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4日，琼瑶走了。
喟叹，感慨，是挣扎着向青春致敬的一种方式。
1986年4月27日，我和同学夏继国以及同校数学系女生戈升波登上去北京的火车，我们一同获得北京师范学院研究生复试资格。上了火车，我拿出的是“宝文堂书店”出版的金庸《鹿鼎记》四五两册，与夏同学各执一册；戈升波带的是一本《几度夕阳红》，封面底色暗紫，书名用繁体字，作者则署名“[台湾]琼瑶”。
“几度夕阳红”源自《三国演义》的开篇词；“琼瑶”源自《诗经》的“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这么有文化底蕴的书名和作者，让我误认为是一本古籍书。我讥笑戈同学：你一个学数学的，还看得懂繁体字？这书是给我这个历史系专业看的啊。戈同学“你懂啥？这是小说”的反讽，我讪讪，然后第一次知道海峡那一岸有这样一位很有文化底蕴的言情小说作家。
那时，我还不知道，在上海和福建的中学生中，“琼瑶”已经是流行词了，少男少女把她的小说当成了“情感启蒙的教科书”，似乎一夜之间，少女们在琼瑶编造的爱情梦境里学会小鸟依人，学会了以泪撒面的纯情。此后，大概包括我这位戈同学在内的女生，集体陷入“水水的、柔柔的、梦梦的、虚虚的、甜甜的眼神中迷恋往复”的迷离，一代少女的爱情范式由此开启。
当然，我也不可能知道，其实，我和戈同学各自带的书，实际上代表了那个年代的社会文化时尚：男生看金庸，女生看琼瑶。
当然，我更不可能知道，今天，这位影响了几代人的作家，以这样尊严、优雅的方式和她的读者告别。
商业大潮下的“琼瑶热”
在台湾，琼瑶热是从1960年代开始的。那一年，琼瑶有了自己的成名作《窗外》；长篇小说《烟雨濛濛》与小说集《六个梦》也在这一年热销；1970年代，《窗外》搬上银幕，琼瑶受热捧的同时，也捧红了17岁的林青霞；1975年，长篇小说《在水一方》出版，“琼瑶热”的温度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末。
为什么会有“琼瑶热”？
谈到1949年后台湾文学的发展，王鼎钧说：台湾文学五十年代是党部挂帅。所谓党部，就是国民党的政治控制和审查，执行者是情报治安单位。那时，“现代艺术最难忍受的窘境，还不是一般受众排斥，而是情报治安单位心有疑猜，大大压缩他们的空间”。所以1950年代的台湾，文学“不幸变成文学迫害史”。
但是，从1957年某日，台北马路边树立一座大型的霓虹广告，“一个划时代的讯号”开始了，台湾进入了一个商业化的社会。尽管政治的管控依然故我，但“大众开始追求舒适，社会也急急忙忙提供舒适”。“现在他们只要娱乐。他们不再愿意‘听战败的故事，作战胜的梦’，分担历史的压力，也不欣赏那些半醉不醒的喃喃呓语，颠倒常情，人生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人生确实如此，他们也要逃避。”
一句话，敏感的政治气候和特别繁荣的商业经济，需要既可以疏离政治，又能够迎合大众的文化消费心理的作品，这就为言情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机缘。琼瑶的《窗外》就是这样受到热捧的。
政治严控和商业大潮下，人们的精神世界格外贫乏，琼瑶告诉人们，去找爱情吧。“人为什么活着？”琼瑶答，“为了——爱人和被爱。”(见《月朦胧，鸟朦胧》)。
可是，现实中，“心有千千结”无法解开“一帘幽梦”；“在水一方”无论如何纯情，都要遭遇“几度夕阳红”的末路。一个人的爱情再轰轰烈烈，都不过是世界上微不足道的一粒尘土。琼瑶知道，人们总会明白这一点的，但政治和商业之间的缝隙很宽，她可以继续在小说中编织美梦，好在让大家梦醒之前，她赚得盆满钵满的。
（琼瑶和“琼女郎”林青霞年轻时）
当然，赚钱不是第一要务，社会现象也有反映，深刻，是谈不上的，然而它轻快，象轻音乐一样，是轻文艺，读起来不累。商业社会，需要打拼后的休闲。
大陆的“琼瑶热”
琼瑶作品进入大陆，大致在1985年，到1986年再一次形成了“琼瑶热”。据1986年《文学报》的一项统计，当年广州地区就有70％的学生读过琼瑶的小说。而这一年，台湾还未解严，大陆并未正式引进琼瑶小说，虽然是正式出版物，但从版权上来说，都是盗版。
就大陆而言，1978年我们改革开放具象化的目标，是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前边说到，从1957年到1987年，台湾发展道路上是两条线：严格的政治控制和开放的市场经济。大陆自1979年后，改革开放走的也是这两条线，到了1987年总结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是两个立足点。
既然两岸道路一致，琼瑶在台湾政治严控和市场化之间开拓言情小说的路数，在大陆作家似乎也可以复制。但是，在1980年代初期，大陆不仅无法复制，甚至连盗版琼瑶作品的大环境都没有。为何？我们在文学与政治的纠葛中徘徊太久了，历史的惯性太强了。
以传统的文学批评眼光审视琼瑶小说，就会觉得它不能“载道”：一个长篇讲述一个爱情故事，无非就是爱情很苦涩，女人好命苦，男人都是负心汉。在正统批评家眼里，这叫什么文学！
文学想要卸掉所肩负的教化使命直接进入言情，仍需要假以时日。
1983年10月到1984年年初，大陆经历了一场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清污”，是对改开以来文学创作的一次总清算，因其声势浩大，文学界的集体抗议前所未有，政治上的反弹也很强烈。于是乎，在中央层面，28天后就不得不叫停——地方上的惯性延续了几个月之久。1984年到1985年跨年度召开的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宣布文学创作和出版进入了“自由”的时代。创作和出版开始百花齐放起来。
这时候的大陆，王鼎钧分析1960年代台湾现状的话，也依然贴切：“读者大众面对文学作品，他有星期六的心理，不是星期一的心理，他是进戏院的心理，不是进课堂的心理，他是放假的心理，不是加班的心理，是穿便服的心理，不是穿礼服的心理，是准备约会情人，不是准备拜访教授。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现实主义也都是大势所趋，潮流比人强，那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埋在线装书里吧！”。
就出版而言，在台在港曾经“红”过、“热”过的作家，成为他们首选的目标。这档口，符合男人口味的，金庸、梁羽生和古龙开始在内地走红；给小女生编织梦境的琼瑶和亦舒，陆续被热捧过来，在长时间热度不减。他们的作品，让习惯于从政治解读创作主题的读者，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将政治消隐于无形——她们的作品竟成为普罗大众解构既往“文学为政治服务”思维范式的教材。
政治和文学之间
前边说过，海峡两岸的“琼瑶热”隔了25年。这25年，是两岸政治隔膜的距离。但是，当大陆“琼瑶热”升腾之际，政治这把剑还若隐若现，让人不可忽视。
在大陆读者男看金庸、女看琼瑶的时候，台湾的审查制度依然很严格。鲁迅、巴金、茅盾、老舍、沈从文等人的作品在查禁之列。台湾机场查扣书籍的骇人场面曾有报道：“著名学者马克思·韦伯的书，刚到机场即被扣住，因为‘他名字也叫马克思’；法国作家左拉的书被禁，则是因为他名字带一个‘左’字；《资本论》倒是有机会逃脱劫难，警察们会以为这是教人发财的书本。”
相比之下，大陆则非常宽松。“琼瑶热”在大陆开启后，反对的声音非常多，其中不乏文艺界巨头或者官员，曾上达天听过。
1988年1月7日，中央层面开会，讨论如何对待文学作品。赵总书记确立的原则是：有一些东西确实也很有问题，这些都让文艺界自己去争论，让文艺评论家自己去评论，党不要轻易介入，党要管大的方面。文艺界、小说界都应采取这个方针。总的是少管、少介入。他以“琼瑶热”为例说：
琼瑶小说在台湾热过一段，然后转到大陆，一开始很热，现在看过瘾了，就没有人看了。其实，言情小说中国过去就有，什么《啼笑因缘》啦，三十年代也是很热的，但都是热了一阵子，就消失了。这类事情也少管它。什么是黄色，什么不是黄色，有些界限很难分。当然很明显的不行。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应认真研究一下多少年来的经验教训。
一句“这类事情少管它”，琼瑶可以在全国读者面前现身了。
1987年7月15日零时起，台湾解除“戒/严”。从那一年开始，两岸民间互动加强了。1988年，琼瑶在1949年赴台后首次回到大陆。当然，当时两岸并未直航，她是借道香港后飞到北京的。她用平实的笔调将那一刻的心情记录了下来：“三小时，原来香港至北京，只需三小时。这咫尺天涯，却经过了三十九年，才能飞渡！”
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北京，琼瑶在长安街西部的公主坟徜徉时，听到这位清朝公主的故事，灵光一现，写出了影响巨大的《还珠格格》。
1989年8月，琼瑶带领“六个梦”摄制组来到长沙，与湖南电视台进行合作。她说，她算是台湾影视大陆化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台湾刚刚开放，允许赴内地拍戏，给我们的限制却多得不可思议。我全程跟着剧组，吃一样的伙食，住一样的旅馆，深夜不睡，并随时安抚演员或工作人员想家的心情……台湾对内地文化交流的开放，是被我这样带动起来的。台湾影视界大举来内地拍戏，也是我这样开始的。”
1990年《婉君》开播，“六个梦”系列《哑妻》、《三朵花》，梅花三弄系列，《新月格格》、《烟锁重楼》、《一帘幽梦》，商业上获得巨大成功。琼瑶剧也开启了“霸占”大陆荧屏的历史。
但是，台湾还有政治审查。涉及到琼瑶有两桩事：第一，1990年2月，在大陆拍片的琼瑶上了央视（和她一起的凌峰和文章），台湾方面居然要给她开处罚单。台湾文化界就此事激起不小波澜，纷纷发出不平之鸣。第二，“六个梦”之一的《婉君》在大陆可以播，但在台湾却差点遭禁播。理由是，台新闻主管部门领导看过后，认为第一集的景色拍得太美，小金铭又太可爱，怕引起观众对内地太多的向往。
大陆“琼瑶热”最后的收官之作，是《还珠格格》。赵薇、林心如、苏有朋、周杰、陈志朋、张铁林、范冰冰等联合主演。该剧于1998年4月28日在台湾中视首播；10月28日引进内地播出后最高收视突破62.8%，创造中国电视剧有数据统计后的收视纪录，轰动亚洲、风靡全球各国华人圈，并获得1999年第17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连续剧奖，女主角赵薇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其中第二部更是打破第一部创下的收视神话，最高点突破65%。小燕子赵薇一飞冲天，成为全民文化偶像，被社会学家誉为小燕子风暴、赵薇现象等。
《我的故事》
在开篇我提到的去北京复试的路上，我翻了《几度夕阳红》。复试后，戈同学又买到了《庭院深深》和《在水一方》，我又抽空蹭读了。总的感觉，这不是写给男人读的书，因为看三本就会把故事情节记混了。我还对痴痴的戈同学说：什么琼瑶，我看是“穷聊”。自然，招来戈同学的回击。
不过，后来读到琼瑶回忆录式的《我的故事》，我对她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这是作家出版社出的，设计很轻佻，像言情小说的封面，琼瑶的大头像占据封面。读《我的故事》，我才知道，琼瑶的文化底蕴是有来处的。
琼瑶本名陈喆，父亲陈致平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1949年后到台湾大学任教，著有《中国通史》等作品，是深孚众望的历史学家。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诗文是她成长过程的养料。这让不登大雅之堂的言情小说多了一份文学韵味。她的书名，《几度夕阳红》之外，《在水一方》来自《诗经·秦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庭院深深》来自李清照的《临江仙·梅》：“庭院深深深几许，云窗雾阁春迟”等等。
最重要的是，这样的诗文功底让《我的故事》笔调格外冷峻，有震撼和感染力。她写到幼年的种种记忆，包括在衡阳陷落时一家的逃难，记录了亲眼看到日军屠杀农人，家人遭到抢劫，母亲险被日兵侮辱等种种情节。
为了避免被日军发现，琼瑶的表叔不得不亲手扼死哭叫的小儿子。琼瑶白发苍苍的祖父对着汉奸的枪口道 “你可以枪毙我，就是不能碰我！”
当琼瑶写到他们一行人历经苦难从日军的搜查和抢劫、汉奸的枪口下死里逃生后，流出一句温暖得让我发抖的话：“中午时分，我们见到了第一队国军，看到了第一面国旗。”
接下来，她说：“我的国家民族观念，就在这枪口下建立起来的。所以我常说，别人的童年教育来自学校，我童年的教育，却来自战争。”细一咂摸，居然眼眶湿润。
人的感情世界是复杂的，言情之外的琼瑶，还有理性的思辨。
“闺秀格”
在香港有琼瑶之称的亦舒，曾经这样评价琼瑶：“她是很老式的淑女型的，穿洋装也穿得旧式，非常闺秀格，拍照老是抿着嘴，手叠手，尾指作兰花状，年纪比张爱玲轻得多，姿态却比张老到，眼睛上黑白分明的几道眼线，看着看着，就觉得名不虚传，文如其人。”
亦舒据香港，琼瑶据台湾，亦舒小琼瑶不到10岁，两人走得都是言情小说的路子。同行看同行，女生看女生，有着莫名的深刻。“闺秀格”三个字，给琼瑶盖棺论定，怎么想怎么贴切。
琼瑶出身大家，自有“闺秀”烙印；她有四十多部作品，场景设定多在“闺秀”生活圈，主人公自带这个“格”。
现在，她告别人世的方式，也是以“闺秀”定格：依然八十有六了，还要主宰自己，还要这样尊严，这样优雅。
互联网时代开启后，文化碎片了还多元化得一塌糊涂，“琼瑶热”早已不在了。她去世之际，女生们纪念她，实际上是唤醒记忆中的那一抹红。
于我而言，怀念她，实际上是怀念那个时代，并努力挣扎着向我们逝去的青春致敬！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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