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北大反右，物理系是重灾区。北大物理系54级学生朱自莹回忆：1957年11月，周恩来总理来北大做报告，主会场在大饭厅，而物理系的右派学生不允许在主会场，而是在一教单独听广播，当时物理系让两个同学监押一个右派，他是负责监押右派的。因右派学生多，监押的人又比右派学生多一倍，以至于在主会场，物理系的位置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人了。[1]这还是在反右尚未结束的57年11月，到58年初反右补课时，物理系划右之多，令当时负责反右的校领导陆平也有了疑虑，当时的校党委委员王学珍回忆：我记得有一次我同他（陆平）一起到物理系去参加一个会。我们边走边聊。在谈到反右补课时，他曾说：物理系，还有其他一些系，已经划了这么多右派了，再这样划下去，有的班，右派都要占多数了，这怎么行！[2]
那么物理系到底划了多少右派呢？北大物理系沈克琦先生，1957年反右时曾任系主任助理，他对反右给物理系造成的灾难有亲身体会。在他主编的物理系系史《北大物理百年》中，提到了“反右运动……对北大物理系学生的伤害尤大。一大批品质优秀并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青年师生受到了重大打击，许多人因此坎坷一生。”[3]
主编《北大物理百年》时，沈克琦先生已是90高龄，但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及对物理系一批优秀人才被反右吞噬的痛惜，使他在主编此书时尽最大努力记录了历史真相。他曾任北大副校长，当时还有查阅档案的便利，他不顾年高体弱，多次到档案馆查阅档案资料，核查右派学生的学籍情况和受处分情况，由于物理系右派数量多，情况复杂，从1958年开始，又陆续分出不同的系，因此，沈克琦先生的工作殊为不易。在《北大物理百年》中，公布了沈克琦先生核查的北大物理系右派名单：[4]
《北大物理百年》中的右派名单：
一、1957年毕业生中被错戴“"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学生名单(16人)
气象专业(四年制):朱庆圻 李难生 胡伯威曹钢锋 罗孝逞 樊启祥
物理专业半导体物理专门化(1956年由南开大学调入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的学生,北大
学籍。):何华昕 戴凯成 丁绍渊 金怀诚 彭敏修 汪宝铎（女）赵敏光
邓贵介
东北人民大学(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四年制):陆肇漪 赵志圣
二、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名单(按1957-1958学年所在年级分列):
(1)气象专业(25人)
四年级(四年制) 萧有馥 毛贤敏 陈道轩 马鹤年 陆费铭勇 潘家威 褚宗祥 吴佶宁 陆一
强 阎育华
三年级(五年制) 徐吉庆 章正一 阎秉耀 张维桓 林和 郭定一
二年级(六年制) 翟 锳 博绳武 白润珍阎瑞昌 赵成尧 汤永祺 黄思孝 黄茂兰
一年级 徐鸿年
(2)物理专业(99人)
五年级(五年制) 周光镐 叶承榴 严仲强 王存心 徐祖年 章豫梅 杨学鹏 稽光大 黄焕栋 朱百成 岑超南 谭天荣 林从修 陈光宇 张戴铭
四年级(五年制) 黄惟承 朱培豫 方蓟祥 曹澧 梁忠赵 肇恒标 盛名铭 黄冠涛
沈迪克 陈成钧 李雪琴 燕遯符 王一鹏 王克岩 叶培松 陈德贵
邓鲁阳 何廷枢 王又芈 刘显声 张承孚 陈子雄 张云鹗 王克晖
刘奇弟 林耀坤 敖瑞伯 钟金魁 曹图南 赵作正 周国生 龙伟丽(休学)
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四年级(这班半导体专门化学生原为五年制,因国家需要提前一年毕业)。
洪侣端 宋林松 陈士杰 谢英
三年级(五年制) 王书瑶 高南岗 章世祎 张友荣 林国策 朱志英 唐自舜
二年级（六年制）陈国维 闻 鸥 寿能伟 倪友群 王绍瑜 欧阳洵 孙学章 张文彬 朱孝信 裘小松 何乃文 李振国 葛楚鑫 高 鹏 任华巽 吴 邮 吴继一 顾 云 贺绍甲 陈维杭 李港龄 邱维常 贾保成 顾根涛 钱汝明 章 鹏 张效政 曾则鸣 罗公群 孙贤义 沈志庸 葛延恕 胡恩棠 高湘华 郑成中 顾慰君 王宁人 李钦祖 孙 润
一年级（六年制）宋后定 郁增基
（3）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四年级（四年制，1957—1958在北大学习一年，学籍属原校）（5人）
复旦大学 李远境
南京大学 金纪玉
厦门大学 蔡怡和 李德钧 高 辉
（4）研究生二年级（2人）
何建鄂 吴思慧
三、关于错划右派学生的毕业情况（从略）
四、教师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有:
蔡一坤 梁炎武 郑明贤 王世宁 吴仲英 倪皖荪 李淑娴(女) 赵鸿儒 丁仁志
笔者调查到的名单遗漏者
这个名单，为我进行物理系反右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帮助。我据此联系到很多物理系右派学长，从他们那里获得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回忆。但我在调研中，也发现了这个名单有遗漏。因为物理系的右派数量众多，情况纷繁复杂，因此即使在档案记载中，也难免有所疏漏。我在调研中发现的遗漏者如下：
物理系53级右派学生孙威
2020年底，我在上海采访了物理系53级右派学生谢英，听谢英回忆说，他的一个同年级同学孙威是浙江大学教授，也被打成了右派。我当时已经在《北大物理百年》上看到了物理系右派名单，名单上并没有孙威的名字，我想核实这个信息的准确性，便将疑问告诉谢英老师。谢英为此联系了在国外的孙威老师，得到他肯定的回复，他说，我确实被打成右派了。他也对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感到不解。根据谢英老师转述孙威的回忆，孙威在1957年毕业，分配到浙江大学任教。到浙大之后，即被安排上课。没想到一个学期以后，北大的通知追送到浙江大学，告知他因在鸣放时写过大字报，被打成右派。孙威从此不能从事教学，只能在实验室工作。但孙威在逆境中勤奋不辍，没有放弃科研，集腋成裘，厚积薄发，右派改正后，孙威参与创建浙大物理系第一个激光实验室，曾担任浙江大学物理系主任，成为国内著名的激光专家。1984年，受国庆35周年筹委会邀请，他所带领的工作组在天安门国庆晚会上做激光表演，获得中央领导好评。1985年开始，他投入到激光与生物交互作用的研究领域，主持并研制成功脉冲激光光敏治癌机，属国内首创，处于当时国际先进水平。
物理系气象专业53级右派学生张学文
2022年，我看到新华社1957年关于北大反右情况的内参，其中提到北大物理系气象专业四年级学生罗孝逞、张学文的言论，我了解到罗孝逞已经被划为右派，因此想追踪张学文的情况，因张学文一直在新疆气象局工作，我为此向气象54级学长，曾任新疆气象局局长的张家宝学长求询，张家宝回复说：张学文确实被划右了。但新疆气象局曾派人到北大了解情况，认为北大把张学文打成右派是不应该的。我又辗转联系到张学文学长本人，他向我讲述了他的曲折经历，张学文上北大以后，一直是一个学习认真、成绩优秀的好学生，曾连续三年担任班长，54年入团。56年被评为气象专业唯一的三好学生。在57年鸣放期间，他没有发表和支持过任何言论。但《人民日报》6.8社论以后，他对把参加鸣放的同学打成右派很有看法，觉得这样做太过分了，于是贴了几张大字报，提出不应该给同学扣右派帽子。他回忆：“后来形势逆转，我们毕业班做思想鉴定，给我的结论是认识模糊，后来又整团，有几个同学被开除团籍，提到我，讨论的结果是给予留团察看一年的处分，我就背着这个处分离开了北大。我到了新疆气象局，气象局把我当作一般工作人员对待，我也已经投入工作。但半年后，北大团委给气象局去了一封信，说张学文被开除团籍，打成右派，气象局当众念了这封信，等于承认了北大的结论。”
张学文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提到他个人的专业成就，而我在网上搜索到介绍张学文的文章，了解到张学文的专业研究极其出色，他1959年就曾探索出关于短期预报的“变高保守性”理论，并提出分析新疆气候所使用的“月尺度四季划分标准”，在新疆中期预报和气候分析中被沿用多年，这是中国最早的数值预报。60年代初，他自学水文学、冰川学、地质学，对新疆的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冰雪消融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对新疆水资源利用和开发战略的研究受到了有关部门的重视和引用。
或许是气象局领导不愿意失去这个难得的人才，在派人去北大调查之后，在单位宣布，北大团委把张学文定为右派是不对的。单位没有给他降薪，仍按一般大学毕业生待遇。
但是张学文回忆，他实际上因此受到一些排挤和打压，他的工作如此出色，提工资时却有人说他是右派，名额没有给他。文革时更是被扣上右派帽子，受到批判。
直到1979年，张学文才和数十万右派一起，获得彻底改正。单位领导在宣布他的改正时说，张学文我们从没有把他当成右派看待过。
核物理专业57届右派学生夏传启、丁乃岩、黄昆华、范竞藩、王小平、潘忠诚
2022年，我从网上购得一本《北京大学物理教研室核物理专业一九五七届毕业五十周年纪念册》，我认真阅读了其中的文章，了解到这个集体的概况。
1955年，根据中央建立原子能事业的决策，培养核科学专门人才的工程开始启动，55年8月，高教部正式通知北京大学设立物理教研室，任命胡济民为主任，虞福春为副主任，由副校长江隆基直接领导。同时从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等校物理系选拔优秀的100名学生于55年暑期后调入北京大学物理教研室，转学核物理专业，这是该专业第一届学生，于1956年9月毕业。57届学生是该专业第二届，分别从北大、东北人民大学（后更名为吉林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等八所大学物理系三年级抽调约200人到北大物理教研室学习核物理专业。57届学生毕业时，正值反右，这个专业的学生也有数人被打成右派。然而我在《北大物理百年》的右派名单上却没有看到这个专业的任何信息。为了了解具体情况，我联系到这本纪念册的主编，北大化学系的苏剑尘老师。苏老师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提供了该专业反右的详实信息。57届近200位同学中，有6人被划为右派，他们是夏传启、丁乃岩（来自北京大学），黄昆华（来自武汉大学），范竞藩、王小平（来自南开大学），潘忠诚（来自东北人民大学）。这几位右派学生因为专业属于保密性质，划为右派后并没有公开批判，因此了解他们信息的人很少，除苏剑尘老师外，我又采访到该专业李力行、刘正纶、曹重熙几位学长，以及范竞藩的南开同学何华昕老师，后又有幸邮件联系到六位右派学生之一的潘忠诚学长，收集到他们有限的信息如下：
夏传启：北大物理系物理专业53级学生，1956年调入核物理专业，1957年鸣放时没有任何言论，后来在向党交心时，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因此被打成右派。党员同学朱介鼎因替他辩护，59年被打成右倾。划右后分配到浙江，单位不详。文革后就职于浙江医科大学放射医学研究室。
丁乃岩：北大物理系物理专业53级学生，1956年调入核物理专业。反右中被打成右派，原因不清。划右后分配到天津一个工厂，右派改正后调回北京，在农科院工作，终生未婚。
黄昆华：武汉大学物理系53级学生，1956年调入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原因不清。后分配到浙江化工研究所工作。
范竞藩：南开大学物理系53级学生，曾担任团支部书记。1956年调入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1957年鸣放时，范竞藩曾想组织一个讨论会，给领导提意见，后被制止。范竞藩对鸣放持支持态度，曾对南开来北大学习半导体专门化的同学提建议，让他们把北大的情况介绍到南开去。反右时，因其态度和一些言论被打成右派。后被分配到浙江某工厂，右派改正后调到浙江化工学院工作。该校后来改为浙江工业大学，范竞藩任教于基础学院，被评为教授。于2017年7月4日去世。
王小平：南开大学物理系53级学生，1956年调入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原因不明。划右后被分配到天津电子仪器厂工作，文革中被赶回东北老家。
潘忠诚：1934年生，辽宁台安人。东北人民大学物理系53级学生，1956年调入北京大学核物理专业。到北大后，他曾议论过苏军在东北干过的一些坏事，还在鸣放时写了大字报，提出民主自由问题，后在班里受到批判，他不服气，被开除团籍，在开除决定上他写了保留意见，由此被打成右派，受工作考察一年的处分。潘忠诚毕业后被分配到天津市纺织局的一个研究所工作。只发生活费29元，单位对他比较照顾，安排他为职工讲课，发讲课费以补贴生活。1963年，潘忠诚在天津物理学会上宣读两篇论文，被吸收为物理学会会员。文革开始后受迫害关牛棚，后被下放到一个小厂劳动改造，因搞成一项技术革新，为天津获得“学大庆红旗”做出突出贡献，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右派改正后，潘忠诚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做数理方程等方面的研究，被评为教授。
苏剑尘老师在回忆中提到这样一件事，当核物理专业把打右派的材料从办公地中关村送到学校人事处时，人事处说：你们的材料送晚了，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六个学生沦为右派的命运。
至此，我的调查共发现八名右派学生没有列入《北大物理百年》的右派名单中，如果加上这八人，北大物理系共划右派164人，其中学生155人，教师9人。
北大物理系右派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在我的采访中，多次听到学长们提到当年有人说：北大的右派数量又多，质量又高。
在某种意义上说，此言不虚。在质量高的北大右派群体中，物理系的学生右派又是质量最高的一群。
如果了解北大的反右历史，我们翻开北大物理系的右派名单，会看到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谭天荣，曾被毛泽东点名，由此成为北大最知名的右派。他在反右中受到全校性的围攻批判，但坚持不认罪，并义无反顾地宣称：右派分子，是人类的傲骨。
刘奇弟：曾写大字报宣称：胡风绝不是反革命，我要求政府释放胡风。作为一个公民，我来过问法律，这是正常的。我的行动有宪法支持。他在反右的高压下，从未认罪，结果以反革命罪被捕，60年代初庾死于北大荒劳改农场。
严仲强：1953年全国理科高考状元。鸣放时发表《自由主义者宣言》，指出：难道苏联在过去没有看出斯大林的倒行逆施吗？上帝对宗教须是具有最大号召能力的。现在的主要任务应当是广泛展开自由争论，全面的揭露矛盾，使人民从盲从的环境中苏醒过来。一切权利归于人民。
王存心：发表《利己主义原理》，指出：社会上人们用来评判人的行为善与恶的道德标准，是社会上大多数人利己愿望的体现。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能满足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己愿望，才能稳定。不是什么抽象的社会生产力之类在推动社会前进，社会前进的动力是在利己愿望并不断要求这种利己愿望得到满足的社会上的人。
沈迪克（笔名谈谈）：发表《谈谈无阶级社会中的人的等级》，提出在新的社会制度下由出身、政治条件形成的等级、特权问题。
王书瑶：发表《高度极权是危险的》，提出：6亿人民的生活决不应该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
他们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振聋发聩，一语千钧。当年，他们都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子，以赤子之心，为促进这个民族的进步建言献策，奔走呼号。而他们遭遇的，却是瘐死、劳改、流放的命运。
这些北大优秀学子的名字，由于沈克琦先生的良苦用心，得以记录在物理系系史。而在笔者看来，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思想、行动，更应该刊载于北大的史册，因为他们是北大精神真正的践行者和殉道者。
[1] 物理系56级右派学生王绍渝的回忆佐证了朱自莹的所说的事实，他说：周总理来做报告时，物理系的右派被一边一个同学押着，排着长队去到第一教室楼的大教室内听转播。根据笔者的了解，这种右派被同学押着单独听报告的情况仅在物理系发生过。
[2] 见王学珍《怀念陆平同志》，《陆平纪念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第13页。
[3] 见沈克琦、赵凯华《北大物理百年》，自印本，第65页。
[4] 同上书，第65～67页。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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