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庆典是浓墨重彩的:
“天安门广场变成了雄伟的画卷,十四万人组成的奔向二○○○年的伟大洪流在滚滚向前。这是美,这是力量,这是强盛,这是富有。这是三十五年来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最热烈、最有生气的场面!”
这是针对国庆游行而言。
“这次国庆阅兵是在国庆十周年以后在天安门广场组织的第一次阅兵,也是建国以来规模较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的一次阅兵。”
这是针对大阅兵而言。
两个“而言”都表明,在本应“小庆”之年的“大庆”之举。
1960年,中共中央郑重其事立下了“五年一小庆,十年一大庆,逢大庆举行阅兵”的规矩,1969年二十周年庆典就没有执行——“大庆”是庆了,但少了阅兵一项。
到了1979年,又逢三十年大庆的日子,不要说阅兵,连“十年一大庆”的规矩也改了。这一年1月18日,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胡耀邦,在中央党校第二期学员结业会上的讲话中,特意对不遵守这一规矩作了说明:“今年,我们正碰着建国三十周年纪念,中央已经说过了,不要搞大规模的庆祝,特别是不要搞形式主义的东西。过去若干年我们把那么多钱花到一些形式主义的东西上去,什么莺歌燕舞,粉饰太平。”他又补充说:“今后,可不要搞这个东西,今年三十周年国庆不搞这个东西,不搞铺张浪费,包括今年过春节。”
4年以后的1983年11月25日,已经升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日本东京会见旅日华侨代表时说:“明年是新中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我们的人大常委会和我们的党中央已经决定,今后逢五、逢十,要组织国庆纪念会。明年将组织一个中等规模的庆祝会,欢迎你们各位回去看一看。”
规矩恢复了。“中等规模”是什么规模?介乎“小庆”与“大庆”之间?耀邦没有说。12月,中共中央关于三十五周年庆典有了一个通知,提到了阅兵,答案也有了:要大庆。
为何“小庆”要“大庆”?关于大阅兵,阅兵总指挥秦基伟在国庆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党中央决定今年国庆阅兵意义十分重大,它将集中反映我国建设成就,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新成果,反映我受阅部队的精神风貌,大大鼓舞全国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
1984年1月,胡耀邦说:“中央去年十二月发了一个通知。这次我同五个省的同志见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这个通知得人心,这几年太沉闷了。”这是他从川、贵、湘等五省考察归来时说的。“通知”就是关于三十五周年大庆的。既然“得人心”,大庆必然振奋人心!
秦基伟和胡耀邦的话,表达的是同一个意思:就是这一年“国庆社论”的题目:“大鼓劲 大团结 大繁荣”。
自进入“八十年代第一春”后,中国一直引领着世界的目光。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中国升腾,欣欣向荣,一点也不“沉闷”。进入1984年后,更进入了美籍学者赵浩生眼中的“喜庆之年”。他说:“1984年,在我的见闻中,是充满喜庆的一年。这一切喜庆,像许多不同的乐章,都导向光辉的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三十五周年这个举国狂欢的高潮。”
赵浩生所说的“乐章”,是他的“五项见闻”:
第一项,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访美成功,“向全世界宣示了中国推行开放政策的决心。一个拥有四分之一人类的大国,在国内经济飞跃的时刻更昂首阔步地进入世界市场,这是一个值得普天同庆的大喜事。”
第二项,他途径香港回大陆的“一个令人惊喜的新事实”:香港同胞开始普通话学习热。这一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世人瞩目,9月26日中英两国达成《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这是三十五周年的一份国际大礼包。赵浩生说:港人学说普通话“这个行动,确实比任何讨论1997年问题的理论更能代表香港同胞迎接1997年的心情”。
第三项,旅途中,他发现,广州的“白天鹅宾馆”有了大陆人的身影,北京的华都饭店举行了向“社会开放”的典礼。“说明国内若干同胞的经济能力已渐渐可与外来旅客看齐,特别是衣着方面已内外不分了。这是一年前看不到的大变化、大喜事。”
第四项,他见到家乡的省长何竹康“竟那么年轻”。“我在国内看到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人员都已年轻化、知识化。这个政策的成功,使古老中国青春再现,这真是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大奇迹、大喜事。”
第五项,是中国实现“零突破”的洛杉矶奥运会,“有人说,中国在奥运会的辉煌成功在全世界所造成的震动比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更惊人。”“奥运会的辉煌成绩,中国人民以实际行动宣告世界: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一切,“小庆”不足表,“大庆”“得人心”,顺乎民意!
1983年11中旬,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召开会议,成立“首都国庆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领导小组”,由万里、杨得志、胡启立、乔石、田纪云和北京市委书记段君毅、市长陈希同组成,万里任组长,杨得志任副组长,日常工作由胡启立、乔石、田纪云负责。
11月1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主持会议,研究部署三十五周年国庆阅兵工作,确定:(一)受阅部队1.5—2万人,通过天安门的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二)受阅部队要着新式服装,武器装备要新一点,精一点,好一点;(三)改变阅兵程序,由阅兵总指挥向中央军委主席报告后即阅兵,国防部长不再讲话;(四)整个受阅部队的组织工作,由阅兵领导小组负责;(五)受阅部队来京集中不要占公园,可以占机场。要搞好阅兵基础训练、合练和预演。27日,以北京军区为主成立了建国三十五周年首都阅兵总指挥部,秦基伟任总指挥。
杨尚昆特意提到“受阅部队要着新式服装”。“新式服装”是指军队正准备在1985年换装的新制服,通俗地称为“八五式”,这是相对于此前的“六五式”而言的。
10月1日,当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检阅部队时,看台上的高级将领和受阅部队,有着不同的着装:将领仍然是“六五”式的确良军服,受阅部队则身着“八五”式军服:大檐帽新肩章,帽徽由原来的全红五星换成了带麦穗齿轮的“八一”红星样式,领章上的原两面“红旗”镶上了黄边、缀上了银星。而邓小平呢,则身着藏青色中山装。
不同着装的细节,与盛大的阅兵式看似违和,却似乎刻意贴近着那个时代:除旧布新时代,中国正处于变革的交替之中。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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