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反右，使北大数百名学生罹难。他们位列“五类分子”之末，面临着无处不在的歧视和欺侮，被迫进行无休无止的认罪和自污，还有很多人要从事超负荷的繁重体力劳动，几乎超过了常人能够忍受的极限。即使摘了帽，也仍然是贱民，看不到未来，找不到希望。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环境中，很多人迫切地想逃离。不少人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途径——逃港。
在当时边境壁垒森严的检查和警备下，逃港谈何容易！但一些无畏者情愿冒死一试。在实施逃港和试图逃港的北大右派学生中，唯一成功的只有物理系学生沈迪克和化学系学生梁成金夫妇。
沈迪克、梁成金的惊险历程
沈迪克出身于军医家庭，1949年，其父随国民党逃往台湾，在台湾曾担任国民党海军总医院院长。父亲去台时，沈迪克已是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学生。他跟随潮流报名参加解放军，因出身的包袱太重，他一开始就受到歧视。先在空政文工团做图书管理员，后调到空军直属机关做文化教员。在此他邂逅了梁成金。
梁成金是广东人，毕业于广州女子师范学校，1951年参军，1952年到北京空直机关做文化教员。沈、梁二人在工作中相识相爱。1954年，他们同时转业，又同时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和化学系。在北大，他们是出双入对的一对情侣。
1957年鸣放中，沈迪克是活跃分子，因出身所受到的歧视使他对以政治条件划分的等级有切肤之痛。他以“谈谈”的笔名写出了《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的著名大字报，并由此被打成极右分子。而不问政治的梁成金则因不能与沈迪克划清界限，也被划为右派。他们的命运由此发生转变。
1958年，沈迪克被遣送北京无线电仪器厂劳动考察，而同年毕业的梁成金则被分配到内蒙呼和浩特科委所属的科技学校任教。这对苦难中的情侣仍然维系着他们的爱情。1960年寒假，来京探亲的梁成金与沈迪克同居并怀孕，同年暑假，大腹便便的梁成金与沈迪克在京领了结婚证。
新婚有孕的梁成金没有来得及享受爱情的甜蜜，却遭遇到一个沉重的打击。一天，沈迪克告诉她，因为与同厂劳动的一个右派女同学产生感情纠葛，又没有与其结婚，那个女同学向厂领导举报了他，厂领导准备将他开除，送去劳教。备受打击的梁成金只能独自离开北京，去天津亲戚家生产，并于10月下旬独自产下一个女儿。产假期满后，梁成金带着女儿回到呼和浩特的单位。但一个右派的29元生活费根本无力养活母女二人。此时沈迪克也面临着如果不去劳教，则只能去自谋生路的绝境。在那个计划经济和政治管控无孔不入的年代，几乎没有自谋生路的空间！但二人已别无他法，梁成金选择了辞职，与沈迪克一起携女儿回到广州的老家。后沈迪克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两人用北大高材生的智慧开始谋划赚钱谋生、伺机逃港。
沈迪克发现当时饥荒严重，食物匮乏，很多人都去钓鱼以求果腹，但国产的钓鱼线质量不佳，鱼难上钩。于是二人开始做钓鱼线生意。由梁成金在广州黑市购得港产钓鱼线，整理后转交沈迪克在成都售出。先零售后批发，在短时间内获利颇丰。两人深知这是风险极大的生意，做长了必会出娄子。因此在赚够出逃的费用后即收手不干了。梁成金将所赚的钱购买了金首饰，又找到打金铺淬炼成足金，盖因蛇头只要足金的。正当他们在托关系找蛇头以求偷渡的时候，环境已经进一步恶化。梁成金回忆：
一九六二年五月一日，二龙街派出所的高同志来到我家，很严肃地告訴我: ‘你們五类分子即地(地主),富(富农),反(反革命),坏(坏分子),右(右派)要马上迁走,因为五类分子是人民的公敌，一律不准住在广州市区，要回去农村落户，接受农民劳动改造，你是右派分子，你和你女儿得赶快回乡务农，她说的话犹如法律的判文，即时生效。过了五天，她又来访，即时问我要去那里，高同志是公安局的干部，在她管辖下的区内，掌握生、死、关、押大权的，我们说话时都非常小心，我告诉她我世代都住此地，这幢房子是曾祖手建的，大家都不知道乡下在那里，至于母亲娘家，那是珠海南屏，所有亲人早都够去外国，她一听说“珠海”两字立即要我停話，因为此地属边防区，与澳門相接, 普通人等进入都要持有公安局边防通行证，她即时说：我会找地方送你去，言下之意，劳改营在等候你呢！
我家大小三口人（夫妇兩人均右派,育一周岁女婴）,沈迪克是极右派,58年被判到工厂劳动，61年初回老家成都。我在同期退职回穗,也不可能与夫同居,双方都是无业游民，又是不同地区的戶口, 在此情況下, 他也无法解除我的困境 。
自从六一年我从内蒙退职回家后，一直都在找关系，筹资本，要逃出去，现在急需想法,一切在所不惜拼出去,正当此时，我们联络的机会到了。
皇天不負有心人, 通過了弟弟朋友的数层关系 ,五月十日早晨终于踏上路途，匆匆忙忙提起个小包袱，背上小女娃，开始走上自由路的第一步，在一个小公路的车站上汇合了孩子的爸老沈，他刚从四川赶來, 三人同登上一部破旧的公车，颠簸于泥泞的公路上，足有三小时的路程。离开巴士后，有人带我们去入住客栈, 当年在中国入住的手续是要出差证明的, 一封由工作单位出具的函件, 内容是x x人今天到此地公干, 信的头款印有工作单位的名字, 下款是工作单位的 “豆腐印”,一般是木头刻的。中国历来就没有自由旅行这回事,离开了家乡就称为 “盲流”, 这就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干“非法的勾当”。出门前子祥弟也不知何时在学校中捡到那样的‘出差函件’,交了给我, 这无疑是旅行者的护身符,我持此信顺利地渡了头一夜。
第二天,在有关键的人员带领下，穿过一些小径，一条小摆渡把我们引进一个小小村庄，领头的是‘蛇头’（靠偷运人出国的黑帮）,他点明该收的路费——拿了一条小绳子穿上十多只金戒指（24k的足金,我也没有称重, 我估计是二两左右）,看来他滿意了这份收益才把我们安排在一农民家住宿，无奈的等了整七日，每天只供两碗“潮州粥”，偶而他們打到了鱼,也有海鲜入肚，代价是搾取我们的所有。直到五月十八日，天刚亮就被告知，“要上路”，意思是說有船出海了,赶忙从那个破农舍奔出。她爹背着小娃，我提起唯一的布袋，和一瓶清水，连滚带跳的冲出去，随着一群同路人翻越一个不很高的山头，再直落至海湾，一望无际的南中国海就展示在眼前。
这只小船在风浪中漂流了多个小时，险象环生，终于遇到一艘接纳他们的帆船，将船上的人和小船拖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港警见沈迪克、梁成金一副书生模样，料想是落难的知识分子，便另眼相看，态度客气，询问中又知梁成金的叔父在香港警局任职，便告知他们这样的情况可以立即取得合法居留权。幸运的夫妇俩没有像其他偷渡客那样被遣返或关押，很快顺利地留在了香港。
初到香港的生活极其艰难，二人为谋生曾当过工人，做过写手。直到1964年，沈迪克获得香港大学物理系助教职位，一家人的生活才开始走上正轨。70年代，沈迪克申请到去英国牛津攻读博士的机会，梁成金带着四个孩子随往。博士毕业后，沈迪克获得了港大更高待遇的教职。[1]
沈迪克和梁成金是北大右派学生中唯一逃港成功者，也是右派人生之旅的幸运者。沈迪克得以在世界知名学府中深造，成为具有专业造诣的学者。而无数与他一样极具才华的北大学生右派，却在备受歧视和践踏的环境中苟且生存，蹉跎了20年。而沈迪克后来在学业成功、事业稳定之后却移情别恋，深深伤害了梁成金。但梁成金获得的最大安慰是，四个孩子都以孝心和挚爱来回报母亲，他们因在海外得到了良好教育，也都有不错的职业发展。
陈斯骏三次逃港失败
逃港之路是如此艰辛和惊险，以至于再没有人能复制他们的幸运。北大历史系54级右派学生陈斯骏就曾三次偷渡未遂。
陈斯骏，1930年生，曾求学于香港，工作于广东，1954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其父陈卓凡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曾任广东省参事室主任，广东省政协副秘书长等职。其兄陈斯聪毕业于清华大学。1957年，因写了一篇文章评论沙俄海军上将乌沙科夫，便被冠以反苏罪名，在58年初反右补课时被打成右派。其父、兄同时被打成右派。1959年被分配到内蒙古师范学院工作。有大半年时间被安排去放马，后又在资料室工作了一两年，摘帽后讲过课。1962年秋，学校精简一批教师，陈斯骏在列。他要求调回广州，获得批准。但到广州后，因右派身份，没有被安排正式工作，只能做代课教师。文革中，连代课教师的工作也不再有，被安排到一家街道小厂当工人。文革中后期，陈斯骏无端受到多次批斗，身心大受摧残，感觉到了穷途末路，他决定逃港。当时广东逃港成风，陈斯骏约了伙伴，做了精心准备，包括制作假通行证，从老偷渡客那里取得绕过边防警的路线图等，他三次从不同路线逃港，均未成功。一次离对岸仅百余米，仍被民兵抓获；另一次被警犬将衣裤撕得稀烂，全身被抓咬了十二处伤口。当年因广东逃港者太多，故每次被抓获后，都短期监禁劳改后释放。
陈斯骏的父亲陈卓凡于1976年去世，没有等到平反的那一天。陈斯骏在年近半百时，终于等来了右派改正的通知。改正后他在父亲的朋友、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吴南生帮助下，调入暨南大学历史系任教，迎来了灾难和坎坷之后的重生。[2]
与陈斯骏的三次逃港未遂，被短期监禁劳改的经历相比，另外几个企图逃港的右派学生遭遇要惨烈得多。
袁植芬、张强华、王又芈结局惨烈
1958年3月8日，生物系53级右派学生袁植芬、张强华和物理系54级右派学生王又芈被遣送到北京制药厂劳动考察。北京大学和北京其他几个院校的一些右派学生于同日到达。一进门，只见迎面挂着一条巨大横幅：右派先生，欢迎你们，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种接待方式，给了学生们一个下马威。
精神上的极度压抑，大跃进的荒唐氛围，使右派学生们感觉无以安身立命。张强华回忆：我等决非迂腐之辈，没有愚忠的思想，更不想引颈就戮。“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出走香港，一直是被划为右派后的梦寐以求。而他们中最有条件去香港的，是从香港回来自投罗网的右派袁植芬。
袁植芬的父亲袁励民是壳牌石油公司的香港代理，是颇有实力的资本家。袁植芬四十年代末曾就读于北大预科，后随父到香港生活，因有感于新中国的成立和大陆对侨胞的宣传，袁植芬返回大陆，并重返北大求学。袁植芬过惯港式生活，消费高，言谈随意，成为当时学生中的另类。在肃反运动中，他曾因其生活作风受到批判。在57年鸣放中，他吸取教训，未敢有所动作，只在他人的大字报上签了个名。57年暑假前，他获得签证去港探亲。岂料在他走后，他签名的大字报被批为右派言论，他因签名和之前的表现，被缺席划为右派，这一切，在香港的袁植芬毫不知情。
袁植芬在香港看到港报所载大陆反右报道，在返京问题上即有所顾虑。无奈他当时已经结婚并有了四个子女，其妻子是著名画家司徒乔之女司徒园。司徒园与父母和孩子均在京，当时一再催促袁植芬尽快返京。袁植芬未曾想到自己只在大字报上签了个名字就会被打成右派，遂于1957年11月底返回北大，成为自投罗网的右派。
袁植芬被划为右派并被送往北京制药厂劳动考察后，对自己的回京之举后悔不迭。但为时已晚，他再想去港，就需重新申请。制药厂的右派难友们都寄希望于袁植芬，认为以袁的特殊身份或许能够获准去港，为其他弟兄们打个前站。
张强华回忆：当时，袁植芬、王又芈、张强华和另一位清华右派学生赵树范在一起议论过此事，袁植芬表示，他如能先去港，则可在港安排几个难友的生活。因此，袁植芬向公安局提出了回港探亲的申请，但迟迟没有获批。而且，此举引起了制药厂领导的注意。在一次给右派的训话会上，厂领导警告：你们中的一些人，想去香港的举手！这样的威胁，促成了袁植芬偷渡的决心。
1959年年底的一天，袁植芬由同在制药厂劳动的清华右派赵树范陪同，自华清园浴池出来准备搭乘公交车去火车站时，被两名盯梢的公安局便衣带走。当场袁趁机将早已购买的去广州的车票托赵退票。次日，袁妻司徒园被告知，其丈夫被拘留审查。不久，袁植芬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送劳动教养，全厂为此轰动，也引起了右派们的惶恐不安。
张强华回忆，当年作为一个书呆子，“凭着我的一点法律知识，以为我虽与袁植芬商谈过偷渡的事，但没有任何偷渡的行动，光凭言论不能构成指控我犯偷渡罪的法律依据。因此虽有点忐忑不安，但仍处之泰然。岂不知，厄运正在悄悄逼近，一场大祸即将从天而降！1960年4月29日深夜，我终于被捕。从此我完全失去了自由，陷入万丈深渊。”
张强华被关入北京草岚子看守所。他记录了初审时审讯员与他的对话：
审讯员：你为什么要逃往香港？
张：我并没有逃。你们不是在边境线上抓住我的，而是在制药厂的大烘箱里把我逮捕的！
审讯员：让你到了国境线就那么容易捉住你？还能有今天对你的审讯？好嚣张！你们怎么策划的？
张：我们没有策划，只是彼此聊聊而已。
审讯员：这就是策划，就是密谋。难道你们敢公开商量？你们为什么要逃出去？
张：我们想出去，因为受不了药厂工人对我们的歧视和瞎监督。
审讯员：政府为了挽救你们，给你们右派分子出路，让你们劳动，给你们饭吃，提供你们改造的机会，难道亏待了你们？像你们这种人逃到国外，岂不饿死？
经过连续不断的疲劳轰炸式的提审，张强华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罪行。根据老资格犯人的提示，他写了数万字的交代，他自称为“又臭又长”。在回顾当时的心态时，张强华说：我把奉为人生准则的、美好的东西，用自己的笔来加以否定，于心不忍且不心甘。我为自己丧失斗志与人格，背叛固有的信奉，而感到羞愧！
写过自供状之后，张强华被转入自新路看守所。等待数月，1960年底，他被押送法院开庭审理。在空荡荡的法庭上，走完了既定程序。又过了一年余，在1962年3月，张强华收到了判决书，他被以反革命叛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同案的有清华右派学生赵树范，被判12年，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王又芈，被判8年。
袁植芬没有与他们同案，他因为在劳教所与几个难友一起商议过越狱逃跑，罪上加罪，被判处了死缓。
张强华回忆：1961年底，我因肺结核恶化，被调入了重病号监，在这里，我遇到了同时调入的袁植芬。平时好享受的袁植芬，在被捕前是个胖子，被捕后被肺结核、肠结核、骨结核多种病魔缠身的他，如今瘦得已是皮包骨头，蜷缩在监房靠墙的一角，其惨状令人心碎！我记得：他瞪大着眼睛，用乞求原谅的目光向我说：“是我连累了你。”是的，袁被捕后，他的供词必然涉及我与他的在制药厂时共谋偷渡之事；然而，我心里有数，即使没有他的交代，我的被捕也是必然的事。我不会迁怨于同窗。
张强华是幸运的，只因重病号每天可以吃到一顿煮得稀烂的菜汤面条，他的病情奇迹般地得到稳定。在他离开重病房后不到两个月，袁植芬由于疾病和饥饿，死于狱中。这个本来一帆风顺、毫无心机的北大学子，只因一念之差，便踏上了他从未想到的不归路！
张强华后来辗转于北京、上海、安徽等地的监狱和劳改农场，历尽坎坷。他还记得，在1968年的“五一”节前夕，镇压反革命分子林昭的公判大会在提篮桥监狱召开，劳改队全体犯人都集中收听了大会的实况转播。林昭由于在监狱中的抗争，已经成为当时监狱中的知名人物。张强华只能强忍内心的悲伤和愤懑，默默在心中向这位校友致敬与志哀！
与张强华同案的难友王又芈，在刑满出狱后精神已不正常，患有杀人妄想症，其家人因其病症只能将其送进收容所。他虽然捱到了右派改正，却因精神疾病根本无法正常生活，早早告别了人世。[3]
王克岩被便衣钓鱼判重刑
2020年秋，我在采访物理系54级右派学生刘显生时，得知他的一位右派同学王克岩也曾因试图逃港被判重刑。于是在当年年底，我去上海采访张强华时，访问了王克岩学长，了解到他的遭遇。
王克岩是上海人，父亲是黄埔毕业的国民党官员。1957年，王克岩因反苏罪名被打成右派，他在南开学习的二弟也被打成右派，自杀身亡。王克岩被送往北京针织厂劳动考察。他因与工人发生争执，无法忍受被歧视的境遇，跑回上海。但回上海后生活无着，看不到希望，于是与一些流落社会的青年人相识，在一起议论想去香港，不料遭公安局便衣钓鱼，被捕入狱，于62年被以反革命叛国罪判刑20年。他在上海第一看守所、提篮桥监狱服刑至1965年，后被押送青海柴达木香日德农场服刑整15年。他在狱中不服罪，出于愤懑经常痛骂，因此直至1980年7月才出狱，以保外就医名义释放，结论留了尾巴。后回到上海，就职于上海零陵中学，规定不得从教，做普通职员。直至退休。
张强华与王克岩这对难友本不相识，在我采访王克岩时，张强华也随往，两人一见如故，说起狱中苦难，有聊不完的话题。张强华苦涩地调侃王克岩：我判15年，你判20年，你比我牛啊！
王克岩平反后的境遇不尽人意，他80年代曾多次申请赴美被拒签。与后来任教于上海格致中学、并成家立业的张强华相比，他终身未婚，无室无家，孤身一人住在上海一间阁楼亭子间里，显得十分凄凉。他早已皈依为基督徒，每天读《圣经》度日。
愿上帝保佑王克岩和那些同样不幸的学长们，愿他们来世幸福安宁，不再经历今生的苦难困厄！
[1] 以上记述均引自《梁成金自述》，未刊稿，友人提供。
[2] 以上记述引自段静修《未名录》，北京时代弄潮文化发展公司，2011，第33页。陈斯骏《别离未名湖后的岁月》，见《风雨历程——北京大学历史系1954级毕业50周年纪念》，自印本，第181~183页。陈斯骏《劫灰絮语》，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12.
[3] 以上记述引自张强华《炼狱人生》，中国三峡出版社，2004.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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