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刊发任小彬《和傅高义的一次交谈》以及拙作《傅高义走了》，引发读者对傅著《邓小平时代》的评价。现在，公号读者“留言”栏中，但凡说出点见解的，基本上很快不可见，甚至都来不及保存。但是，黄方毅和柳红两位老朋友的点评，不是在“留言”里，而是直接发送给我的，值得披露出来，给读者参考。
黄方毅兄，原政务院副总理、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哲嗣。记得他有个全国政协委员的头衔，但我觉得他是专业学者。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是中国经济。晚年，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整理黄炎培先生的历史遗产，并卓有成效。我有问题向他请教，蒙他不弃，多有提携。
方毅兄和小彬兄是老朋友，所以，小彬这篇大作方毅很早就看过了。他给我发来的点评说：
（黄方毅近影）
读任小彬忆傅高义文，引发联想。三十五年前的1985年秋，我赴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做一年访问学者。初到不久的一天，我在绿色如荫的马萨诸塞大街旁该院唯一的楼中浏览，到校长室外等候，旁边坐着位有几分亚洲人面孔的美国学者，对我微笑，表情和蔼，交谈知是哈佛大学的傅高义教授。当时，傅的中文并不好而我的英文也差，交流不很通畅，彼此介绍，互留名片，聊了一会儿。
虽然当时与傅交流不多，但初步感觉傅对中国所知并不很多，与其后我陆续在美结识的中国研究专家如霍普金斯大学的鲍大可，邻近的布鲁金斯研究所哈瑞.哈丁，以及次年我去访学一年的哥伦比亚大学黎安友等人相比，似并未高出一筹。
进入本世纪，听说傅高义的《日本第一》一书风靡全球，令我错愕。前些年，听说傅转向专门研究当今中国，出版了《邓小平时代》。出于有一面之交，我翻阅一下，本来觉得他系美国学者，从海外视角研究中国，应不失客观，然而开读不久即有所失望，感觉他基本囿于官定框架，高评了邓，却相对忽视了在打倒“四人帮”之后的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之中起到巨大作用的胡耀邦。所以，读不下去，搁置一旁。
近年，耳闻傅在搜集资料，着手胡耀邦研究，我对他又生期待，觉得他抓住了一个值得研究的大课题，或也系对其之前对邓研究有所偏颇的补正；而且，傅做学问和其他外国学者一样，偏向实证，不乏资料，尤他依重李盛平主持的非官方的耀邦网站，采访任小彬，也证实之前推测。然而他的去世，使他着手几年的耀邦研究也“人亡政息”，止于半途，颇为可惜，不能不说是耀邦研究的一个损失。
小彬此文结尾处提出一个很有建设性的课题，即胡耀邦在改革开放中的历史定位和所起作用。小彬认为，耀邦所起作用是巨大的、历史性的、奠基性的，我赞同，且尤赞赏“奠基性”的提法。没有耀邦，没有他在打倒“四人帮”之后所做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等系列基础性工作，就不会重振党心，焕发人心，就不会有后来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胡做的这些工作，既是改革开放的开端，属于改革开放一部分，也是为之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根本性的基础，无人可与比肩。
我期待曾在耀邦领导下在中组部等一线担纲的任小彬等，作为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亲历亲闻者，写出更多回忆，留给后人，贡献改革开放研究，也让亲历那个时代的我们能在有生之年读到更多精彩篇章。
柳红和我是同一个年龄段的人。她现在也和我一样，算是独立学者或者自由研究者吧。她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系，经济学硕士，一直从事改革开放史的研究，和我的研究领域重叠。所以，尽管她在国外，但每次回来，我们总要见面聊天，彼此探讨，相互促进。她出版的《八〇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与梦想》和《1984：莫干山会议》，反响很大。前一本我还写了书评，从1980年代思想解放的角度专门推荐过。她对这两篇关于傅高义的点评，发在朋友圈并@我的。她点评说：
（柳红近影，徐庆全拍）
连日多见议论傅高义《邓小平时代》。徐庆全公号（应为“徐庆全与八十年代”）转载两篇旧文，对他们的观点颇有同感。
一是任小彬2020年文：“和傅高义的一次交谈”，任说：
1，“他在北京，主要是住在接待单位。因此他主要被一些所谓“理论家”也好，“专家”也好，提供素材，……有一些就带有很多的官方色彩。”“官方为什么能够允许他在中国呆那么长时间，采访那么多的人，也像毛对斯诺的态度一样，希望他出去以后说中国的好话。”
2，“咱们也不能总是靠外国人替中国人说话，大量的真实的情况其实还是中国人真正的掌握。想让外国人说话的话，实际上是想借外国人的口来给中国人制造影响。这个从毛主席在延安的时候找那个斯诺，就有这个意思，就是通过外国人达到宣传的目的。我想，《邓小平时代》这本书的影响到底怎么样？如果说在国外可能还有一定的影响，在国内实际上基本上没有影响。都是大家经历过的事情，谁还看他在这里论述。他这本书说实在的，也没有太多的新意。”
二是徐庆全文“傅高义走了”，他言：
“第一，外国人写中国的历史，历来都是中共外宣所需要的一种东西，从斯诺、史沫特莱，到库恩再到傅高义教授，都是如此。”
“第二，……他要写这本书，预先一定有个架构。构成这个架构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美国人对中国的认识，对邓小平的认识；另一个是他首先接触到的中国人是谁，这会对他的书的架构起到重要的作用。他的这本书里，到处充斥着这样的作用。”
“第三，……大家指出他书中的史实错误，我看到的大概更多一些，有206条吧。”……
还看到一篇微信文：“捧读《邓小平时代》，为中国历史学家感到羞愧”。
在大家共同的“具身历史”中，中国历史学家是不是有配得上这厚重历史的著作，该不该感到羞愧是另一回事；在傅著《邓小平时代》面前羞愧似乎谈不上。
我看傅，占了中国体制内外双重“好处”，还加上他的身份优势。受访者“趋之若鹜”。这样的研究写作，很难说“独立”。中国历史学家谁能像他那样“长驱直入”，“得天独厚”？研究者，要么接触不到档案；要么有权限看档案，却囿于口径或思维限制，不能写或无能写。采访对象有够得着够不着的问题，也有人家乐意不乐意谈的问题。上穷碧落下黄泉，在无路处找路，是所剩不多还在下功夫的研究者的现状。谁该羞愧呢？
傅高义的书，有三个版本，一个是英文原著，一个是中文大学版，还有一个是三联版——我称之为“编辑版”。读者若有兴趣研读，这是应该了解的。我对傅著的意见，在《傅高义走了》一文中已经说到了。但是，与任小彬、黄方毅和柳红及有的读者比，还是比较肤浅的。这也是我特意要把方毅和柳红的点评推介给读者的原因。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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