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地、县的领导干部，以及一些重要厂矿、高校和军队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到会，这就是著名的“七千人大会”。
“七千人大会”最主要的文件是中央政治局报告，刘少奇、邓小平直接主持、指导文件这个报告的修改和起草。经过刘、邓十多天的“督战”，稿子完成，送交毛泽东审阅。
1962年1月10日，毛接到刘主持修改的报告，他先是要求推迟三天开会，接着又决定报告不经过政治局讨论，直接印发大会，用三天时间分组讨论。
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没有开幕式，直接把中央的报告发下去，让大家提意见。
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政治局没讨论就发下去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对于毛这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后人评论很多。胡绳是参加报告起草的成员之一，他事后认为：
这是毛泽东认为报告的调子太低了，对“大跃进”和“三面红旗”肯定不够，他“是要大区书记出来讲话，不是少奇的讲话就是最高指示了”。
又据田家英说，毛看了稿子后非常不满，指示要很好地总结过去工作的经验，要增写民主集中制，作为报告的一部分。他还指示，要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重新起草文件。由彭真邓等组成起草委员会。起草委员会不在钓鱼台工作。
由刘主持起草的报告，后来被“起草委员会”接管。当初，刘起草这个报告的指导意见是什么？或者说，刘、邓主持这个报告的主题是什么？为何会引起毛的不满？在有关这次大会的研究文章和著作中，有涉及但语焉不详。
读马雅著《大风起兮 马洪传》，知马洪参与了这个报告的起草——刘、邓主持时期以及“起草委员会”他都在。他先是参加经济部分的起草，与梅行一起，帮助吴冷西写关于经济工作的集中领导和分级管理部分，后来被调去陈伯达处做记录，记录由他口授的关于经济总结的部分。这一部分是经过毛泽东的要求补写进去的。
书中说，刘、邓两人的工作方法不同。刘有什么指示，都直接找胡、吴、田三人，分别面谈，然后再由这三人分别传达给有关的参加文件起草工作的人员。马洪所听到的刘关于文件起草的讲话，大都是经吴冷西传达的；也有一些是由吴冷西传达给梅行，再由梅行转告给他的。因此，他的笔记中留有“刘少奇对文件起草的基本意见”。这个史料非常珍贵，第一，可看出刘、邓起草政治报告的主题；第二，可知毛为啥对报告不满；第三，大会结束时刘在的口头报告，内容大致也是根据这个“基本意见”来的。
“基本意见”全文如下：
1，总路线是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不是由人民群众实事求是地去鼓足干劲，切切实实地力争上游，而是由少数干部站在群众之上，命令群众形式主义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是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浪费了群众的干劲，这几年浪费了群众的许多干劲，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受了严重的挫折。
2，三年大跃进，出现了“马鞍型”。没有增产，吃穿用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这几年提出过高的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与基本建设指标，进行了许多不适应的“大办”，要在全国建立许多完整的经济体系等等，都是缺少根据和没有根据的，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太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的不协调现象，比例失调。大跃进只注意多快，不注意好省，不注意品种质量。这些事情英国人懂得，日本人懂得，就是我们不懂得。
3，人民公社搞早了。当时不办，也许好一些。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现在还不大明显，还看不大清楚。
4，这三年好像一个人害了一场大病一样。这几年发生的许多错误，使全党的干部、党员，以及大多数人民，都有了切身的经验，都有了切肤之痛。饿了两年饭。
5，这几年的问题，决不是一个指头、两个指头的问题，至少是三个指头或者是四个指头的问题。有些省市是倒四六，倒三七，甚至九个指头都烂了。像河南、甘肃、安徽、青海等省算不算犯了路线错误，大家可以议论，我看就是犯了路线错误。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地委、县委讨论，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以至第九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
6，这三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
7，1959年的庐山会议本应反左，结果反右，犯了错误，斗争错了人，应当平反。彭德怀那封信，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这几年重复了党的历史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公开反对三面红旗，不为反党；和彭德怀有相同观点的人，只要不是里通外国的，就可以翻案。
8，现在是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措施。现在要实行高度的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
9，恢复法制。过去几年犯错误，下面干部无法无天，就是因为没有法制。
1月27日下午两点，七千人大会第一次召开全体大会。毛、刘邓中央领导人出席。毛泽东主持大会，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今天开幕。刘少奇同志报告”。
刘在这次会上，就是那个著名的“口头报告”。报告中，第一，没有明确语言否定“三面红旗”，但也没有给予理直气壮的肯定，而是留下了以后再说的伏笔，颇有点“秋后算账”的味道。第二，提出两个“三七开”的观点，说全国范围是对七错三，只是抽象意义上的笼统肯定而已，如果具体到各个单位和地方，肯定会有相当大的部分要被划到错七对三的“倒三七”之列。第三，对于庐山会议，没有明言否定，不过，他关于“要实事求是地进行党内斗争”，人们很容易领会到否定庐山会议及反右倾运动的意思。
刘的“口头报告”与前引的“基本意见”相对照，大致一致，可见刘是讲话不是一时发挥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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