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中一次以国家机器直接处置政治犯的运动。北京市有一批政治犯被处以极刑，其中有北大右派学生沈元。
死因众说纷纭
沈元，北大历史系55级学生。在57年反右中，沈元因翻译和传播过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并发表过“斯大林的问题是制度问题”之类的议论，被时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许师谦定为右派。之后被发配门头沟农村劳动考察。沈元体弱，无法忍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及无书可读、终日认罪检讨的恶劣环境，从农村逃离。他住到了城里姑母家，姑父是名医吴阶平。在姑母家他去街道办事处帮忙做事，获到良好评价，得以右派摘帽。他想回校复读，但北大以其私自逃离农村，不认真接受改造，已被开除学籍，拒绝了他的请求。沈元只得走上了自学自修的道路。他在北京图书馆埋头读书，钻研学术，渐入佳境。他开始撰写史学研究文章。
沈元的同学郭罗基回忆：他在1986年12月16日，曾去拜访沈元的伯乐黎澍。黎澍向他讲述了发现沈元并将沈元引进学术界的经过。60年代初，时任中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长的黎澍意欲物色一位助手。1962年，刘导生（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问他：“你不是要人吗？右派要不要？”刘给了他九篇沈元写的文章。沈元的姑父是刘导生的熟人，向刘推荐沈元，刘又向黎澍推荐。黎澍看了那九篇文章，大喜过望，自言自语：“这就是我要找的助手。”那时沈元是没有单位的社会青年。黎澍向公安局要来了他的档案。黎澍说：“不就是右派吗？已经摘了帽子，有什么了不得的？”决定录用为实习研究员。
黎澍兼任《历史研究》杂志主编。他在沈元的九篇文章中挑出《急就篇研究》，予以发表。史学界引起轰动。郭沫若赞扬：“这篇文章写得好。”范文澜说：“至少比我的文章写得好。”
黎澍又指导沈元写了《洪秀全和太平天国革命》，这篇文章长达五万多字，首发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人民日报》摘了一万字，以《论洪秀全》为题，发了一整版。史学界又一次轰动，像沈元这样从古代史到近代史都能写出好文章的人才是不多的。[1]
沈元的文章展露了才华，但也招来了嫉恨。沈元以右派身份，连续在《历史研究》甚至《人民日报》这样的最权威媒体上发表文章，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难以想象。当年划为右派的一些资深学者，都只能以笔名发表文章。而沈元作为一个右派身份的史学界新人，却能以实名在重要媒体上发表重磅文章，这对于那些不学无术吃政治饭的同行，显然是不能容忍的。
名家的赞许和推重，对沈元当然是一种鼓励，但也使沈元遭到的嫉恨更深了一层。“沈元现象”无论是在近代史所还是在北大，都引起了强烈反应。反应的结果是一封封举报信投向高层，甚至有信寄到毛泽东那里，被毛的秘书田家英看到并扣住，提醒黎澍千万要注意。而不谙政治的沈元或许是从之前的轰动效应中获得了极大的激励，仍然急迫地要发表著述。黎澍和时任《历史研究》副主编的丁守和都不忍拒绝这个一心向学的年轻人，后来将沈元的另外几篇文章用笔名张玉楼、高自强、曾武秀发表，没想到仍逃不过嫉恨者的追踪，举报信又写到中宣部。直至沈元的文章再也不能面世。郭罗基在访问丁守和时，这个一直提携沈元的长者叹道：“是我们害死了沈元！”“黎澍和我爱才，千方百计发表他的文章，结果帮了倒忙。”
[2]文革当中，黎澍、刘导生被批斗，罪名之一就是“招降纳叛，网罗牛鬼蛇神”，沈元成了陪斗。右派加牛鬼蛇神的名头，无疑使他备受煎熬。后来，在1968年夏末，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沈元化妆成黑人，闯进苏联使馆，终以外逃叛国罪被捕入狱，直至1970年4月18日被处决。
关于沈元，因为作为一个青年才俊，他死得太冤，所以关于他的故事流传很多，有了自媒体之后，更是广为人知。有些细节，难免以讹传讹，需要加以核实澄清。
沈元化妆成黑人，去外国使馆，去了哪个使馆，有资料说是马里使馆，应该是误传。在郭罗基的回忆中，沈元去了苏联使馆，郭罗基说：马里与中国是友好国家，而沈元也不会愚蠢到向一个中国的友好国家寻求政治避难。而笔者看到的一份1979年9月北京大学党委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北京大学右派斗争及右派摘帽改正情况的报告，也提到沈元去了苏联大使馆。
还有传说，沈元当时已经结婚，他的妻子也是他的表妹，在沈元的宣判大会上就在现场。听到他的宣判，当场晕了过去。为此，笔者采访了沈元的好友，也是高中同学和大学校友的宋诒瑞学长。宋诒瑞曾为此事询问沈元的女友也是表妹曾某某，曾某某证实，她与沈元并没有结婚，只是同居关系。
宋诒瑞是北大东语系56级校友，与沈元高中同学，两人一直是知心好友。宋诒瑞毕业后，分配到国际广播电台工作，与沈元一直有交往有联系。宋诒瑞说：沈元在北大读书时开始与表妹曾某某交往，他爱上了这个漂亮的表妹。韩三洲《极右分子沈元本事考》一文也记载：作者在2010年一次聚会中，曾邂逅沈元的同学雷光汉，雷光汉回忆，沈元在被打成右派时，正与其表妹谈恋爱。沈元对表妹相当痴情，但表妹却不愿接受沈元的右派身份。据雷光汉回忆，沈元在门头沟劳动时，表妹曾去看望沈元，同时提出了与沈元断绝关系，这令沈元痛不欲生。他甚至想了断此生。雷光汉为此劝了他很久。而宋诒瑞回忆，在1962年，她接到了一个朋友的来信，说沈元因失恋自杀了，不知真假。这让宋诒瑞非常震惊和难过。
宋诒瑞回忆，正在这期间，她看到了沈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文章，方知他还活着并开始做研究，于是给沈元的姑妈家打了电话，联系上了沈元。沈元告诉宋诒瑞，因表妹离开他，嫁了一个工人，他曾痛苦自杀过。
从1962年到文革前，宋诒瑞与沈元一直来往不断，直至文革，沈元成了揪斗和陪斗对象，他们才断了联系。
1967年秋天，沈元突然给宋诒瑞打来电话，说自己“没事了”。
这年，宋诒瑞结婚了。沈元多次来宋诒瑞家，翻阅当时的《参考消息》。在宋诒瑞的印象中，那时沈元的处境相对安宁，已经度过了文革最艰难的日子。
1968年，宋诒瑞去上海生孩子。回北京后，孩子留在上海父母家。
宋诒瑞回京后的一天，沈元突然来到宋家，问：你的孩子在上海是否需要保姆？原来沈元的表妹离婚了，当时没地方住。故想到去宋诒瑞家做保姆。
后来表妹曾某某来到北京，与沈元同居。据曾某某说，她本来是不想来的，但沈元苦苦请求，她只得答应沈元。在北京，沈元与曾某某同居了几个月时间。此间，沈元的同学后来外逃苏联的雷光汉曾来看望，他对曾某某的善烹饪以及见解犀利留下了深刻印象。宋诒瑞曾对沈元的姐姐提到：多亏曾某某去了北京陪他（沈元）这几个月，让他也尝到了家庭的滋味，这在他凄苦的短短一生中应是很美好的几个月。
在当时户籍管控极其严格的情况下，两个户籍地不同的年轻人同居在一起，是不可能稳定而长久的。曾某某面临随时被赶出北京的可能，特别是在五一、十一等节日前，派出所会清查流动人口，将非北京户籍的人赶出北京。这是沈元当时面临的最大困扰。
沈元平时是一个相对理性的人，但对表妹的爱情却十分疯狂。从他在表妹与他分手另嫁时他曾自杀可见他对这份感情的态度。68年他与表妹同居时，正是文革岁月，虽然沈元已相对安宁，但大环境仍然恶劣，沈元仍是被歧视的另类，因此，他对表妹的依赖性很强。
1968年的8月份，曾某某被赶回上海。这对痴情的沈元打击非常大，以至作出冲动之举，化妆成黑人闯进苏联使馆。并因此于9月1日被捕入狱。
熟悉沈元的亲友都不相信他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沈元自己也在事后懊悔不迭。宋诒瑞曾听沈元的姐姐说：监狱中一位曾与沈元同监后来出狱的人说：沈元被捕后，十分后悔，曾以头撞墙说：我怎么会作出这样的事情来？
宋诒瑞回忆：68年9月，她接到曾某某从上海来的信，说她好一段时间没有接到沈元的信了，不知何故，希望宋去看看沈元。宋诒瑞骑车去了史家胡同沈元的住处，门口有人拦住她说：为什么找沈元？她被带到派出所，警察对她说：你别找他了。他是反革命。
宋诒瑞简单回信给曾某某说沈元出事了，但不知详情。曾某某回忆说，她接到信，在国庆节后就马上回到北京，但是看见以前住的小屋贴上了封条，她就去找沈元姑妈，但姑妈装作不认识她，可能怕惹事。她就去找派出所，派出所为她拆了封，她才住了进去。那段日子（68年底到70年4月）她在居委会帮忙做些事，还去挖防空洞，后来姑妈认了她，每月给她20元生活费。
曾某某说：70年沈元的公审大会，派出所没有允许她去现场。第一次听说沈元喊还有情况要报告，就没有枪决。第二次公审才执行枪决。这两次公审，曾某某都没有能到现场。沈元去世后，曾某某收拾遗物，书籍都交给了近代所，她发现有一份毛泽东族谱，告诉了近代所的丁守和，丁守和派人来拿走了。后来她回了上海。
宋诒瑞根据自己与沈元的接触以及从曾某某那里了解的情况，认为沈元在1968年的处境相对安定，并没有像66年、67年那样残酷难熬，特别是有曾某某几个月的陪伴，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温馨。因此，如果他出走苏联使馆为实，也并非是因为政治环境的走投无路。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实事求是的判断。当然，与相爱的人不能相守，也是非常环境所迫，但这是那个时代的常态。
而曾某某则提出了另外一种看法，她不相信沈元会化妆成黑人去闯外国使馆，她回忆说，陈伯达和戚本禹都曾找沈元写文章，沈元是否写了她不清楚，她所看到的毛泽东族谱应该与此有关。她认为，沈元之死另有隐情，只是这大概是永远的不解之谜了。在郭罗基的回忆中，谈到黎澍也讲了类似的情况，黎澍回忆：沈家中被抄时，有毛氏宗谱，陈伯达给的，陈伯达要他写文章，他说不能写，写出来要杀头的。文革中，沈到上海八次。[3]然而黎澍并没有提供信息的来源。曾某某和黎澍提供的信息，在没有进一步的材料发现之前，只能存以备考。
宋诒瑞回忆：沈元被处决后一年多，才通知了家属。这也是不同寻常的。原因何在，也不得而知。
沈元被处决前，按照当时群众专政的惯例，曾将材料交给单位让群众讨论，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没有任何人胆敢提出异议。黎澍说：“我是欲哭无泪。我要找个助手，前后考察过四十多人，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满意的，眼看要拉出去枪毙了……”[4]
在千里之外的江西鲤鱼洲北大五七干校，也曾讨论过沈元的判决。郭罗基回忆：我们虽然人在江西，北大是属于北京市的单位。此前不久，农场里讨论过一份北京市判处“反革命分子”的名单。这个五十多人的名单上就有沈元。据名单上的材料说，他化装成黑人，闯入外国驻华大使馆，企图叛国投敌。还说他散布大量的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等等。究竟散布了什么“反动言论”？到底如何“恶毒攻击”？不能问，问了也不给你回答。按当时的规定，叫做“不准扩散”。讨论中，谁都没有发表意见。农场是军事编制，我们哲学系和历史系混编合成第八连。历史系的不少人知道沈元，我和他们窃窃私议。在那个年代，即使私下议论也是不敢放肆的，唯恐被人揭发。我们之间，眼神多于言语，叹息淹没论说。有人讲：“沈元，熬一熬呀！”有人讲：“可惜呀，可惜！”[5]
沈元之死给他的家人带来的，更是无法平复的巨大创痛。沈元的表哥，台湾知名学者沈君山回忆：1990年，在离开大陆42年后，他回到大陆探亲，在探望沈元的母亲、他的舅母之前，有亲戚嘱咐他，一定不要在舅母面前提起沈元。后来果然，在有舅母在的场合，大家都不提起沈元，好像他未曾存在过。[6]沈元的哥哥沈荃说：我的弟弟沈元在文革中受冤遇害，这是我们家最痛心、最伤心的事。几十年了，从妈妈到我们兄妹，我们全家从来不提。这是我们全家永远的、巨大的、无法愈合的创痛啊！[7]
沈元之死，尚存一些疑团未解，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个巨大的悲剧，是那个疯狂的时代造成的。郭罗基认为：“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已经认识到苏联和中国的制度的不合理，但没有深思在不合理的制度下如何自处。苏轼在《贾谊论》中说：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沈元有才，可惜不善于自用其才。”[8]其实在一个一切为权力左右的时代，学人要想自用其才谈何容易！才华如果不为权力所用，就很可能成为负资产，更可能招来祸端。即使学富五车如陈寅恪、钱钟书，在那个年代也几乎不发表任何著述。北大中文系也曾在57年被打成右派的乐黛云回忆她的公公汤用彤对她的教诲：我们聊天时，他曾对我说，你知道“沉潜”二字的意思吗？沉，就是要有厚重的积淀，真正沉到最底层；潜，就是要深藏不露，安心在不为人知的底层中发展。他好像是在为我解释“沉潜”二字，但我知道他当然是对我说的。[9]这是一个富于阅历和智慧的老人对年轻落难者的劝诫，可惜沈元未曾获得这样的忠告。沈元聪慧过人，勤奋专注，但却对政治之险恶懵然无知，对于爱情，也缺乏常人具有的理智。这些致命弱点，使他终究无法见容于那个时代。
改正与平反
1979年9月22日，北京大学党委第二落实政策办公室关于北京大学反右派斗争及右派摘帽改正情况的汇报记录稿，对沈元的复查情况有记载：这个人（沈元）经过复查有争论，在鸣放时，有些错话都是私下说的，不够条件。后来化妆黑人，投靠苏联大使馆，如何看，有不同意见。原划右派是错的，这是一致意见。党委意见对沈元右派问题认为是错划，判刑问题由公安局复查。
与汇报中所表述的意见相符，北大校方1979年9月4日发出了第一份沈元右派问题的改正通知。据郭罗基回忆，他从黎澍那里得知的信息是，这次改正通知书是留了尾巴的，至于留了什么尾巴，黎澍也不记得了。郭罗基说，那时我还在北大，北大党委根本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尾巴。[10]其实，根据以上的汇报记录，关于沈元的右派问题，北大一致认为是错划，没有争议。有争议的地方是所谓“投靠大使馆”，因此可以推定，改正通知留尾巴不是因为右派问题，而是因为当时沈元的“反革命叛国罪”还没有平反。
沈元的姐姐沈蓓回忆：文化大革命结束，接踵而来的几年间，多少人平反了，而沈元的事情仍然音讯全无。只听说是“这是中央定的铁案，不可翻也不可问”。直到81年春天，才接到为沈元平反的通知。因对其中一段的提法有不同意见，我丢下刚复职后手头的一切，陪伴年迈的母亲去北京上访。我们走遍衙门，却不得要领。不得已，打电话给刚复职的黎澍。老人听说是沈元的母亲和姐姐，只回了一句“我马上来看你们”就放下了电话。不到一个时辰，他的身影就出现在我们居住的狭小的陋室里。他环顾四周，紧紧拉着妈妈的手，跌脚失声:”可惜啊！可惜！北大几十年出了这么一个人才……”就老泪纵横，再也说不下去。我们在北京呆了近两个月，在黎澍等人的全力帮助下，几经周折，最后终于拿到一张带尾巴的平反通知书。母亲的坚强是出了名的，她经历得太多。但就在见到那张纸的一刹那，沈元的事发生后她第一次放声号哭：“我要人，我不要纸，不要纸啊！我送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聪明绝顶、才华横溢的儿子，为什么现在还给我一张纸？我要人啊！我要人啊！”撕心裂肺，肝肠寸断，又有谁闻！[11]
至1985年1月21日，沈元家人终于又获得北京大学发来的第二份右派改正通知书，通知书说：对沈元同志被划为右派的问题进行了再复查，认为：原划右派，属于错划，决定予以改正，并撤销对他的开除团籍，劳动教养，开除学籍的处分。一九七九年九月四日复查所做的原“改正”决定予以撤销。[12]沈元的右派改正至此尘埃落定。
[1] 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46~248页。
[2] 同上书，第252页。
[3] 同上书，第251页。
[4] 同上书，第249页。
[5] 见郭罗基《哀沈元》。
[6] 见沈元《<汉书补注>批注》沈君山序，西泠印社出版社，2008
[7] 见沈荃《难以纪念的纪念——怀念我的弟弟沈元》，载宋诒瑞《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明报出版社，第2页。
[8] 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50页。
[9] 见乐黛云《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乐黛云《四院 沙滩 未名湖——60年北大生涯（1948~200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第147页。
[10] 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49页。
[11] 见沈蓓《牛牛，我想你啊！》，宋诒瑞《难以纪念的纪念——一个北大高材生之死》，明报出版社，2002，第12页。
[12] 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49~250页。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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