龚进部，有“掺沙子”的意思，因为那时部长是另一个“之”，与卢观点一致的（王忍）“之”。这就是我在“卢”文中发感慨的原因：“一个职位的更迭，文献研究室的一出一进，历史感扑面。”
为什么上面要舍卢要龚？首先，要归因于龚在思想、理论界的声望。这一点无需赘言。其次，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改开基本路线上，龚和卢站位不同。龚为“改革开放”鼓与呼，卢居“四项基本原则”为“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冲锋。
说到这里，我不妨把话题扯开一下，或许有助于读者去理解。
中宣部是领导或指导全国意识形态的“大帅府”，分管理论的副部长及其治下的理论局局长，向来是重中之重的位置。为何？首先，分管理论者得懂行，得是理论家和思想家，否则，有负众望。然自1981年10月老一辈理论家、思想家周扬辞职后，继任者无论是理论还是思想，都离“家”太远，压不住阵脚。其次，改革开放是在“左”与右的较量中趑趄前行的，处于这一位置的人，是推动还是迟滞改革开放的步伐，也是中央考虑的重要因素。
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改撞击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反过来又钳制经改；一个中心时而凸显，时而退隐，两个基本点却常常左右手互搏。在这个大背景下，思想界、理论界有过几次大的分野。从1979年理论务虚会的“分道扬镳”到1981年的“三四左右之争”，这是第一次。从1983年的“清污”到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这是第二次。1987年1月邦下台到赵“五一三讲话”，这是第三次。
每一次大的分野，中宣部大致都要易帅。第一次争论过后，群接替王任重；第二次争论过后，（朱厚）泽接替群；第三次没有缓冲，王忍之直接替换泽。每一次分野，都是在两个基本点左右手互搏的状态下完成。中宣部易帅容易，烛照改革开放的大形势，易思想、易理论难，且难上加难。
1984年“清污”过后，（胡乔）木和群有点失落，原因我在“卢”文中说过。从这年起，中央文件的起草，木和群都处于边缘的位置，甚至插不上手；相反，龚则成为重要的笔杆子。1984年那个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初稿”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1987年十三大报告，都展现着龚的身影。
一同参与这几个文件起草和龚很熟悉的郝怀明对我说：“当然不能说，这几个文件是老龚主持起草的，但他的确是最重要的参与者。他对改革开放现实的认知，他的理论和文字功底，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既然如此，分管理论的副部长就非龚莫属。
“不协调”“不愉快”“无成就”
谈到在中宣部的工作，龚的总结是两“不”一“无”。两“不”是“不协调，不愉快”；一“无”是“无成就”。就两“不”而言，以当年的形势，实属必然。
王忍之是邦下台后上任的，之所以选他，当然在于他对改革开放现实的认知，他会很好地担负起“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职责的。赵“五一三讲话”后，局势反转，但王依然是部长。龚与王二“之”认知不同，工作“不协调”、“不愉快”势所必然。
到后来，岂止是两“不”，龚简直有点动辄得咎了。
十三届四中全会后，意识形态有了新的布局：上有中央常委宋平坐阵，中有群、木背后指挥，下有“二之一狄”（此二“之”者，王忍之、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是也；一狄即《人民日报》社社长高狄）具体配合。从“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反和平演变”；从反思“两种改革观”到“姓资姓社”的争论，改革的局势逆转。对龚来说，也从“不协调”、“不愉快”到被“欲加之罪”、靠边站了。
至于一“无”，我听他说到的例子中，他主持“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一例比较典型。
1988年12月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中央决定召开“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十周年理论讨论会”（以下简称“理论讨论会”）。会议由宣传部和中国社科院共同筹备，龚作为主管理论的副部长，具体负责主持筹备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有一重要议程，即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理论研究工作的若干意见》草稿。这个“意见”是龚主持起草的。
（龚育之和郝怀明。2005年1月26日，我去参加一个会碰上两位前辈，给他们来张合影）
参与起草的郝怀明认为，这个“意见”对“党在理论战线历史经验”带有总结性质的，有许多真知灼见。如“意见”主张：“不干预学术的争论，不为学术争论作结论，不用党的决定去支持一种观点或一个学派，反对另一种观点或一个学派。要使得理论研究的探索得到必要的保护。”“不能主观地裁决学术上的是非，不能把学术上的不同观点上纲为政治错误，不能因为一个学者的学术观点被认为是错误的而给予处分”等等。
“意见”倾注了龚的心血，在征求意见的时候，也获得广泛好评。但是，部长王“之”却有不同意见，他不想去下发这个文件。
1988年11月14日，龚“之”将文件上送王“之”，一直到12月18日，王“之”才匆忙主持对《意见》（11月14日草稿）的修改，而且作了很大的修改。
为何选在12月18日？因为这一天是龚从北欧访问回国的日子。再不改就没有机会了。这一非常规操作，也就把龚辛苦的“意见”给终结了。
“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
不过，龚被免职后，倒是有了一大“成就”。
1992年4月16日、17日、18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四个整版连载龚署名的《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旗帜下——读邓小平著作的笔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这似乎是邓“南方谈话”后第一篇系统阐发、论述邓小平理论的文章。
关于文章内容，有报纸在，当年也出版了小册子，收入到龚文集中，其中之精髓，及文章的时代感，当年读，如春风扑面来；如今读，似黄钟大吕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
我想说的是，龚写作此文的时间。据年表，1991年9月，龚被免去副部长职务之后，开始系统研究邓改革开放以来的全部论述，特别是有关市场经济的论述。据他当时的秘书宋贵伦回忆，龚卸任后即让宋帮助收集、复印、整理全部有关邓的内部和公开发表的文献资料。
1991年9月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反和平演变”、“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方兴未艾，改革开放的脚步被迟滞，“姓资姓社”的争论。这个时候，龚却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这里！这代表着他思想的深度和敏锐度，他对改革开放的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认知。
1992年1月，近四万字的初稿写成。1月8日，他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研究会学习班上就此作了报告。这时，邓还没去南方。邓的南方谈话发表后，龚对初稿做了一些增补，最终形成了一篇大文章！恰逢学习邓南方谈话的高潮，龚文产生强烈震撼，成为当时乃至今天研究改革开放的历史、研究邓小平理论都绕不过去的一篇代表性文献。依我看，仅以这篇大文章的历史地位而言，就是一个大“成就”。
龚生于1929年12月26日，下月就是他九十五冥诞。用这篇小文来作纪念，潦草得有愧于他对我的教诲。可是，“泉下泥销骨”，“人间雪满头”，说话不易，也就只好如此了。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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