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中国人民在抒发了“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的无限感慨后应该做什么？《祝酒歌》也说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甘洒热血和汗水”。可是，怎么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在这首歌在大江南北传唱的时候，最高当局还没有形成一个高瞻远瞩的、统一的认识和思想。
但是，要实现“四化”，就要知道什么是“四化”；那就是要知道，世界上已经实现“四化”的国家是什么样子。于是，国人再一次睁眼看世界。横向的比较让我们发现，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赶英超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现在比人家落得更远。就与我们的邻国比较看，一衣带水的日本、韩国，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
这种强大的反差，反过来更加促进了人们要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意识。197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把发展速度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的高度，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再一次冲击了国人的激动。
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有这样一组数字：到1985年，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2.5亿吨。从1978年至1985年，建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齐鹏飞、杨凤城主编：《当代中国编年史：1949.10—2004.10》，人民出版社，2007，页469—471）。党中央认为，靠中国自身的力量达不到这样的速度，要利用外资，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这一年，我国引进了22项大工程的成套设备。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即为其中之一。
宝钢引进的过程
1977年3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以及接见全国冶金工业工作会议代表的讲话中，强调钢的重要性：“我们确实想钢啊！想得很哪！全国人民都在想，世界革命人民也跟着我们想啊！想多搞一点。没有钢，什么农轻重都上不去。”（朱玉：《李先念与宝钢建设》，《当代中国史研究》2006.2）提升钢产量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因此，引进钢铁成套设备建厂，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包括国家计委在内的“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访日，考察日本的钢铁工业情况。回国后向国务院提交的报告中，考察团认为，从日本引进一些新技术新设备，把中国的钢铁工业搞上去，正逢其时。
这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制铁所，他对陪同参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11月，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冶金部关于钢铁工业长远规划计划时，对从日本引进技术和装备的钢铁厂就有所讨论。稍后，政治局又经过几次讨论，决定从“新日铁”引进成套设备，在上海建厂。
11月下旬，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呈上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装备，加速钢铁工业的报告》，建议“抢建上海炼铁厂”，“拟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高炉”，“拟在1980年建成第一座高炉”。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并指示：“对于支付能力，首先要立足于出口和各方面节约外汇。”
11月29日，李先念接见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谈及双方合作建设大型钢铁厂时，稻山积极回应（陈锦华：《国事忆述》，中共党史出版社，页107）。于是，1978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了宝钢建设项目。
1978年12月22日，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和新日钢铁公司在上海签订了关于订购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成套设备的总协议书。23日，宝山钢铁总厂正式开工建设，预定分两期、用7年时间建成。
在质疑声中坚持
宝钢投资规模巨大，对国民经济全局影响甚巨。而且，很多当初没有全面考虑的问题，开工后都暴露出来。公路等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建钢铁厂需要新建配套；华东电力、用水本来就紧张，再加上一个宝钢就更困难。1979年6月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会议的发言中，李先念谈到这种情况时说：“宝钢放在上海是为了解决调铁的问题。开始并不想搞这样大的规模，由于高炉很大，上海现有钢厂吃不了这么多铁，发生了‘大茶壶小茶碗’的问题，于是增加了炼钢、轧钢设备，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钢厂。”
为配套设备而引起的宝钢追加投资，自然引起人们的议论。为什么议论？因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以“调整”为核心，开始以另一种眼光审视此前国民经济发展计划。
1979年１月6日，邓小平同余秋里、方毅、谷牧、康世恩4位副总理谈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时指出：我们要从总方针来一个调整，先搞那些容易搞、上得快、能赚钱的，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引进的重点要放在见效快，赚钱多的项目上。今年计划有些指标要压缩一下，不然不踏实，不可靠。
3月21日至23日，国家计委向中央政治局提出修改1979年计划的建议，指出1978年建设规模搞大了，引进搞急了，钢搞多了，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的失调，要下决心进行调整，加强农业和轻工业，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工业速度由12%降为8％。
4月5日至28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李先念作报告，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同意并批转国家建委党组《关于改进当前基本建设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认真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当前一项迫切的任务，就是要对那些不急需和不具备条件的建设项目，实行停、缓、并、转、缩，以便腾出人力、物力、财力，加强薄弱环节和直接关系人民生活设施的建设，使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协调起来。
在这一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破土动工不久的宝钢要不要停建或者缓建，就成为众说纷纭的热门话题。
既然调整的重点是缩短基建战线，尤其是钢铁工业，而宝钢概算总投资为200多亿元（按当时的全国人口算，平均每人20元），是建国以来引进和建设规模最大的一个企业，理应下马。有的部门甚至提出了上百条不同意见，甚至把宝钢说成是“洋冒进”的产物，强烈要求停建。
而在中央高层，对此也有过议论。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委员都表过态，宝钢不下马，要干到底，要勇往直前。可是，面对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意见，中央不得不谨慎地考虑这个问题。
1979年2月15日，李先念在冶金部一份简报上批示：有的同志对宝钢有意见，冶金部这份简报究竟如何？我建议谷牧同志找些不同意见的同志展开辩论（如有时间的话），不过工程进度还是不变为好。
陈云考察宝钢
5月底至6月初，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调查研究，听取了各方面专家干部的意见。6月16日开始，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连续召开四次会议，专题讨论宝钢工程问题。在第一次会上，陈云和李先念分别在会上作了讲话。陈云强调，对这个工程要“干到底”，“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又特别指出：“对宝钢要有严格的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这是为了取得经验。宝钢是四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做出榜样来。”李先念则坦陈肺腑之言：“有生之年不多了，想把国家搞得好一些，搞点实力起来，你弱了，人家不理你那一套!”最后，他要求全国“各条战线都要支持宝钢”。
7月4日，王震到宝钢工地视察。他表示：我们现在要搞四个现代化，宝钢就是现代化的象征。不要对宝钢泼冷水。搞现代化，就是要有气魄。
7月21日，邓小平到上海视察。他在接见中共上海市委常委时明确表示：“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搞好。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1979年9月，他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指出：“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
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精神，中央和国务院二十个部、委、局、总局、银行，研究宝钢建设的具体措施。9月，李先念批准国务院财经委和冶金部等单位关于宝钢建设的措施，华国锋、邓小平、胡耀邦均同意。宝钢在“调整”声中得以继续建设。
宝钢还是要“下马”
1980年国民经济的三年调整进入第二年，为了加大调整的力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取代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既然经济要进一步调整，就要退够。宝钢的建设问题，又一次成为自上而下关注的焦点。
1980年夏季，正在打桩的宝钢初轧工地发生了桩基位移。消息不胫而走，社会上议论再起：“宝钢地基松软，今后可能滑进长江。”
尽管宝钢请来了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顾问、专家、教授们，经过现场踏勘，认为“大面积土建位移属于正常情况”，“位移量并未超过上限”。然而，桩基位移以及其他宝钢建设中的若干问题，再次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检查了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宝钢问题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北京、天津、上海等代表团的人大代表就宝钢建设问题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代表们共提出60条意见，归纳为：为什么要上宝钢；厂址为什么选在上海软土层；宝钢会不会增加上海的环境污染；关于桩基位移；宝钢投资是不是无底洞；进口矿石有没有保证。冶金部部长唐克等诚恳地向代表们汇报了有关情况，表示要认真听取代表们的意见，一定要建设好宝钢。《人民日报》公开报道了这一事件，更加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1980年11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在全国省(市)长会议上，提出了宝钢工程是否停、缓建和下马的问题。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上海：宝钢工程“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11月4至5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全体会议决定：宝钢工程一号高炉系统(一期工程建设)推迟到1984年建成；二期工程全部停、缓建。
宝钢下马的背后
1979年7月到9月，中央对宝钢审慎对待，结论是必须干好。这一点，在中央领导层面是一致的。可是，为什么刚过一年，到了1980年夏天，宝钢建设问题又被质疑导致下马呢？
简单地说，是经济指导方针的变化与权力更迭交互作用的结果。
1977年到1979年上半年，华国锋主政，叶剑英和邓小平、胡耀邦相互配合，经济上对外开放，思想上相当解放。以宝钢为首的二十二个引进项目，就是这样来的。
1981年1月“读卖”对宝钢的报道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复出。1979年3月4日，他和李先念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务院下设立财政经济委员会”，毛遂自荐，陈为主任，李为副主任。随后，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改为“调整”：经济“调整，就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
“调整”，讲究的是有计划、按比例；讲究的是综合平衡。而华主持的改革，邓总结为“开放政策”、“解放思想”、“利用外资”，其核心就是冲破计划经济模式。于是，在观念上，陈和华就有了分歧。另外，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陈、李两主任的职责，统一管理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和目前的调整工作。那意味着，华这个总理没啥事可干了。
据邓力群回忆，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陈认为，这八个字，“调整”是中心，是关键。华认为，有了关键就行了，不要再说是中心了。在总结讲话中，华只讲了调整是关键。华对此是消极的。
华的消极态度，也代表了邓。邓认为，与发展相比，调整并不那么重要。他在10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讲话中，对经济工作讲了五条意见，对陈及其财经委员提出委婉批评。
那时，来北京开会的地方各路诸侯也想不通：第一，比起1978年9月至11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指导方针，调整倒退的一种；第二，对外开放，在全国已势不可挡，国民经济中的比例失调问题，只能通过改革开放来解决，而不是指针向后拨。
但陈云坚持。1979年9月18日，他在听取财经委员会关于1979年和 1980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时，再一次重申：经济的调整，即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是必要的，并不是多此一举。
话是这样说，但是，整个1979年，以“调整”为中心的经济指导方针并没有得到执行，陈云和财经委的作为很有限。
进入1980年代第一春后，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政坛格局开始发生变化。以华为主的权力结构在逐步地被解构。
1980年3月17日，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经济工作由紫阳主持。4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赵协助华主持国务院的工作，华开始退出权力中心。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召开，赵任总理。这次会议开始“检查”“因1977年特别是1978年经济建设上的高指标、新冒进所造成一百几十亿元的财政赤字”。在华权力转移的过程中，这种“检查”意味着什么？
因为有这种“意味”在里边，这次会议的代表们开始公开质疑宝钢，媒体推波助澜。这一点，我在前边已经说过了。宝钢成为媒体的焦点，但向社会渲染的是华“洋冒进”的责任。
1980年11月10日至29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九次会议，华的问题被揭开。有人提议检讨他的“经济问题”。国务院方面就要提供华在引进项目过程中的错误为证据，以证明他的确“提出了一些‘左’的口号。致使经济工作中的冒进，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损失和困难。”既然如此，华主政那两年所引进的项目就要考虑下马。唯有如此，才能凸显“洋冒进”造成的严重损失和华的重大责任。
在这二十二个项目中，宝钢是最大的项目，宝钢不下马，其他二十二个项目就没有下马的理由。所以，宝钢首当其冲。因此，1979年，尽管陈和邓都说到宝钢要继续干下去，但是，现在形势变了。
1980年11月15日，国务院向计划会议提交《关于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切实抓好调整、保证经济稳定的几项重要措施》文件，决定：“所有在建的大中型基本建设项目，要逐个重新审查，下决心砍掉一批。二十二个进口大项目，必须从经济的全局着眼进行抉择。上海宝钢只搞一期工程，近期内不搞二期。进口的四套三十万吨乙烯装置，只搞一套。德兴铜基地、四套三十万吨大化肥等项目，推迟建设进度。”
宝钢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得到“一期停缓，二期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指示的。
12月30日，兼任宝钢工程指挥部政委的陈锦华向国务院领导写信，陈述对宝钢工程调整问题的意见。为了“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陈锦华建议“不作下马处理，而叫缓建，即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缓中求活”“……只需再增加3亿元投资，总支出保持4亿元水平，即可细水长流、缓中求活，工程不致完全中断。”
由国家计委、建委主持召开的宝钢一期工程建设论证会，1981年1月7至11日在北京、12至31日移至宝钢现场举行。中央17个部、委，上海有关委、局、院校，以及宝钢工程指挥部、宝钢顾问委员会的领导、专家和教授200多人参加论证。经过充分论证，形成三种意见：一、停建，将到岸设备分到其他钢厂；二、按原进度继续建设；三、缩小规模、延长工期、分段建设，再花25亿元投资，把已投入的103亿元的工程救活。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宝钢论证会的情况汇报，决定宝钢自备电厂继续建设。我的理解，就是宝钢可以采取自救式的建设。
1981年6月下旬，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政治格局明朗，华不再主持中央工作了。会后，华主政时期引进项目，大多开始陆续恢复建设了。
宝钢还是首当其冲。
六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赵就到上海视察宝钢，听取汇报。回到北京后， 8 月7日，正式批示最大引进项目宝钢恢复建设。此后，下马的引进项目便一个接一个地全都起死回生了。
此后，宝钢一期工程进展顺利。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宝钢，回京后提出：“宝钢二期要上”。1985年9月，经过长达7年多时间的筹建，宝钢终于胜利建成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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