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条汉子”的称谓，语出鲁迅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指阳翰笙、田汉、夏衍、周扬四人。在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运动时期，他们四人都是“文委”（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党员，但他与中共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还是中共领导下的“左联”的盟主。“文委”的有关工作情况，是要与鲁迅沟通的。
1934年深秋的一天，作为“文委”成员的“四条汉子”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了。
这本来是一次普通的会面，但是，后来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却以激愤的口吻这样写道：
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我问凭据，则说是得自转向以后的穆木天口中。转向者的言谈，到左联就奉为圣旨，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经几度问答之后，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当时自然不欢而散，但后来也不再听人说胡风是“内奸”了。
这样的描述，在后来尤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扬成为“文艺黑线祖师爷”时，被喧嚣为“鲁迅怒斥四条汉子”而成为“四条汉子围攻鲁迅”的“罪恶行动”。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当然不再重复这样的话语，但“四条汉子排挤打击鲁迅”的说法依然存在。
历史的真实，又是怎样的呢？
翻阅《鲁迅全集》以及同时代的人的传记或回忆录，若是粗线条地作一划分的话，在1934年前，很难找到“四条汉子”与鲁迅直接对立的事实——即使从后来与周扬严重对立的胡风的回忆录中也难以发现。相反，从沙汀、任白戈、魏猛克等人的回忆中，倒是透露出“四条汉子”与鲁迅交往的一些事实。而在1934年以后，鲁迅对“四条汉子”的不满则有了直接的表露——《鲁迅全集》及《鲁迅书信集》中对周扬不满的话，几乎都是在1934年以后的事。
何以会如此？要从当年白色恐怖的历史背景去找原因。
1930年代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采用暗杀、绑架等法西斯手段进行“围剿”。1934年6月至10月，中共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第二次大破坏后，夏衍与江苏省委宣传部的负责人李少石的联系也中断了，周扬等人与鲁迅正常的联系也中断了；同时，胡风所谓的“内奸”问题也浮出水面了。
胡风在国民党的中山教育馆“找个吃饭的职业”，是在1933年他从日本回来后不久。当时已在“左联”任职的胡风组织性很强，在到那里工作之前，特意向“左联”书记处作了报告，茅盾和周扬他们都主张他去。可见，当时周扬等人并没有认为有什么不妥。但是，在两次大破坏的严峻形势面前，显而易见的是，从事地下工作的中共人士，对自己阵营的叛变有了更高的警惕。这一警惕不要紧，有关对胡风的怀疑就从不同渠道汇集到“四条汉子”这里了。
先是开明书店的董事长、南京国民党要员邵力子的提醒，后是所谓“左联”成员穆木天被捕释放后的汇报。在第二次大破坏之前不久，负责江苏省委宣传部工作的李少石，曾就此问题专门提醒过夏衍说：“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胡风跟南京国民党方面有关系，今后你们要注意。”如果说邵力子和穆木天所说还只是一种反映的话，李少石作为党的宣传部门的负责人的“你们要注意”的忠告，“四条汉子”自然要看作是来自上级党委的指示了。因此，就有了这次与鲁迅谈话中提到胡风是“内奸”的问题，也就有了鲁迅为此“怒斥四条汉子”的说法。
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胡风不是“内奸”，鲁迅所言“证据薄弱之极”当然是对的。可是，以此谈话为根据轻言“四条汉子”反对鲁迅，联系到上述的历史大背景，套用鲁迅的话，也是“证据薄弱之极”。
面对着国民党的逮捕和屠杀，周扬等人只能如鲁迅所指责的那样，当“元帅、“工头”或“奴隶总管””，“深居简出，只令别人往外跑”。如果不当“元帅”、“工头”或“奴隶总管”，周扬等人岂不是往国民党的“枪口上撞”？假如周扬等人与胡风一样，也“和所有左联的有了文名的盟员一样，只是挂一个名，不参加任何组织活动了”，周扬等人还需要躲避国民党的逮捕吗？他们又需要对谁、又能够对谁发号施令呢？显然，在中共组织遭受连续的大破坏后，周扬等人与鲁迅失掉了沟通的机会，才导致鲁迅对周扬等人的日益不满。
晚年的周扬，在面对一些人重复鲁迅的“元帅”、“工头”、“奴隶总管”的指责时，只是平淡地说：那时年轻，对鲁迅尊重不够；在关于鲁迅和“左联”的几次大的讲话中，周扬都是这样检讨自己，却从来没有提及他是在怎样的恶劣环境下得到的这些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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