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按：
一、2020年12月20日，《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傅高义在美国去世。由于时差的关系，中国这边得到这个消息已经是21日上午了。在写作《邓小平时代》过程中，傅高义在中国待了不短的时间，采访过不少人。书出版后，他又到中国来，听取学界的意见。在这个过程之，学界很多人都和他又交往，我是其中之一。所以，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不少人写文章怀念他。我也写下《傅高义走了》一文，刊发在我前公号“八十年代”上。
二、完成《邓小平时代》后，傅高义的下一个目标是《胡耀邦传》。为此，他与中国学界对于这段历史有研究的学者多次交谈，并深入采访了许多知情者。任小彬兄就是其中之一。傅高义去世后，小彬兄写了一篇关于他的文章，追述了与他谈话的过程。这篇文章我以前没有读到过，昨天才见到小彬兄发在群里。征得他的同意，刊发在这里。
三、虽然时过境迁，但我还是愿意把小彬兄的这篇大作推荐给读者，原因在于小彬兄对傅著《邓小平时代》的点评非常精彩。他说到，傅著有“有先入为主的情况，思想有点被束缚”的局限，也有历史上“大外宣”的痕迹。我在关于傅著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中，也谈到这两个问题，但没有小彬兄谈得这样透彻。为此，我将我的《傅高义走了》这篇小文附在二条，一并发出来。二者对照看，既可以看出我学识的粗疏，又可以加深读者对傅著的理解。
最近在网上看到傅高义先生在美国突然去世，想起五年前，也就是2015年，我还和他有过一次接触，五年前的事了，时间过得真快。
从头说起吧。2015年初冬，胡耀邦史料网站的李盛平忽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有一个美国学者傅高义，写过《邓小平时代》，现在正在准备要写胡耀邦，在收集素材。他说你在组织部呆了一段时间，关于耀邦平反冤假错案的情况比较了解，你是不是来跟他谈一次？我说那太好了，就答应下来。
约好11月10日，在北大朗园。事先我从网上下载电子版的《邓小平时代》，抓紧时间翻看了一遍。总的感觉到，他写邓小平时代，抓住邓小平时代的主要特点是改革开放，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他在北京，主要是住在接待单位。因此他主要被一些所谓“理论家”也好，“专家”也好，提供素材，有一些当然是比较客观的，有一些就带有很多的官方色彩。因此在《邓小平时代》的这个书里，我觉得是有很多客观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不客观的东西。我还特别注意到他写邓小平，不可能不写邓小平后来对胡耀邦态度的转变，其后果，造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大挫折。他肯定写到了这个“风波”，但是在中国出的这本《邓小平时代》，却把整个有关内容全部删去了。所以我也不知道他那些章节是怎么写的。不过总的感觉是，他本人还是力图想客观的、立体的表现邓小平时代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但是受到一定的局限，写的并不是很完整。因此我想，既然他想写胡耀邦，正好借我在党校和组织部工作的这一段经历，给他补充一下这方面的材料吧。
11月10日上午，我到了北大的朗园，先找到李盛平，盛平带我去见他。傅高义先生很热情，把我让到一个四合院东边的平房，东厢房吧。外头有一个很漂亮的小院儿，他在东厢房有个办公室，屋子里也挺暖和的。
他个子不高，挺热情的跟我握手，我说傅先生你身体真好啊，然后他就用非常流利的中国话跟我说，你好你好，请坐啊，然后我们就无拘无束的谈起来了。他先问我叫什么名字，原来在哪工作。然后他又问了一下我的家庭情况，我也简单跟他说了一下我的家庭，主要还是说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受迫害致死的事情。他听得也挺认真，最后他说，哎呀，文化革命真是伤害了不少人呐！我就跟他说，我今天来的话呢，主要是想谈谈耀邦。您的下一段时间准备要写胡耀邦的传记也好，文章也好，书籍也好，我和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的时候有一定的接触，我主要想介绍一些有关情况，还有一些看法也想和你交流。他说好的，那你谈吧。
我发现我谈的时候他都在仔细的听，有的时候还做了一些记录。当然他的那个秘书在旁边一直在记。我主要是谈了这么几个基本的观点，首先我说你写的《邓小平时代》，只有用邓小平来命名这个时代，以此概括1977年以后邓小平出来执政，一直到他去世，应该说还是准确的。但是这个时代里有非常重要的十年，从1977到1987年这十年里面，有大量的设想，策划和工作，其实都是由胡耀邦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来完成的。
由左至右：任小彬、傅高义、李盛平
我说，据我所知，邓小平文革后复出，真正出来工作，是从1977年夏天开始的；但是，胡耀邦1976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考虑中国以后的走向了。10月12日，刚抓捕“四人帮”没几天，胡耀邦向叶剑英提出三条建议。胡耀邦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狱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
这三条中，第一条就是停止搞批判邓小平的政治运动，第二条是要平反几十年政治斗争形成的大量的冤假错案，第三条是要把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叶剑英称赞胡耀邦的三条建议犹如诸葛亮的隆中三策，是在政治、组织、经济三个方面使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摆脱危机、扭转乾坤的大纲。三条都是说的“人心”，这才是以人为本啊！
因此，我对傅高义说，早在1976年胡耀邦的思想就非常明确，就已经提出来必须进行包括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的转变。实际上就已经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当时有如此宏观战略眼光的人，并用通俗的语言表述出来是绝无仅有的！
而且，胡耀邦不但有建议，还有行动。在对错案“两个不管”（不管谁定的，不管什么时候定的）的决心下，他刚恢复工作，1977年初到了中央党校以后，就已经开始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了。我说到耀邦顶住各种压力，为党校文革中因为反对康生被打成反动组织的“红战团”平反，是耀邦文革后平反冤假错案的第一案，把我亲身经历的，在党校揭露康生的那个历史过程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耀邦为解除障碍，还组织发表了两篇关于在全党全国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文章，引起巨大的反响和震动。
我没有跟他谈其他具体的案子。因为许多具体案子有戴煌等同志，很多人的著作，或者很多人都跟他谈过了。我再谈具体的案子，意义也不大，我只谈了我们那个“第一案”。我大概是九点半去的，谈完以后就快十一点了。我感觉到他有点疲劳了，因为这么大的年纪了嘛。我也就适当打住了。以后我们出去照了两张相，就分手了。在跟他交谈的这个过程中，我的感觉是，他对胡耀邦的了解不如对邓小平的了解那么深，那么多，那么具体。我想这是和他开始在国内……有先入为主的情况，思想有点被束缚住。因此他主要是以邓小平这个主要的脉络来写改革开放这一段，认为他是总设计师嘛。
但是，当我谈到一些具体问题的时候呢，他好像也表现出知道一些。而且他也准备找很多人深入地了解情况。我觉得他看来还真是想下功夫研究一下胡耀邦，他要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一下胡耀邦，而不是从原来的那个邓小平时代的大背景下研究，他是想深入具体研究，这是我的感觉。
现在他突然去世了，胡耀邦的那个书他肯定也写不成了。收集的一些资料，恐怕也就是将来作为资料进行研究分析。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历史总是在那摆着，咱们也不能总是靠外国人替中国人说话，大量的真实的情况其实还是中国人真正的掌握。想让外国人说话的话，实际上是想借外国人的口来给中国人制造影响。这个从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找那个斯诺，就有这个意思，就是通过外国人达到宣传的目的。我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如果说在国外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在国内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影响。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情，谁还看他在这里论述。他这本书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多的新意。因此，我的基本观点就是，傅高义作为一个高龄老人，一个外国人，想把中国的事情搞清楚，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当时大概是费正清主持的一个中国研究所，千方百计的想了解中国，分析中国，并且为美国政府提出对中国的政策，是他研究的一个初衷，傅高义接受委托以后，写出《邓小平时代》来，也是想把这段历史客观地描写出来。
从另一方面说，就是官方为什么能够允许他在中国呆那么长时间，采访那么多的人，也像毛对斯诺的态度一样，希望他出去以后说中国的好话。但是在交流过程中，我发现傅高义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确实想探究一些真实的东西，因此他详细的问我，这个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平反冤假错案到底是怎么回事？包括我父亲为什么被抓进秦城监狱。我感到他研究问题还是很实际，很具体，很细致的。
假如傅高义沿着这个思路把耀邦的贡献深入研究下去，必然会遇到邓和胡的很多共同点和不同点的问题。其实，邓小平时代和胡耀邦的贡献是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大问题。我认为，胡耀邦在1976年10月提出的“三策”，奠定了邓小平时代的基础。第一条停止批邓，既反映了民意，又为邓的复出造了舆论，而只有邓小平复出才可能有邓小平时代。第二策，解放了大量人民群众和干部，这一直是耀邦亲力亲为顶着巨大压力全力以赴推进的，中间还克服了很多来自上层的阻力。这就大大解放了生产力，为改革开放释放出巨大的物质力量。第三策则是邓小平时代的主旋律，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国内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对外必须放开国门，这样才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因此，要把邓小平时代作为一个时代来讲的话，前十年，胡耀邦从1977年到1987年主持工作的十年，是极为精彩的十年。胡耀邦是沿着三策往前行进，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奠基性的贡献。而胡耀邦的下台，则使历史出现了曲折。傅高义由于他的局限，不太了解胡耀邦的贡献，所以并没有完全客观的描写出邓小平、胡耀邦各自的作用。而这个问题也不是傅高义可以研究清楚的，需要我们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仅以此短文悼念傅高义先生
202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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