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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号2024年7月25日刊发《温济泽诞辰110周年了》，原文比较长，删节以后才发表出来。
韩磊兄读到小文后，给我传来温济泽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照片。韩磊兄比我小几岁，北师大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成为媒体人，现为某央企管理人员。但是，他一直没有放弃历史本行，写了不少文史作品。不仅如此，他酷爱摄影，并聚焦那些有故事的老人。我们杂志的聚会，他也常常来拍摄。慢慢地，他在这个圈子也拍出了名气。温老100周年诞辰会，温老的女儿温飚特意邀请他去拍照。
2014年4月18日，温老100周年诞辰座谈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我应邀入会，没有讲稿，有个即席发言。韩磊兄的照片，把我的回忆拉回到10年前，不胜感慨。我找出后来会议整理的我的发言记录，配上韩磊兄的照片，一并发出来，再一次表达我和韩磊兄对温济泽老的怀念敬仰之情。
今天的会是纪念温老的百年诞辰，会议的主题是“温老的新闻与教育思想”，探讨的是“温老的新闻与教育思想”。我这里讲的不是温老的新闻与教育思想。我没有机会当温老的学生，对他的新闻以及教育的思想不了解。我了解温老的另一个侧面，就是温老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对恢复历史本来面目，对历史的拨乱反正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有温老在《炎黄春秋》杂志从创办到现在所形成的风格方面所做的贡献。当然，我了解的也只是一个侧面，至于温老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贡献，是需要专门研究才能弄清楚的。
（纪念会会场。本文照片均为韩磊拍摄）
先说说我和温老的一点渊源。我是1994年得以拜见温老的，在此之前，我从不敢奢望自己能够有幸拜见老人家。说起来，我和温老也有一点渊源关系：我在拜见温老之前的10多年前，“温济泽”这个名字已经镶嵌在脑海，那是因为温老编辑一套非常流行的书：《革命烈士传》。
我是1980年代完成自己的学业的，学的是历史专业，研究生学的是接近于考据学的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虽然学的专业很古很古，但在1980年代那个朝气蓬勃的时代，书斋里的宁静，经常被社会上的或思潮，或喧嚣打破。就历史学界而言，因为更多的人喜欢将历史作为诠释社会的工具，也因为当年正在持续进行平反冤假错案，历史，尤其是中共党史，更被人们所关注。这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平反冤假错案，首先进行的就是对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所以，很多人或者在平反前，或者在平反后，写出大量的中共党史方面的回忆、研究文章。同时，因为要把历史作为诠释社会的工具，首先涉及到的就是对既往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的评价，诸如当年大规模讨论历史问题决议，就是如此。所以，在那个年代，中共党史，或者说中国现当代历史，非常流行。因为这种流行，我这个在古书斋的人，也很喜欢看现当代历史的书。
我在1980年代看现当代历史的书，是固定的“三大套”：第一套书是全国政协编辑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套是此前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三套书是《革命烈士传》。这第三套，让我和温老“相遇”了。这套书是温老主持编辑出版的。我记得第一集出版时间是1985年，直到1991年才全部出齐。在这“三大套”中，温老主编的《革命烈士传》对我影响最大。为什么？我读温老这套书的时候，正值向往英雄、崇拜英雄的年龄，没有机会“生的伟大”，也没有可能去“死的光荣”，在《革命烈士传》寻求一种想象，抒发一下豪情，也会经常让自己热血沸腾，或者说满足一下自己的“英雄想象”。所以，对“温济泽”这个名字，印象至深。所以，那时，我在古文书以外，对中国现当代历史的知识，对中共党史知识，大致来源于温老这套书。
（我在会上即席发言）
因为和温老有这样一厢情愿的渊源，1994年，我到了《炎黄春秋》杂志社工作，第一次拜见老人家的时候，我就说，您这个《革命烈士传》是我们这些不学中共党史历史的人，增长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当代历史知识最好的一套书。温老比较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他讲了做《革命烈士传》的情况，同时又讲了一些他做《中华英烈》的情况。从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在我们历史上，尤其是中共党史上，对不同的人、不同时期的人、不同时期各种表现的人，有各种各样的划分方式。有的人牺牲了，可以入《革命烈士传》，但有的人却没有资格入传；有的人不但不能入传，还应该被遮蔽。温老的话，让我大开眼界。
温老说，因为有这样或那样的区别，有些为历史捐躯的人，就会被历史埋没；有些人在历史上受过冤屈的人，死后不能还其清白，连累到后人还要继续背着这些东西。这样，是不厚道的，是对不起先人的。所以，无论我编辑《革命烈士传》还是后来做《中华英烈》杂志，都是想，我们不能愧对先人。温老说这番话时，很动感情。
温老说，《中华英烈》的写作对象，就是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不能进入《革命烈士传》的人，对这些在历史上做出过贡献，后来遭到某种非议的人，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温老强调的一点，就是实事求是。他说，一定要实事求是，尽管实事求是要做到是非常困难的。
（温老的女儿温飚）
从我和温老这次谈话后，我才知道，他和《炎黄春秋》杂志原来有一种特别的关系。杂志当年创办时，就是用《中华英烈》的刊号的。温老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杂志的特邀编委，同时担任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
那时我和温老就成了一种忘年交，关系比较密切。当时杂志社基本上就我一个年轻人，当年都是些老同志、老前辈，所以经常跑跑腿，这是我的事。所以我和温老接触的就比较多。
我印象中，温老的晚年，做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重新认识中共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推动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我举个例子，比如瞿秋白，我们知道，瞿秋白，因为在被杀害之前写下了《多余的话》，在中共党史上一直形象不佳的，早年还称之为烈士，等到阶级斗争这根弦慢慢开始弹起的时候，他就成为叛徒了。文革结束后，对于他的评价开始有了变化。这里温老起到很大的作用。温老是把瞿秋白当作自己的老师的，当然温老为瞿秋白恢复名誉所做的努力，是为从党的历史拨乱反正的角度进行的。他先是接受委托，编辑瞿秋白文集，然后在报刊上发表为瞿秋白平反的文章，广而告之。这样的文章，温老在我们杂志也发表过。所以，从1980年开始，一直到1990年这十年当中，对瞿秋白的评价有了一个非常大的转变，温老师是这个转变的重要推手。
除了瞿秋白，温老对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也主张实事求是地进行评价。在温老的推动下，我们杂志发表过重新评价陈独秀的文章。那时，我还没有到杂志社工作。我到杂志社工作，和温老接触后，温老几次跟我说，对瞿秋白、陈独秀这样的历史人物，一定要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给予正确评价。我觉得，温老在一点一点地、不遗余力地推动对党史人物的拨乱反正。
当下，我们的历史被遮蔽的很厉害，有很多历史，被有意无意的掩盖了。有人说，这是为了维护党的的形象，为了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我一直想不通这样的说辞。我觉得，一个真正维护党的形象人，应该是温老这样的人，他不遗余力地为还原中共党史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恰恰展示了中共自我修正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是为中共赢得分数的举动。
（参会人员合影）
1998年，在我们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温老带着感情讲了几句话：“现在，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掩盖历史了。如果我们再掩盖历史，我们就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我们的党。”温老的讲话是因为座谈会上电视剧《潘汉年》的编剧说的话而引发的。这位编剧说，《潘汉年》一共30集，被砍掉了两集，砍掉的理由是，不利于维护党的的形象。当时，他讲的话有些悲愤，所以温老当时就大声讲了这番话。这番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给当时参加会的人也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一直到今天，每当我编一篇稿子的时候，我常常地想起温老的这番话，我也能想起他老人家那种焦灼，那种不平，那种温情的形象。所以，当年我认为，一直到今天我也这样认为，温老的做法，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正面形象做的最好的一个人。所以，我们纪念温老，他的新闻思想应该铭记，他的教育思想应该铭记，他在中共历史上拨乱反正的贡献更需要铭记。
当然，作为杂志社的一名编辑，让我记住的，还有温老对杂志社的贡献。炎黄春秋影响大，声望高，温老的开创性贡献，也是温老思想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忘记。至于我个人，在我成长过程中，温老的谆谆教诲，我也不会忘记。遇到温老，是我的幸运。
谢谢大家。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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