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知雷光汉写了一部自传，是因为读了南京大学高华教授发表的一篇书评。高教授将自传称为“一本奇书”。因为这篇书评，我尽管无缘阅读原稿，却记住了传主的名字，还有自传的大致内容。
雷光汉于1935年生于湘西石门县一个土家族农家，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57年，因“散布”俄国曾侵占中国领土的言论，被戴上“反苏”、“反斯大林”的帽子，分配至中苏边境的霍尔果斯县的一个中学教书。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文革期间，“反苏分子”雷光汉为逃避迫害，居然偷越中苏国境，逃至哈萨克斯坦斯坦共和国，终于保住性命。此后，他定居哈萨克斯坦斯坦，成了工人，娶妻生女，并成了当地的侨领。
2015年，我正在撰写一篇关于新疆如何去苏联化的博士论文，其中涉及中苏边境形成的历史。我当时找到了一些官方档案，仍缺少个人化的论述，无法讲述一个生动的故事。于是，我想起了雷光汉的自传。在网上查了很久，发现自传仍未出版，但雷先生已将其交给了敦煌研究专家萧默，委托他全权处理，包括编辑修改。正当我琢磨如何才能联系上萧默教授时，却意外发现他已于2013年去世。沮丧之余，我找来萧默在香港天地图书出版的自传《一叶一菩提：我在敦煌十五年》，被他的人生故事深深吸引，更相信他编订的雷光汉自传亦会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更重要的是，我通过查询发现，萧默的弟弟居然就是历史学者萧功秦。高华教授生前曾多次跟我表示，萧功秦是他最好的朋友，每次到上海总会见面长聊。我相信，萧功秦先生的手里一定有书稿。高教授之所以写书评，亦是应萧功秦之约。
我当时正担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的特约组稿编辑，于是决定把书稿推荐给出版社。因有高华教授的“奇书”之誉，编辑部认为该书稿有出版的可行性。
2015年7月22日，编辑从萧功秦先生手中拿到了书稿，还有雷光汉先生的电子邮件地址。我亦利用近水楼台之便，通读了自传，当时留下了以下的读书心得：“尽管我对作者文字中所体现的狭隘民族主义不以为然，但书中记述的一些中国人在苏联中亚的经历，确实是闻所未闻的。自传亦修正了本人之前设想的越界非常容易，且一旦中国人越过中苏边界，进入中亚后，就可以过太平的好日子的观点。事实远比想象的复杂。”
在我利用雷光汉的自传撰写博士论文之时，出版社编辑将书稿传给专家阅读，请他们写评语。除了萧功秦教授，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教授亦对自传评价甚高。为了扩大该书在香港本地市场的影响力，编辑还特别拜托香江著名作家董桥写评语。董桥先生亦不吝赞美：“此书写得极好，文字清通，故事感人。细微而不滥情，公允而见心志”。
得到正面评价后，书稿正式进入编辑阶段。得知书稿可以在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雷先生非常欣慰。他长年住在哈萨克斯坦斯坦，年事已高，不识使用计算机，编辑部主要通过他的女儿雷鳗澧与他保持沟通。
书稿问题不小。除了错别字连篇，记忆错误外，更主要的是这位被萧默先生称为“痴情的爱国者”的雷光汉到了国外后，思乡心切，爱国思想变得狭隘：对于在哈萨克斯坦斯坦遇到的其他族群，常有极负面的评价，对于一些身在国外的民主人士，常斥以“汉奸卖国贼”。编辑认为，在尊重原稿的前提下，应删除个别情绪化的表述，因为这些内容既不会给读者有效的信息，反而会给人作者思想狭隘的印象。雷先生从善如流，同意了编辑的建议。
出版社希望雷先生提供一些个人相片，以达图文并茂之效。他提供了一些手头的照片。他还告诉编辑，曾在哈萨克斯坦斯坦碰到过一位来自香港的旅游摄影师，后来成了朋友，也许他也可以提供一些照片。2016年9月27日，我陪编辑见到了香港摄影师王浩东。他经常去中亚，并有摄影作品出版。他告诉我们遇见雷光汉的情景，愿意帮忙修订书稿中谈及他们见面的部分，并提供了一些他与雷先生的合影，其中的一些相片后来放入了书中。
编辑把我们与王浩东见了面的消息告诉雷先生后不久，编辑收到雷光汉女儿的电邮，父亲已经于2016年10月5日因病离开了人世。2018年，《苏联流亡记：一个中国“外逃者”的回忆录》由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被《亚洲周刊》评为年度好书，可惜雷先生已无法亲眼看到。在本书“作者的话”里，雷先生表示，这是他给女儿留下的“唯一比较象样的遗产”，尽管女儿尚未具备阅读本书的汉语水平。女儿雷鳗澧亦用英文告知：It’s very valuable for our family (对于我们家，这本书很珍贵)。
书出版时，我在台北中央研究院做博士后研究。因为台湾政治大学的客座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张广达先生（1931-）是雷光汉的北大校友、朋友，出版社要我带一本书赠给张院士。
2018年7月 ，我在台湾政治大学参加王泛森教授的学术讲座“嘉道咸的思想动向”，张广达院士担任主持人。讲座开始前，我将书送至张院士的手中。他睹书思人，非常感慨。主持王泛森院士演讲时，曾在1958年“反右补课”中被划为“右派”的张广达院士指着眼前的《苏联流亡记》，特别提及雷光汉的命运，感叹政治运动如何糟蹋了一位有志青年的才华。因为遭遇相似，他说得很动情，不知未曾经历共产革命的台湾的听众是否亦能心有戚戚焉？如果雷光汉犹有张广达的运气，是否也能成为一位有国际影响的隋唐史专家呢？
（作者为香港树仁大学历史学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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