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生于1914年4月18日，1999年4月16日凌晨去世。今年是他110周年诞辰日，也是他去世25周年的日子。
在中共历史上，温老算不得什么重要人物，也不会常常活在历史中。但是，在他晚年，他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并通过这样的研究来反思历史、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则是可以载入史册的。
1980年代，我一直在求学路上。那时，看现当代历史的书，是固定的“三大套”：第一套书是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套是此前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三套书是《革命烈士传》。这第三套，让我和温老“相遇”了。这套书是温老主持编辑出版的。我记得第一集出版时间是1985年，直到1991年才全部出齐。
在这“三大套”中，温老主编的《革命烈士传》对我影响最大。为什么？我读温老这套书的时候，正值向往英雄、崇拜英雄的年龄，没有机会“生的伟大”，也没有可能去“死的光荣”，在《革命烈士传》寻求一种想象，抒发一下豪情，也会经常让自己热血沸腾，或者说满足一下自己的“英雄想象”。所以，对“温济泽”这个名字，印象至深。
杂志的创办人之一
一想起温老，脑子里飘来最真切的印象是什么？是他笑眯眯地提醒我们或者我说：明年是×××的纪念日，你要早点组稿；或者，明年是×××事件多少周年，你要尽早动手，组纪念性的文章。这样的开场白后，他就会细声慢语地阐述纪念×××人或×××事件的重要性，历史的，现实的重要意义等等。
说这话的时候，温老的正式身份是杂志的“特邀编委”。其时，杂志有“顾问”七八位，“特邀编委”十八九位，好像只有温老对这份杂志格外地尽心——他也是我到杂志社后见到的第一位特邀编委。这是1994年5月，我刚到杂志工作不久就留下的印象。
慢慢地我才知道，相比其他的“顾问”或者“特邀编委”来说，温老与这份有着更密切的关系，他为这份杂志的诞生出了很大的力。
1990年秋，温老在家中
一九八○年代，温老受胡乔木的委托，开始编辑多卷本的《革命烈士传》。这是规模浩大的工程，但温老却房无一间（没有办公室）、地无一垄（没有任何经费），只能召集一拨离退休人员作为“志愿者”。新华社国内部原主任、在延安和温老就熟悉的方实老就是志愿者之一。在编辑《革命烈士传》的同时，温老又创刊了《中华英烈》，以纪念那些不能入烈士传的历史重要人物。
1989年下半年，《中华英烈》找不到挂靠单位，面临着被停刊的危险。温老积极活动，希望将这份刊物保留下来。第二年，他得知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正在筹备，需要办一份会刊；而负责此事的是刚从新闻出版署署长退下来的杜/导/正。杜老曾任新华社党组成员兼国内部主任，方实是他的同事和老朋友，这条线就连上了，于是《中华英烈》的刊号就变成了《炎/黄/春/秋》了。温老不仅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而且成为杂志的编委。
因为这样的关系，在我的感觉中，温老就是杂志社的在职人员。我至今还记得，我们好几次编辑部工作会议就是在温老家中召开的；还有，我们遇到一些需要商量的事情，温老也经常出面帮我们邀请一些人，在他家里开会商量。
我是小字辈，经常做些纪录、拍照的工作。温老的行状常常让我着迷：他说话条理清晰，话音不高，透着一种儒雅；他不偏激，很理性。有时候杂志遇到一些沟沟坎坎的时候，有的编委成员会有一种慷慨激昂的偏，但温老不，他依然是细声慢语，拿出理性的建议，指导我们渡过难关。
我前面说过，温老最大的习惯是在纪念日上做文章。记得1994年七八月份，温老特意让我到家里去一趟，说他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提出了一些建议。这封信温老系统地强调要抓住“纪念日”来组稿。他在信中说：
一、杂志介绍过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 在重大事件逢五逢十周年和著名人物诞辰或忌日逢五逢十周年还发表纪念性文章, 如今年第三期《甲申三百五十年》、第九期《揭开甲午历史的黑匣子》等, 都很受读者欢迎。明年( 1995 年) 的历史重大事件有: 甲午战后签订《马关条约》一百周年(4 月17 日)、五卅运动七十周年、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等; 著名人物纪念有: 孙中山逝世七十周年(3月12日), 瞿秋白就义六十周年(6 月18 日)、方志敏就义六十周年(8 月6 日)、秋瑾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11月8日) 等。建议尽早作出规划, 能有充分时间进行组稿等工作, 以利于提高宣传质量。
二、每年都有值得纪念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著名人物。如1996年就是英法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百四十周年, 又是朱德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1997年我国将收回香港,1998年是谭嗣同六君子被害一百周年, 又是周恩来、刘少奇诞辰一百周年；……如果把这样的纪念一年一年坚持下去, 十年百年一个轮回, 就可以永久持续不断, 教育子孙后代。三、对重点事件和人物的纪念, 除用纪实文学体裁外,还可用诗歌、散文等体裁, 还可用照片、遗文、遗墨、书信等, 力求多样化, 更能吸引人。
温老这样要求我们，他自己也这样做。如果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纪念日与他有点关系，他都要写文章来纪念。他在杂志发表的文章大多是这样写出来的，像瞿秋白、方志敏、艾思奇、周扬等人，或是诞辰或是去世的纪念日，温老都有文章在杂志发表。
受温老的影响，我曾经排列出一些纪念日，贴在编辑部的墙上，供大家组稿用。我自己本人，也经常好做“纪念日”的文章。譬如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一二九”60周年，1996年京九铁路通车、1997年香港回归等等，我都写出过长文章在杂志上发表。温老读到文章后，给予我很多鼓励。
温老写纪念文章，既是写出对那一段历史的反思，也是对他所熟知的历史人物或者事件的纪念，当然是好心干好事了。不过，有时候好心不一定会被别人理解，往往还会沾上一点事来。
1996年，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逝世30周年的纪念日。温老特意撰文《我所认识的艾思奇——纪念艾思奇逝世30周年》，刊登在杂志第三期上。温老文章中涉及到了中央党校艾思奇和杨献珍等一些往事，引起了杨献珍家人的不满。他的儿子杨新好像来杂志社提出所谓的严正的抗议。我去找温老报告。温老说，他写的都是事实。这样，我前去与杨新交涉的过程中，多少心里有些底，加之当年年轻气盛，好像说了一些很不客气的话。我回来向温老报告后，温老语重心长地说，当年，杨献珍也受到迫害，命途多舛，受了很多苦。应当说，艾思奇与杨献珍的恩恩怨怨，说到底还是极“左”路线引起的，他们两人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我们现在不能算个人的账，而是要从历史中总结教训。对历史上的人物或者事件，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这样才不容易偏颇。
对温老的话，我当时没有反过闷来，出了温老家门一琢磨，才感觉到温老是以这样的口气来批评我对杨新的态度。后来，温老借着一篇文章的机会，特意“拐了个弯”，对杨献珍的案子做了一个“知人论世、论世知人”般的说明，以平息杨新的不满。
温老把文章送到杂志社，特意对我说了“拐这个弯”的良苦用心。我当时就脱口而出：温老您真是一个好人啊！
“温情”对待王实味
温济泽获得“温情”的评价，来自于1942年的延安整风，关乎于那个著名的“王实味案件”。
1942年，温老和王实味同在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因为写了杂文《野百合花》等，在整风中的态度又很个性，受到批判斗争。
温济泽是临时被调到院党委搞整风工作的。他到党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计和油印一个调查表，调查全院研究人员中有多少人同意或者部分同意王实味言论的。调查结果显示，这部分人占到89％。据此，他建议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对待王实味的问题一定要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得细致一些。但是党委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王实味的错误很严重，并要求温老在会上发言说明王实味的错误与其他同志是不同的。温老不同意。温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曾说：那时，康生是中央直属机关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这个意见就是从他那儿来的。可是，我认为，王实味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所以才找借口拒绝发言。
温老说：当年，在对待王实味的问题上，我的基本看法是：第一，开始批判王实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思想问题，没有把他看成政治问题。第二，王实味的托派问题，是他自己早已交待的。他与托派已脱离了关系。这是历史上的问题，把他当作现行问题来处理，值得研究。第三，王实味是一个人的问题，还是有一个集团。当时把王实味与潘芳、宗铮、王里、成全打成“五人反党集团”，我是怀疑的。第四，后来由于康生说王是“托派分子”、“国民党特务”，按照个人服从组织的原则，我相信了康生的话。
当年，温老曾私下找王实味谈过几次话。他希望王实味认识错误，诚恳地做个检查，不要与大伙对立。王实味后来哭着对温济泽说：“像你这样说服我，我愿意检查；但有些人说我是‘托派’、‘反党’，说我是‘敌人’，我实在受不了，太冤枉了！”
温济泽随即向院党委书记汇报说：“对王实味的问题，应该作为思想问题批评，不要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和反党问题。”第二天，院党委书记对温济泽说：“你的意见，我向康生汇报了。他批评了我们，还批评你有温情主义。”
当年被康生认为有“温情主义”，可不是小事。为此，温老曾写过一篇《谈温情主义》的文章，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1943年4月6日的第4版上，表明经过整风和反王实味斗争，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几十年，温老晚年又尽全力为王实味冤案平反奔波，那篇文章实际上变成了“违心”之作。
温老对杂志有开创之功。图为杜老和温老合影。
记得接到温老送我的自选集《征鸿片羽集》时，我还特意认真地看了一下目录，发现温老没有选入这一篇。我觉得很遗憾。当时我还不知天高地厚地对温老说，其实，这篇文章应该收进来，因为第一，文章陈述了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您的确“温情”过，三十年代那种红色狂飙式的“左”似乎在您身上影响不是很大，依然带着温情，这种现象本身就值得研究。第二，顺应当年“左”的情势的检讨，也会给今天的历史留下一份索引。温老听后，温和地笑笑，不说话，但神态是很宽容的那种。
让自己成了右派
不过，温老检讨了自己的“温情”，“温情”并不因为他检讨了就从他身上离开。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这种“温情”又在他身上显现了。相比1942年的那次“温情”，这次“温情”让他成为一名大右派。
反右运动开始时，温济泽时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并主持对外广播部的工作。当时，按照中央部署，每个单位要按比例划右派。温老说：党委办公室的同志给了我一个通知，就是说：你这个地方要打出十几个右派。我说打右派也要规定数目吗？那个同志就说是上面这样定的。我说我不管是上面定的也好，还是谁定的，我不同意这样做。那个同志就进一步解释，他说，你这里有二百多人，按比例是要打出十几个，粗算一下，大概打出十五个，上面就很满意了。我说，我按照标准来严格审查，有多少右派我就定多少。如果符合标准，我绝不放松一个；如果没有，我也绝不硬打一个，这就是我的意见。党委办公室的那个同志也是从延安出来的，我说，咱们可不要忘记延安那个 “抢救运动”的教训。当时在清凉山，《解放日报》和新华社这两个单位是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错打了多少好同志，都打成特务，这个惨痛的教训不能忘记。我说，延安那个时候我们还不是一个执政党，但是我们现在变成执政党了，全国再搞一次这样的运动就大伤元气了。我的这些意见被汇报上去，上面就对我有一种特殊看法了。这个我也知道，但我不能昧着良心干事情，党/性中也包含有良心，人性是党/性的基础，人性党/性不是对立的。
与此同时，温老对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文艺界的座谈上的一个发言谈了自己的看法，也被归于一条罪状。周扬在讲话中说，百花齐放，在香花和毒草在分辨不清的时候，可以让它们先放出来，让大家来分辨。如果是毒草再把它锄掉，还可以肥田。温老认为这个主张不适合对外宣传工作，就在中联部召开的工作例会上提了出来。这件事传到了周扬那里，当时也算是身居高位的周扬有些不快，但他并没有直接找到温济泽来交流意见，而是打电话给当时的广播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梅益。后来梅益安排人整理温老的材料，成为 1958年上半年批判温老时的重要材料。温老在劫难逃，在“反右”斗争基本结束11个月之后，他在中央司局级干部“反右补课”时被成了“右派”，并“揪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反党小集团”。
谈到那段历史，温老说自己“坠入万丈深渊”，整整20年才重见天日。
记得，晚年的温老，很愿意谈论反右这段历史。他谈话的重点，不是自己在反右中的命运，而是总结这场波及上亿人的运动的经验教训。他对于关于反右的一种说法很耿耿于怀。这种说法是，反右是正确的，错误在扩大化。温老说，我是中央机关被“改正”的第一个右派。据我所知，中央机关的右派基本上都平反了，怎么能说是说反右扩大化呢，恐怕不是什么扩大化的问题。我也曾经向各地的朋友了解右派平反的情况。有一个从省里来的同志和我谈：“我们省里的右派全部都平反了，右派最后的数字是零，还扩大什么呢？”我也问了广播局：“我们局扩大了多少？”回答是：划成右派的有72人，平反了70个。另外两个人，其中一个后来又犯了刑事罪，另一个是他先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然后再自杀的，就这两个人没有平反。实际上，广播局的右派也是零。按公布的数目算，平反的右派一共有五十五万人，占当年划右派人数的97％，如果还有3％是打对了的，那么，97和３相比，多了多少倍，你扩大化总不能扩大成100％吧？那还能叫扩大化吗？
他说：总结经验教训。不要去埋怨那个人。历史的发展不是一个人造成的，毛泽东一个人不会造成这么个“反右运动”和后来的十年运动，是大家一起跟着走，走出来的这条路。我们有过总结，不是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吗？我参加过决议的讨论，当时我们的头脑都解放不了，觉得毛泽东三七开吧，或者二八开。但是后来决议明确地说，毛泽东晚年犯的错误是长期的、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就不开了。在当时总结成这个样子是相当不错了。但是我对这个决议还不感到满足，因为深入的总结没有。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怎么样才能避免再犯这个错误？它给全党全国人民一个什么样的教训？要真正地科学地总结历史，不要留什么尾巴。
“温情”的温老，谈起这些问题时，神情不再是那样温而文雅，有些激动的样子，眼里常常透着晶莹。
以还历史本来面目为己任
温老晚年所做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还历史本来面目。他先后为王实味、瞿秋白、罗章龙等人恢复名誉奔波，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赢得了诸多的感念。
温济泽参加革命, 是始于少年时代读了瞿秋白的通讯、文章受到启发。他毕生敬重瞿秋白。可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一九六○年代，瞿秋白被认定为叛徒，直到“文革”结束，有关瞿秋白的历史依然被混淆着。
1998年1月16日，温济泽在特约编委和部分作者座谈会上发言
温老说，一九六○年代将瞿秋白定为叛徒的时候，我很痛苦，但是不能说，只能在痛苦中深思追问。文革后，在温老的推动下，1980年，温老协助周扬编撰《瞿秋白文集》。他排除重重阻难, 付出心血，编成十五卷数百万字。直到去世前不久, 他向学生说起瞿秋白在20 世纪20 年代初是《国际歌》歌词的第一位译者, 十多年后唱着这首歌从容就义, 还不免情绪激动；他感慨良多地说: 谁能像他那样呢? 从1919 年到1934 年的15 年间, 他在身负重任、环境恶劣、遭遇坎坷又疾病缠身的情况下, 平均每年发表三十多万字的论著和译作, 他对革命付出了何等惊人的心血和精力!
199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瞿秋白诞辰一百周年座谈会”，温老坐着轮椅出席大会。他说：“瞿秋白的名字在我心里铭刻了七十年，像点燃的长明灯鼓舞我干了七十年革命。”瞿秋白不仅是温济泽的启蒙者, 也成为他终身的师长。
王实味的生死冤案, 从1942 年蒙冤到1991 年昭雪, 历时49 年。1986年11月，温老写报告给中央组织部，要求为王实味平反，并提出了三条具体建议：1.为王实味摘掉“托派分子”等的帽子，平反昭雪。2.恢复王实味的党籍。3.举行一个小型座谈会(温老表示：可以由他组织)，正式宣布平反，并就这个冤案谈谈应得的教训。但是这样的申诉，想方设法，通过有关渠道送出去，始终未能到达对王实味案能作出决策的人手里。
1988年3月，温老又给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宋平写报告申诉，宋审阅以后批转公安部办理。公安部在接受这个案子以后，6月30日即派人与温老取得了联系，温老同他们作了详细的研究。同年底，将案子审理完毕，写出了上报材料，送有关部门和领导批阅，以便正式宣布。由于受国内政治形势的影响，事情被搁置，1991年初，有关领导才圈阅了这个报告。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发出《关于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正式宣布：定王实味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并向王实味的家属宣布了这个决定。
看到这个《决定》后， 温老流下了眼泪。谁能说得清这“沉痛而又高兴的眼泪”是为谁而流、为什么而流的呢?
我和温老认识后，温老也常常说到关于王实味的问题。此前，他已将王实味冤案平反的过程写成文章，发表在1992年第一期上。温老在文章中说：“我怀着极沉重的心情，写下了这段埋藏在心底多年的回忆，希望由这篇文章传出的信息，对所有关心王实味平反问题的同志们和朋友们，都是一个告慰。”
温老跟我说的是文章中没有写到的细节。温老说：在王实味平反问题上，14位领导人都划了“○”，表示同意；在恢复王实味党籍问题上，只有两位领导人划了“○”，是绝对少数。最终决定为王实味平反，未恢复王实味的党籍。
为了扩大影响，温老还主持编著了《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一书，并为该书写了《再谈王实味冤案――冤案的始末及教训》一文。
我认识温老后，温老还把这本书送给我。那时，我正在准备进行周扬的研究。温老说：王实味冤案，周扬也在延安。我们看王实味，看周扬，不是要看历史个案，而是要通过对他们的研究，看中共历史的走向。
记得是1998年，电视台播放电视剧《潘汉年》。在我们的一次会上，《潘汉年》的编剧告诉我们，这部电视剧本来是30集，但在拍摄中砍掉了最后两集。温老在会上有感而发的说道：潘汉年冤案的发生,也是历史的悲剧。潘汉年1925 年参加革命, 大部分时间在国民党和日本人统治的区域里从事地下工作。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 他侥幸没有被捕过。革命成功了, 他反倒坐了牢, 沉冤27年。这个奇冤主要是当时的领导人和具体的办案人员都背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混淆敌我搞出来的,这是我们党的过错啊！是历史留给我们沉痛的教训。他满含眼泪强调说：“今天, 如果我们还要向人民掩盖真相, 那么, 类似的历史悲剧还可能重演!我们这些老家伙现在已经干不成什么事了，现在能够做的，也就是一件事，讲述我们自己经历的事情，给历史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些真实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义不容辞！”
在场者无不动容！
温老在对待瞿秋白、王实味、潘汉年等人这些问题上的态度, 难道仅仅是出于对历史上沦于弱势者个人的同情, 或是自己长期蒙冤受屈而生的同病相怜之感么? 不, 如果是这样, 就不是温济泽了。著名诗人邵燕祥老师写道：“温济泽思考自己的遭遇, 更反思党的历史, 痛感应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给历史人物以符合真实情况的评价, 痛感要防止‘左’的各种表现干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 也干扰现实进程。”
在我看来，温老执著于对历史人物进行恢复历史本来面目的努力，也是他“温情”的一种表现。
著名党史专家龚育之在怀念温老的文章中谈到王实味一案平反时，感慨地说：“一场冤案，四十九年后得以昭雪。从提出要复查此案，到有关部门做出结论，也经历了十年之久。王实味一案得以澄清，总得背景是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具体推动和运作，那还是由于李维汉、温济泽和组织部门、公安部门诸多同志的努力。‘十年磨一案’，也是‘为有不平事’。这样一种执著，一种忠诚，是为了一位同志，也是为了党的荣誉和良心，是人性，也是党性。”
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形成了一种非此即彼的理念——不是我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敌人。所谓的党/性，与人性基本上是排斥的，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温老对历史的反思，为历史上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人平反，正像龚育之所言，“是人性，也是党/性”。这里，温老这位“好党员”身上也就有了一种“温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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