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历史系，在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风暴点，被领袖称之为“庙小妖风大”。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历史系也遭受了重创。
反右中发生的重要事件与影响
第一张大字报事件
北大57年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即出自北大历史系55级2班多位学生之手，这张于57年5月19日上午贴出的大字报，被称为“5.19”运动的拓荒之作，多年来被误认为是历史系54级右派学生许南亭所为，这与《北京大学纪事》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的误记有关，这张大字报的执笔者蔡家麒、参与者宋建国均已撰文说明真相，笔者在参照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广泛调研，将材料和结论撰文《1957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发表于《徐庆全与八十年代》公号，在此不赘述。
关于第一张大字报，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是，参与撰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学生是否有人被打成右派，笔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调研。55级2班在反右中共划了三个右派：张学仁、陈鸿生、雷光汉，其中陈鸿生不是大字报的主要参与者，雷光汉则不在场，他们划右均与第一张大字报无关。张学仁是第一张大字报的提议及参与者之一，后来被划为右派，但张划右是否与第一张大字报有关，笔者采访到的55级同学有不同看法。张的同班同学，也是第一张大字报的参与者蔡家麒、宋建国、张兰馨以及55级学生干部吴家林均认为张学仁划右派与第一张大字报无关，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无人划成右派。认为张学仁是因第一张大字报划为右派的有张的同班同学宋肃瀛，55级1班的党支部书记郭罗基。笔者曾就此事邮件采访郭罗基学长，问其依据是什么，郭罗基回复：我在我的回忆录中说过，每个系写第一张大字报的人都被划为右派了。但郭罗基在回忆录中和笔者的邮件采访中，都没有说明这一说法的根据是什么，笔者感觉难以采信。
至于张学仁为何被打成右派，几个同学给出的答复是：张学仁出身不好，说话随便，比较狂，爱显摆，平时给人的印象不好。另外，张学仁的恋爱也是导致他打成右派的原因之一。蔡家麒回忆说，张学仁的女朋友陈宁生是班里多位男生心仪的对象，结果被张学仁追到手，令多位男生对张学仁侧目。党支部书记孙某也是陈宁生的追求者之一，因此与张结怨，张被打成右派与此有关。宋肃瀛更是直接讲到：张学仁和孙某都追陈宁生，陈选了张，孙恨张，6.8社论后，孙某借第一张大字报坚持要把张打成右派，我不同意，孙某坚持，就划了右派。宋建国也回忆说，张学仁和陈宁生谈恋爱太张扬了，有一次系里组织我们星期天去青龙桥劳动，就他们俩没去。我们都看不惯。
卢郁文匿名信事件
1957年6月6日，时任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卢郁文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公开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信，匿名信主要针对卢郁文在五月下旬民革中央帮助共产党整风会议上的发言，卢郁文在会上提醒大家：区别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警惕摆脱党的领导的想法。关于党与非党之间墙与沟的问题，卢郁文认为，只要有党派，就会有界限的，完全没有界限，那是不可能的。他认为拆墙填沟必须从两面拆、填。卢郁文的发言登载在57年5月26日《人民日报》上，因此招致了匿名信。匿名信指责卢郁文“为虎作伥”，“无耻之尤”。
卢郁文公开匿名信的事被57年6月7日《人民日报》报道，毛泽东看到了这则报道，当天即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家中谈话，毛泽东说：（匿名信）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1]于是，6.8社论出炉，铺天盖地的反右斗争开始了。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个影响巨大的匿名信事件一直没有破案，直到1960年夏天，北大未名湖畔贴出了一张匿名小字报，说广西饿死了人。这张小字报引起了公安人员的注意，经比对发现笔迹与57年给卢郁文匿名信的笔迹完全相同。在公安人员的全力追查下很快破案，这张小字报和给卢郁文匿名信的作者均为北大历史系55级考古班学生杨秉功。
作家叶永烈曾就此案采访过杨秉功的同学宋兆麟，他引述宋兆麟的回忆：当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杨秉功面前并出示了逮捕证时，杨秉功起初愣了一下，但是很快就镇定下来了。他没有问为什么要逮捕他，这表明他明白逮捕他的原因。他只是默默地听从公安人员的吩咐，前往宿舍，收拾好行李，跟随公安人员走了……
叶永烈的文章还引述了考古班马文宽的回忆：杨秉功被捕之后，历史系55级全体同学紧急集合，校方负责人向同学们宣布了杨秉功因在1957年写匿名信攻击卢郁文而被捕。当时，同学们都非常震惊，谁都没想到那封轰动全国的匿名信，会出自同学杨秉功之手。[2]我采访到的史55级校友王俯民也提到杨秉功：我们谁都没想到他会写匿名信，我跟他住在一个屋，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反右中的受害者
向达、王铁崖教授被划为右派
在反右中，历史系的向达、王铁崖教授被划为右派，在北大12个副教授以上的右派中，历史系占了两个。
向达教授被划为右派，一般的说法是他因主张土家族作为单独民族独立自治而划右，而实际上情况是比较复杂的。
向达教授在鸣放和反右中都有一些言论是被认为过头的，同是右派的历史系助教夏应元回忆：展开大鸣大放时，向先生认为在历史学界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只重点讨论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近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农民战争、汉民族形成问题等五个问题。他借用当时放映的电影的片名《五朵金花》为比喻，名之曰：史学界也只开了“五朵金花”。[3]
当年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何兆武先生回忆说：当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已经发出动员令，过了两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开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当时还是副所长的向先生也参加了。他在发言中对《人民日报》社论颇为不满，还引了魏源的两句话，原文我不记得了，大意是以言取人必致利口给，以行取人必致利乡愿。时下的风气导致人们成为了说假话的乡愿。这理所当然就不免被戴上一顶右派的帽子。[4]
向达教授性情耿直狷介，很有一些傲气。平时也经常放言无忌，认理不认人，不仅不会迎合上意，而且往往使领导难堪。图书馆系老校友陈源蒸对笔者回忆了这样一件事：向达教授在五十年代曾担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当时图书馆条件较差，为此向达教授多次上书请求领导给予支持，但一直没有得到他期待的回应。在1956年秋，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周恩来总理陪同他到北大参观。到图书馆参观时，向达教授没有出面接待，由工作人员引领。周总理和吴努被带到一个很破旧的场地，吴努奇怪为什么要让他参观这里，周总理则在旁说：这不是给你看的，是给我看的。此事令北大和高教部都十分恼火，但在当时向科学进军、尊重知识分子的氛围下又不好怎么处理。
向达教授这种鲠直性格令他常有犯忌之语。他曾说：“我们现在要监督执政党，使它做得好，不使它变化。”“片面强调斗争与改造，使很多科学家心绪不安！算算账，解放后死了多少科学家。”[5]向达教授在划成右派后的检讨中说：学校党的领导，从江隆基同志起，以至于史梦兰、文重、夏自强诸位同志，我都骂过，只是方式不同，骂有大小而已。在历史系召开的批判向达的会上，有同事提到：“他和文重闹时说;难道你觉得我没有资格到台湾去？”[6]
向达教授学富五车，他狂放狷介的性格，在一个宽松的社会环境里，理应得到包容，但在非正常的政治生态下，就必然成为罹祸的催化剂。1957年北大反右中，在江隆基副校长的极力维护下，对名教授的划右相对是比较慎重的。北大历史系老校友萧良琼回忆说：关于向先生划右派的经过，我在电话上访问了当年在历史系工作的夏自强、田余庆学长。对于向先生，无论是历史所还是北大历史系，都深知他的为人，很难给他定性为“右派”。夏学长说，当年上级领导，汇集了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所、北大、政协（主要是民族事务委员会）等各方面的材料。田学长说：江隆基校长在北大宣布给向先生定性的批判会召开之前，他俩到江校长家，江校长向有关方面（可能是市委）打电话请示，打了很久才打通，随后在会上宣布。[7]
王铁崖教授在1957年反右之前，在北大历史系和法律系两个系担任教职。他在历史系担任国际关系史教研室主任，在法律系担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王教授是国际法专家，他在历史系任职，盖因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撤销了政治系和法律系。他受翦伯赞先生之邀，到历史系执教国际关系史。后法律系恢复，他担任国际法教研室主任，但在历史系的职务仍保留。
王铁崖教授是法学界知名专家，又是民盟成员。他被划为右派，主要由于鸣放时在法学界的发言以及与民盟领导的关系。
法学界的鸣放和反右，需追溯到49年以后新政权对法治的态度与举措。朱正先生在《右传》中记述：1949年2月22日，就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几个月，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六法全书》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六项基本法规的汇编，包括宪法、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8]
新政权废除了旧法，但又迟迟没有制定自己的法律。后来即使制定了一些法条，在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冲击下也几乎形同虚设。这种现象造成了整个社会无法可依，红头文件和领导人的拍脑袋决策可以左右一切。大量司法人员无业可就，被迫改行。像国际法这样的领域，更因为当时与西方世界的冷战，处于完全的边缘化。法学界和司法界人士自然对此极其忧心和不满。在鸣放中，这方面的意见非常集中，多位法学专家都直言不讳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王铁崖教授是其中之一。
在政法学界召开的座谈会上，王铁崖教授说：“关于宗派主义，它表现在对政法学界一棍子打死。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而两年前不是团结，而是打击，不是改造，而是取消。”“1952年撤销北大法律系，就是教条主义地学习苏联的表现”。[9]王铁崖教授还说：国际法科学在中国已经中断了七年。国际私法这门课快要“绝种”了[10]。王教授所说完全是事实，但是在反右中，这却是典型的右派言论。
作为两个系的教研室主任，王铁崖教授对于学校的官僚主义、行政命令深有体会。他在鸣放中发表了《肃清官风 发扬学风》的文章，尖锐地指出“学校衙门化”，呼吁领导“要依靠有学问的科学家和有经验的教师，依靠广大的教师群众，要大胆放手，不要用行政系统和行政方法来约束他们。”这种批评和建议后来都被指为不要党的领导，鼓吹“专家治校”“教授治校”。
因为王铁崖教授是民盟成员，因此他与储安平以及章罗联盟的关系就成为他被打成右派的说不清道不明的罪名。因王铁崖曾为储安平的《观察》写过文章，因此被认为“和储安平的’第三条路线’思想一脉相通”，“整风期间，储安平曾来北大看过王铁崖。储安平的谬论发表以后，王铁崖表示同情”。更荒谬的推论是“当’党天下’的谬论发表以后，章罗联盟的女将、《文汇报》的右派分子浦熙修立刻打电话给王铁崖，叫他写一篇从国家体制的角度来论证’联合政府’的文章，为储安平的谬论做辩护。王铁崖在检讨中说：他没有答应写，因为他不是搞国家法的。其实，当时反击右派的斗争已经开始，王铁崖不敢公开出面罢了。”[11]
以上种种，坐实了王铁崖教授的右派身份，反右狂澜中，他和钱端升、楼邦彦、陈体强、杨玉清、杨兆龙、端木正等法学大家一起坠入深渊。
引人注目的右派学生
沈元
沈元作为历史系学生右派，在校时并不广人所知。他之所以受到关注，完全是由于后来的遭遇。
沈元在校时，是一个认真读书的有才华的学生，与很多北大学生一样，思想敏锐，关注现实。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国外报刊披露了相关内容。当时在北大的第三阅览室可以看到一些国外报刊，英语水平较高的学生从英国《工人日报》上看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文，因为秘密报告的内容对于五十年代崇拜苏联的一代人来说太过惊悚震撼，因此很快在敏感的北大学生中悄然流传。沈元同班的党支部书记郭罗基回忆：沈元在阅览室里从英国共产党的《工人日报》上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大为吃惊。……沈元在中学学过英语，借助字典摘译了秘密报告的一些重要内容，供同学们传阅。……有一个时期，宿舍里每天晚上议论的都是斯大林问题。沈元比其他人想得多，当时他发表了很多看法。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中的内容，在《联共布党史》等苏联历史著作中是看不到的，沈元认为，那不是信史，他提出，中国封建王朝的史官还能秉笔直书，社会主义时代为什么不能写信史？斯大林为什么能够握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干了坏事为什么能够长期隐瞒？赫鲁晓夫只是谴责个人崇拜，沈元认为，根本上是制度问题。[12]像沈元这样的思考，当时在不少北大学生的头脑中都已经形成，而这些学生，大多在反右中被打成右派。
在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5月，北大历史系学生与众多热情的北大学子一样，也投入了鸣放。郭罗基回忆，当时我们党支部习惯于按上面的指示行事，上面没有让“大鸣大放”，我们不敢轻举妄动。但同学们在大气候的热身中迫不及待地行动起来了。我们宿舍的走廊里出现了一条大标语“春风不度三十斋”，这是套用王之涣《凉州词》中的“春风不度玉门关”。三十斋是历史系的学生宿舍。用意很明显，像盼望春风那样呼唤共产党的整风。接着又出现了一份墙报，名曰《准风月谈》，这是借用鲁迅的语言。墙报的内容不是谈“风月”，完全是谈政治。除了一般地批评“三害”之外，主要是针对党支部和党员，特别是批评作为支部书记的我压制鸣放。……这些标语和墙报，都是沈元领头的423号房间的同学们搞出来的。[13]
到了5.19之后的鸣放高潮时期，在“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热烈气氛和各种犀利尖锐的观点相与争锋的环境中，沈元却选择了冷静和旁观。郭罗基回忆：1957年5月27日，人大学生林希翎第二次到北大演讲。他和沈元都去听了演讲。“散场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遇到沈元。我问他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是反对谭天荣、林希翎的，但没有详细谈过。我有点疑惑，谭天荣、林希翎的许多观点同他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发表的看法差不多，为什么反对？他说，上次听了林希翎的演讲，当时也很气愤。仔细一想，好像又没有什么大错。她要“真正的社会主义”，错了吗？没错。谭天荣要用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教条主义，更是没错。但听他们讲话总是不舒服，使人难以接受。谭天荣、林希翎他们是错在煽动情绪，搞得燕园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郭罗基认为：沈元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五一九战士”的大鸣大放所遭到的反对，有两种：一种，反对他们的观点，这就是所谓的“卫道者”；另一种，反对他们的做法，认为不应当大轰大嗡，作情绪化的发泄。而沈元，属于后一种。[14]
沈元划成右派，是在反右中期，即1957年暑假结束开学以后。暑假之前，北大已划了一批右派，用当时的话说，这第一批划的右派都是自己跳出来的，即鸣放中表现活跃，众所周知的人。而开学以后，就开始挖所谓隐藏的，不那么公开活动的右派。深挖右派的做法，据郭罗基回忆：先是在内部按左、中、右排队，排出“右派”来，报上级批准；然后授意积极分子在会上公开点名，进入揭发批判阶段；最后是戴帽处理。郭罗基说：我向上级汇报，我们班在全校“大鸣大放”后就团结一致了，现在挖不出右派来了。上级指出：“你们那里的沈元不是吗？《准风月谈》就是向党进攻，座谈会上的发言更是猖狂向党进攻。”我说：“我们党员确实有错误和缺点。”上级说：“你当时不组织反击，是思想右倾，现在认识又上不去，是双料的右倾。”
郭罗基说：我怜惜沈元的才，想保护他过关，我不敢硬顶，想出了一条理由。那时有一项政策，6.8社论发表以前转变立场的，可以不划右派。我说，沈元就属于六月八日以前有转变的，他对谭天荣、林希翎的演讲都是不赞成的。我强调六月八日这条界限，上级却把界限从大鸣大放更向前推移。他说：沈元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翻译、传播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发表反动言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他早就是右派。我又心生一计，我说：四二三号房间的同学们都是站在沈元一边的，把他划为右派牵连太广了。我回去征求一下积极分子的意见，再在党内讨论讨论。这是缓兵之计，心想借口讨论讨论拖下去再说，说不定就避过风头了。在我看来，沈元的右派问题还没有定案，忽然出现一张大字报《郭罗基思想右倾 包庇右派分子沈元》，接着积极分子就在会上公开点沈元的名。我明白了，因为我“右倾”，上级直接授意了。[15]
至此，沈元已经在劫难逃地进入了罗网，下面就开始揭批，之后戴帽的程序了。
郭罗基回忆：在对沈元进行揭发批判时，四二三号房间原来受他影响的人，都纷纷起来揭发，同他划清界限。这是历次运动的常规。具有亲密关系的人起来划清界限，使运动的打击对象彻底孤立，心理防线完全瓦解，只能缴械投降。如果不划清界限或划不清界限，下一个打击对象可能就轮到他了。[16]
六十多年后，笔者采访到数位沈元的室友和同班同学，他们除了众口一词地称赞沈元“很有才华”之外，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与沈元共处的回忆，这或许与当年他们的角色有关，但是对于还原历史，这不能不说是莫大的遗憾。
沈元最终被划为极右分子，他后来的悲剧命运由此肇始。
许南亭
许南亭是历史系比较活跃的学生右派，他曾经被误认为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关于他在反右中的言行，笔者已在《1957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一文中详细记述。许南亭属于自己跳出来的右
派，第一批被划为右派分子，《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简史》记载，1957年7月6、8、10日，历史系54级1班召开三次大会批判许南亭。他最终也被定为极右。
庞卓恒
在历史系的反右中，庞卓恒是个重点人物。盖因他时任54级2班党支部书记，却在整风中提出退/党。就在他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人民日报》发表了6.8社论，庞卓恒对社论很不赞成，他说“从那篇匿名信里根本看不出三个反字来”（即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后来校刊发表的批判庞卓恒的文章说：他马上写成一篇长达二万余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文章：“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他用他的一套“分工论”“阶级理论”“国家学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国家学说。他用他的阶级理论把社会主义社会划了五个阶级：执政者阶级（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阶级、消灭中的资产阶级。他不仅把共产党和其他阶级对立起来，而且
进一步推论说，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就是执政者阶级和非执政者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三害”是社会主义社会机体所固有的东西。[18]当年庞卓恒的同级同学，同样被打成右派的段静修评价他：他品学兼优，各门成绩全是优等，对许多理论问题有独到见解。因为庞卓恒的学业出众，思考能力强，受到同学钦佩，因此，在他被处理的时候，同情他的人比较多。当时处理庞卓恒会上发生的情况还上了北京市委监察委员会的内参，这份内参中说：有少数党员在党内积极袒护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如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支部在反党分子庞卓恒退/党的支部大会上，党员许宾、杨英竟坚决要挽留庞。在他们影响下，该支部多数党员竟都同意再“挽留”“等待”一下庞。[19]当然，在当时的大环境下，这些同学的态度并不能改变庞卓恒的命运，他最终被清除出党，划为极右分子。
黄良元，黄友钊
历史系两位姓黄的同学，54级黄良元和55级黄友钊在鸣放中都有惊人表现。历史系54级右派学生陈斯骏回忆，黄良元是党员，鸣放中有一次当时的学生社团，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的“百花学社”召开小型座谈会。他和黄良元都参加了。会上，党员黄良元以新闻自由为题，做了一个简短发言，他说:“共 产党人为什么要把自由民主大旗送给资产阶级呢？难道共产党人不主张新闻自由吗？请同学们听听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是怎么说的。他在〈第六届莱因省议会的辩 论〉一文中指出：’没有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影’，马克思的意思当然也包括新闻自由。很遗憾，我们没有人引过这句话。新闻和出版不应成为谁的工具 和喉舌，我们的先进制度应该体现在新闻和出版的民主化和多元化上。”
在座有一位同学挿话说:“据我所知，马克思这话是针对普鲁士反动当局说的，拿到今天，合适吗？”黄良元胸有成竹，他说:“有一句恩格斯的现成话，可以用来回答这位同学的疑问。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的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 座中不少人鼓了掌。为了这次发言（当然有别的罪名），黄良元派为极右 ，遣往京郊斋堂劳改。[20]
关于黄友钊，郭罗基回忆，他所在的班，第一批打成右派的只有一个，“此人名黄友钊。他是因病休学一年之后插班进来的，平时沉默寡言，与班上同学不甚融洽。“5.19”以后，班上的活动他不参加，在全校到处演讲，写大字报夜以继日。他的模样，骨瘦如柴，蓬头垢面，同学们都很怜悯他。但他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大喊大叫：’我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没有办法，谁都帮不了他。可能他心灵受过伤害，但没有人了解他。我自责平时没有关心过他，此时已无从谈起了。上级直接处理，不需要揭发批判就戴上了帽子，他被开除学籍，遣送回乡。”[21]
反右补课
据郭罗基回忆，他当年作为历史系的支部书记，听到系党总支关于反右补课的传达：1957年底，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对北大做指示，说北大是大字报的发源地，右派少不了，应该“追加预算”。历次运动，毛主席都强调团结百分之九十五，打击面不超过百分之五，现在这个指标不够了，北大要按百分之十的比例来抓右派。
郭罗基说：上级对我们班的战果很不满意。黄友钊是自己浮上水面不用钓的鱼，沈元是上级抓出来的，班上自己抓的右派一个都没有。我们班三十多人，按比例，至少还要抓一个。我问：“领导上有没有名单？”答曰：“没有。你们自己回去抓。”我召集团支部干部和班长开会，传达上级“追加预算”的指示，大家面面相觑，沉默不语。相持很久，没有结果。有人提议：“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扩大到积极分子。”扩大到积极分子的干部会，占了全班人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开始也是冷场，后来有一位同学说：“我们房间的孙敦新像是右派。”大家要他说说理由，他说，孙是地主出身。地主出身不是充分理由。他说，还有言论。他们房间的同学总共揭发了孙敦新的三条“右派言论”（我现在已全然不记得这三条的内容）
有人表示怀疑：“像不像右派？”遭到反问：“你说他不像，还有谁？”又是冷场。最后，因为没有人比他更像“右派”，大家说：“报上去批吧。”报上去，没有不批的，只嫌其少。[22]
据笔者的不完全了解，历史系在反右补课中，像孙敦新一样以莫名的罪名被补划成右派的还有助教张广达，54级学生陈斯骏，段静修，55级学生雷汉生、陆思贤等。
右派名单
经过几轮穷追猛挖，历史系共划出右派32名，其中教师4名，研究生1名，本科生27名。他们是：
教师：向达、王铁崖、张广达、夏应元
研究生 王长文
本科生 53级 戴静华、陈德钧、王永茂
54级 胡 琪 许南亭 张剑奇 熊光祖 段静修 赵明海 黄良元 庞卓恒 陈斯骏 张 磊 黄友钊
55级 沈 元 陆思贤 陈鸿生 孙敦新 孙 机 马文宽 张学仁 雷光汉
56级 吕克武 滕昭宗 吴文辉 韩嘉谷 孙希正
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师生，历史系还有不少人在反右中受到冲击。根据历史系简史记载，杨人楩教授、陈芳芝教授在反右中都曾被多次批判。周一良先生之子周启博回忆：周一良先生因在反右中批判学生夏应元不够凶狠，被认为立场不坚定，党员预备期被延长一年。[23]
54级右派学生陈斯骏说：北大和历史系学生中划了多少不公开的中右分子？不得而知，但从我班李铭清同学的遭遇可见中右分子的日后灾难。。五五年，他为王承祒老师冤死一事，在总支门口贴了“草菅人命”四个大字。[24]反右时，已是“秋后”，该给他“算账”了，但我班划右已超标，没有公开扣他帽子。毕业前一次会上，总支书记许师谦说李在肃反的表现本可划“反革命”，“姑念他年纪尚轻”网开一面，以示寛大。毕业后，李的数十年遭遇：农村劳改、苦役、文革以漏网右派身份挨斗和长期监管，与右派并无二致。[25]
54级右派学生段静修回忆，反右中同年级同学有多人遭到批判，以至于他都搞不清谁最后被划成了右派。
右派师生的遭遇
历史系因所从事的专业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右派师生在反右之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其遭遇可想而知。
右派师生中有三人在改正前死于非命，他们是：
教授向达：向达教授在1966年文革之初，被红卫兵残酷批斗，强迫其从事繁重劳动，以至原有的肾病迅速恶化，因是牛鬼蛇神得不到医治，于1966年11月30日去世。
55级学生陈鸿生：因在反右中与学生干部谈话时发生肢体冲突，升级为反革命被捕入狱，于1961年4月10日饿死于清河劳改农场。
55级学生沈元：因化装成黑人进入外国使馆试图外逃，1968年9月1日被捕入狱。1970年4月18日被以叛国罪判处死刑。
右派学生中有四人曾被判刑。除陈鸿生、沈元外，还有许南亭、熊光祖，二人因所谓“反革命小集团”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和6年。详见笔者的文章《1957年，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是谁？》。另外，卢郁文匿名信的作者杨秉功于1960年被捕入狱，以反革命罪被判刑7年。
右派学生有三人曾试图外逃，一人成功，二人被抓回。被抓回的二人除沈元外，还有54级学生右派陈斯骏。陈斯骏曾三次泅渡逃港，均被抓回。外逃成功的是55级学生右派雷光汉，雷光汉60年毕业后分配到新疆伊犁霍城县中学教书。在文革中被作为黑帮批斗，大串联时曾到北京见过同学沈元，二人政治观点甚为契合。1970年“一打三反”时沈元被枪决，有同学好心传信给他劝他速逃。雷光汉遂于70年4月越境逃到苏联。关于越境外逃后的遭遇和结局他在自己的回忆录《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中有详细记载。
历史系还有两名右派学生因认罪态度不好，一直未能摘帽毕业。他们是54级学生张磊和55级学生孙机，他们作为戴帽右派与其他“牛鬼蛇神”一起经历了文革的磨难。张磊文革中被遣送原籍河南，后杳无音讯。孙机直至右派改正后才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心从事其热爱的文物考古工作。
反右不仅造成了众多师生的人生悲剧，也扼杀了他们的学术才华。在反右中被划为右派和受到冲击的向达、杨人楩教授均逝于文革，而作为历史学家，他们去世时正值学术上的盛年，对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学科，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沈元的早逝之所以被万人瞩目，是因为众人扼腕于一个史学天才的夭折。历史系53级学生戴静华，学业出类拔萃，是邓广铭先生极为欣赏的才女，但因为被打成右派，毕业后被发配到云南边疆一个农村中学教书，荒废埋没20年，待右派改正后才调往云南民族学院，但被中断的学术生命已无法延续。55级学生孙机，1951年就曾跟随沈从文先生学习中国古代服饰史，曾协助沈先生整理中国古代铜镜。为了进一步深造，考入北大历史系，奈何命运弄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在北大滞留20年未能毕业。尽管孙机从未放弃钻研专业，在历史系改造期间也跟随宿白先生勤奋学习文物考古，在右派改正后，厚积薄发，运用文献与实物互相对照、互相印证的方法，在古代舆服、科技史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但是20年的蹉跎带来的损失岂是后来的成就所能弥补的。笔者在2021年曾电话联系到孙机老学长，向他说明了采访意图，他回答：我明白你的意思，但那段经历太不愉快了，我不想回忆。遂挂断了电话。
确实，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当事人不愿触碰。但是对北京大学、北大历史系，那却是一段无法回避、无法掩盖的焚琴煮鹤、斯文扫地的历史。
[1]见吴冷西《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第39~40页。
[2]见叶永烈《反右派运动缘起：追踪匿名信的来龙去脉》，载《山水澜》公号，2024年5月5日，选自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修订版），天地出版社，2022
[3]夏应元《回忆向达先生晚年的几件事》，见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第190~191页。
[4]何兆武《缅怀向达先生》，见上书，第160页。
[5]陆键东《陈寅恪与向达在康乐园的会晤》，见上书，第278页。
[6]《向达在湖南挑拨少数民族关系的卑劣言行应彻底交代》，见《北京大学》校刊第152期，第2版，1957年8月30日
[7]萧良琼《向达先生在历史所》，见沙知编《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第203页。
[8]见朱正《右传——反右派斗争史》，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2022，第860页。
[9]枫山《揭露王铁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见《思想战线》第三期，第14页，1957年7月18日
[10]周新铭《旧法学人员被“一棍子打死”了吗？——驳王铁崖的谬论》，见《思想战线》第四期，第36页，1957年7月24日
[11]枫山《揭露王铁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思想言行》，见《思想战线》第三期，第12页，1957年7月18日
[12]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170~172页。
[13]见上书，第177页。
[14]见上书，第201~202页。
[15]见上书第223~224页。笔者曾在邮件采访郭罗基时提问，授意划沈元右派的上级是谁，答曰：当时的系总支领导许师谦。又问写大字报点沈元名字的积极分子是谁，答曰：沙健孙。
[16]见上书，第225~226页。
[18]《庞卓恒怎样走上了背叛党的道路》，见《北京大学》校刊第150期，第4版，1957年7月27日。
[19]见《关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中高等学校党员中发生的问题的情况报告》，中共北京市监察委员会，1957年7月9日。
[20]见陈斯骏《从北大一角看反右》，友人提供。
[21]见郭罗基《历史的漩涡——一九五七》，明报出版社，2007，第220~221页。
[22]见上书，第233~235页。
[23]周启博《百般委曲难求全——一个人文学者的悲哀》，见《却话燕园风雨时》，时代文化出版社，2020，第227页。
[24]陈斯骏《劫灰絮语》（科华图书出版公司，2012）记载了王承祒之死。王承祒是历史系50级学生，1954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在55年肃反中受到审查，于55年夏自杀身亡。王承祒之死是历史系49年后第一个因政治运动而死亡的事件。
[25]见陈斯骏《从北大一角看反右》，友人提供。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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