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3月，西安电影厂摄制的影片《野山》（编剧、导演颜学恕），开始在全国放映。后来，在海内外得了大奖，至今仍是西影历史上响当当的片子。西影博物馆馆外的影视海报长廊中，关于这部片子的照片就好几张。
4月1日，我到西影博物馆参观，抱着侥幸心理，希望能看到有关这部片子拍摄的内部资料，但我没有看到。所以，叙述这部片子，还只能根据我对罗艺军、朱厚泽先生当年的采访以及相关史料而来。
专家与观众态度不同
这部电影是根据贾平凹的小说《鸡窝洼人家》改编的。影片描写偏远小山村里农民，在改革浪潮波及下，两对夫妻，灰灰与桂兰，禾禾与秋绒，各有不同的向往和追求，导致两对夫妇彼此离异而重新组合。简单地说，影片涉及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命题：“换老婆”。
在当年那个年代，这一主题不免引起人们的争论。但是，影片的主题是改革开放的背景，艺术思想水平也得到行家的好评。所以，从电影局到文化部，领导们都赞不绝口，一路放行，与观众见面。
电影放映后，争论就来了：专家的意见和普通观众之间差别比较大；观众之间的争论也有，文化水平高的支持；年纪较大和文化水平低的反对。
（1985年，《野山》拍摄现场。本文图片来自于西影博物馆）
在当年，专家的意见和观众的意见，恰恰占据了两大电影奖项金鸡奖和百花奖的评奖主体。
1986年，中国电影界有权威的三大奖：百花奖、金鸡奖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说到这三个大奖，就啰嗦几句，介绍一下：
“百花奖”资格老，1962年周恩来总理提议创办的，两年一评。除了运动中断到1986年，是第十届了。这个奖的评奖形式是体现观众的意见，即通过《大众电影》杂志，全国范围内印发选票，观众自主参与，统计票数，公开宣布，得票最高者当选。
“金鸡奖”年轻，1981年创立，一年一评。评委是由电影界和文学界的专家组成，因而有“电影界权威、专业的电影奖”之称。评委秉承的是专业、学术、独立宗旨。当然，这个宗旨是我根据1980年代的评奖情况总结出来的，不要误认为是金鸡奖自己宣布的。
“百花奖”和“金鸡奖”评选时间一先一后，但一起公布奖项。
“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是1985年确定的，但前身是“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57年就开始评奖，一年一届。后来，改为政府“华表奖”，直到今天还评着呢。
三个大奖，都很权威，但职责不同。
金鸡奖是专家评选；百花奖则是观众投票评选。于是乎，在专家看来，《野山》是金鸡奖呼声最高的影片。
评委“一脑门子官司”
1986年3月，金鸡奖的评委们齐聚在北京宽沟，一个风景秀丽的度假地。这届的评委主任是谢晋，虽然正在湖南拍的《芙蓉镇》需要他，但他不得不放下拍摄来当主任。几轮观影，评委们都聚焦在《野山》上，把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女主角奖、最佳男配角奖、最佳录音、最佳服装共六项奖，都给了这部电影。在此前历届金鸡奖的评选中，一部影片囊括六大奖项，没有先例。
但是，这个评奖结果也让评委们担忧：上面对这部电影怎么看？专家的意见能不能得到管理部门的认可？
这种担忧的理由是，第一，在前一届金鸡奖的评选中，就有专家的意见和领导的意见不一致的事情发生：譬如，电影《城南旧事》评委一直同意授奖，但夏衍持反对态度，理由是作者林海音是台湾身份，授奖牵涉问题多。专家评委坚持了自己的意见，但留下了金鸡奖评选“迷失了方向”的指责。第二，在这次入围金鸡奖评选的影片中，有两部片子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青睐。一部是《咱们的退伍兵》，胡耀邦对此有评价，且评价很高；一部是《迷人的乐队》，这是薄姓二代在金州任职打造的作品，得到胡乔木、邓力群等的大力推荐。而《野山》则只是专家眼中的优秀。
（《野山》拍摄现场）
关于这一届的评奖，是专家坚持自己的意见，还是根据领导的意见定奖？在评委中意见也不一致。当年参与评奖的罗艺军先生，在2003年接受我采访时，用了“一脑门的官司”这样的话，来描述这次金鸡奖的评选。但是，“官司”归官司，专家们还是坚持艺术水准的评选结果。
胡耀邦批示
新华社记者李德润也在宽沟评选现场。他将评委们“一脑门的官司”的心态，浓缩在《金鸡奖评奖难度较大》的内参里。
4月10日，胡耀邦看到了这篇内参，写了批示，批给胡启立、中宣部长朱厚泽，文化部长王蒙、广电部长艾知生。批示说：
我第一次从这个材料中接触到有关电影的闻所未闻的情况，特别是第一次知道有这么许多光怪陆离的评奖思想。这些评奖思想和评奖结果，怎么不会在电影创作中和创作实践中起作用呢？这是中央和电影界关系一个最实际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提到书记处讨论讨论。讨论时不能只提行政事务上的意见和要求，而要摆观点意见（比如这个材料讨论时就用得上）。我们这些在党中央、要领导这样一个大国的各种事务的人，如果不接触各条战线最重要的一些情况，不同这条战线的领导人、专家一起研究和决定这条战线中的一些重大问题，那就互相都办不好事情。
4月17日，书记处召开讨论会议。金鸡奖评奖的问题，当然是要讨论的一个内容之一。另外，介入金鸡奖专家老是与领导层顶牛，有人就借耀邦的批示，建议可以讨论一下是否把金鸡奖、百花奖和文化部优秀影片奖，“三奖合并”成一个奖；或者，即便不合并，金鸡奖还独立存在，但也不能只有专家在那儿“自嗨”。为了照顾观众的观影情绪，金鸡奖评委可否容纳工青妇的代表参与。
金鸡奖评委推选长影厂原来的老厂长苏云作汇报。参加这次会议的朱厚泽，后来跟我谈到这次会议时说，会上苏云刚开始念汇报材料，时任赵总理就用嘲讽的口气说：写改革，就是换老婆？这也算是对《野山》的一个调子了。
这次书记处会议，对《野山》提出了明确的意见：这部影片当然是配合现在改革开放的，但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影片给人的感受就是“换老婆”也不成吧。当然，《野山》放映没问题，但得金鸡奖还是不太合适。因为金鸡奖是大奖，即使是专家评选的，也是带有导向作用的。
专家和领导意见杠上了
书记处有这样的意见，苏云就有点傻了，怎么回去跟专家评委交代？所以，他当场问耀邦：会议对《野山》的意见，是不是就是中央的决定？胡回答的也很技巧：不是中央的决定，但这是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意见。他还说，你们把全体评委都召集来再开一次会，把中央书记处每个人的发言，按照记录如实向全体评委传达。传达完了之后，再进行讨论，是不是考虑再重新投票评出一个大奖。
散会后，苏云又找朱厚泽，问怎么办？朱说：不用那么紧张，先冷一下，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然后在苏云耳朵边上说了一句话：“评奖的结果不要随便改变。”
为什么朱厚泽敢这么说，是他认为这不是耀邦的做事风格。他跟我说：
我来北京当这个宣传部长之前，把中央领导的讲话，尤其是耀邦的讲话都看了一遍。其实，他一贯反对由领导人来评判一部作品。
他任中宣部长时，有一次特别说道：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审查，过去都是少数人审查，甚至是一把手审查，也不管他懂不懂文艺，是不是按照艺术规律办事。有的人独断专行，像韩复榘办案，抹脸就放人，瞪眼就法办。过去我们就是吃了这个大亏的。现在当然不能这么做了。
1984年9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废除一人拍板，提高领导艺术”，文章援引了他的话：“一个片子能否公演，我想今后要坚决废除一个人拍板决定‘生' ‘死'的做法。”文章认为对一个文艺作品要“让更多的人看一看，议一议，展开讨论，集思广益，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一定会比某一个人轻率拍板更全面些，更正确些”。我觉得这才是耀邦。
他这次批示，有些人借此责难金鸡奖的专家们。我在会上就想，书记处连这么具体的事都管，这是干嘛吗。“改革开放就是换老婆？”对文艺作品哪能这么评价？当然，这个思想活动，我当时不能跟苏云讲就是了。
苏云回去后，就把朱的意见偷偷地告诉影协的张清。张清就把在北京的评委集中到一起，说了书记处会议的意见，让大家表态，大家一致说不能重评：我们当时费好大劲，那么认真投的票，怎么可以轻易否定呢？《野山》的价值就在那摆着，再评也是它。接着，张清又跑到上海找评委交换意见。谢晋他们的意见也与北京的评委一致：不能重评。
4 月18 日，中央办公厅又召开一个小型会议，听取关于金鸡奖和《野山》评奖的情况，参会者一部分是评委。他们解释专家评选金鸡奖的学术价值与权威性。当然，也要说到《野山》，尤其解释“换老婆”这一故事所蕴含的意义。
4 月19 日，朱厚泽召集影协主要负责人开会，讨论落实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意见。各制片厂都不同意取消金鸡奖，更不同意“三奖合并”的意见。
这样，专家意见和领导意见就杠上了。
耀邦尊重专家意见
专家意见反映上来了，耀邦指示领导们一起看看这部电影。那时，文化部已经不管电影了，但是耀邦还是指示要把部长王蒙给拉上，说他是内行。
（1986年，《野山》剧组喜获金鸡奖六项大奖）
观影结束后，王蒙认真地写了一个意见，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对《野山》的评价，原小说是不错的，影片看起来基本上也还是够水平的。但是“换老婆”的情节在影片里面突出了一些，会引起人们的一些议论。如果能够找到一部比《野山》更好的影片，换一换也好。但是 如果找不到的话，《野山》也可以。
王蒙这样写，也是一个部长应该说的话。
既然这样，一向作风民主的胡耀邦，就遵循了专家的意见：《野山》得到了这一届金鸡奖六项大奖。至于“三奖合并”的事不提了，金鸡奖专家评委之外容纳工青妇的事，就更不提了。
2003年，罗艺军跟我谈起这场风波，感慨万千地说，这也就是胡耀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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