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力棒”，全称“民/主接力棒”，是一个具有特定时代含义的词汇。
1957年5月，从19日开始，北京大学掀起了鸣放热潮。几天之内，数百张大字报贴满了大饭厅及临近的墙面，各种观点激烈交锋，其中一些重磅大字报观点犀利，言辞尖锐，吸引了众多学子的目光，在夜晚，仍有很多人打着手电看大字报，更有一些人留言表示支持或反对的意见。北大校园充满一种前所未有的热烈活跃的气氛。
北京大学的“接力棒”活动
几个最为激进活跃的学生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百花学社”——后来被定性为“反革命组织”，这个学社的骨干如陈奉孝、刘奇弟、谭天荣、张景中、杨路等策划了一些后来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煽风点火”的行动，“接力棒”就是其中一项。
“百花学社”的负责人，数学系学生陈奉孝在《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一文中，讲到百花学社的宣传工作时提到“组织百花学社的成员利用同学关系，把北大整风中出现的大字报油印、抄写出来，寄往全国各大学”，这就是“接力棒”的工作。陈奉孝是山东人，他将“接力棒”传寄给考到山东大学的老乡孙广义和陈琦，结果这两位同学后来均被打成右派，劳动教养十多年。[1]
在民主氛围浓厚的北大，受大字报内容的震撼和当时气氛的感染，一些校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做接力棒的工作，将一些重磅的大字报传递给外校的同学和亲友。
“接力棒”：北大到南开
在当时的北大物理系，有一个“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项目，基于当时急需半导体科技人才，中央要求在北京大学创办为期两年（1956~1958）的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前身)、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专门化，以加速半导体科技人才的培养。
南开大学物理系53级派了14人来北大进入半导体专门化，因为他们考入南开时是四年制，因此仍按四年制安排，大部分人于57年毕业，其中3人转入五年制，58年毕业。
南开大学来北大半导体专门化的几位学生，在北大学习期间仍与母校南开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那里毕竟有他们共读了三年的同窗，在北大体验和经历的一切，他们都想分享给南开的学友们。
在5.19之后的大字报热潮中，南开来北大学习半导体的彭敏修关注着鸣放的动态，他想到了把一些重磅大字报传递给南开。这个想法和做法得到了当时同在北大学习的南开同学何华昕等人的支持。
2021年初，我采访到了彭敏修和何华昕，他们回忆了当年的往事。5.19之后的5月22日，彭敏修收集了大约10份当时贴出的重磅大字报，动手抄写，并写了一封作为导语的给南开同学的信，信中说大学生应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不要被“三好”限制了大脑。何华昕和同学赵敏光看到彭敏修抄写的大字报和信，非常赞同，他们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何华昕还拉了住在同一个寝室的两个南开同学林从修和邝民翰一起签了名。5月23日，彭敏修将大字报寄给了南开的同班女同学薛竞芳。5月24日，薛竞芳收到了大字报，将大字报交给了团支部书记凌榴亭。
笔者采访到了南开物理系53级学生凌榴亭。他说，我当年是物理系53级固体班的团支部书记。北大的彭敏修、何华昕，都是曾经的同学。薛竞芳给我的大字报，内容牵涉到很多重大而且敏感的问题，我很震撼。我想，北大发生的事情，肯定要影响到全国，我觉得应该把大字报贴出去。为谨慎从事。我当时就把我们班和另外两个班光学班和电子班的班干部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跟大家说了这个事情，我也表示了想把大字报贴出去的意愿 ，当时没有人提出反对。于是，我为张贴的大字报写了前言和后记。我在前言和后记中，主张扩大民主，畅所欲言，和风细雨地帮助党整风，并没有对大字报的内容作直接的评论，而且实事求是地承认对大字报中所反映的问题和情况大都没有相同的看法，不过是为了“抛砖引玉”而已。虽然张贴大字报是经过三个班的团干部和班干部集体讨论决定的，但为了不让更多的同学承担责任，前言和后记上只有我签了名。为了慎重起见，我采取了边斩边奏的方式，我让班长蓝国祥带着同学去贴大字报，我则和另外两个班长去党委，向党委书记刘披云请示。刘书记当时表示的是一种不置可否的态度。
一石激起千层浪，北大的大字报在南开引起强烈反响。新华社内参57年5月28日记者朱彬报道：“天津南开大学有两个学生(团员)在北大学习，一个叫金怀诚，一个叫刘敏修[2]。他们在上周四先写了十张北大的大字报给南开，在信中说大学生应继承“五四”的传统，……三好限制青年人的脑袋。南开的团支书接到信后就把大字报和信公布了。南开顿时就出现了很多的大字报。”
新华社另一位在天津的记者李正杰在57年5月25日所写的内参说：北京大学贴大字报之风已影响了南开大学的学生，仅昨天和今天两天的时间里，南开大学就已经贴出了五、六十张大字报。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南开大学的一些学生，尤其是毕业班的学生对学校中没能大胆放手地发动“鸣”、“放”已经感到不满；而传来北京大学的消息以后，形成了火上添油，掀起了贴大字报的风潮。去年由南大调至北大学习的物理系学生写信给南大物理系四年级的同学，介绍了北大学生“鸣”、“放”的盛况；并且煽动大家来效仿北大学生“继承革命传统”的精神。他们在信中号召说：“母校的同学们，让我们共同举起‘五四’的火炬，烧尽‘三害’及其‘看门狗’。”署名是递棒者(指火炬的传递者)林从修、赵敏光、何华昕等五人。
南开中文系56级学生施建伟回忆：当时我看到了北大的大字报，不知道是谁贴的。我记得有沈泽宜、张元勋的《是时候了》，刘奇弟的《胡风不是反革命》，还有王国乡的《有头脑的人不能这样想》，我看了非常激动。
南开大学历史系56级学生张云鹏回忆：1957年5月24日，南开园出现了第一张由北大学生写的，作为民主接力棒传来的大字报《是时候了》，这张大字报像火种，瞬间就燃烧起南开学子的鸣放热情，从食堂门口到宿舍的外墙，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大字报。南开的民/主/墙由此开始。[3]
南开化学系53级学生刘乃炎回忆：1957年5月某日，在第二食堂的外墙上贴出了由北大传来的题为“接力棒”的一批大字报，其中有广场诗派沈泽宜写的诗“是时候了”，有百花学社刘奇弟的“肃反是私设公堂”等等，这把火一下子引燃了南开大学的大字报和自由论坛[4]。与彭敏修一起发送接力棒的何华昕说：北大的接力棒一贴出，南开大学的鸣放就起来了，南开大学一起来，天津市的高校就都起来了。
三位南开校友回南开介绍北大鸣放
彭敏修和何华昕，以及一起从南开到北大的同学金怀诚、赵敏光在向南开发送接力棒后意犹未尽，他们商议回南开，向南开的同学们具体介绍北大热火朝天的鸣放。恰逢5月23日，人大学生林希翎到北大演讲，在北大引起热烈反映。这促使几位南开校友更迫切地想回南开介绍北大“海德公园”的盛况。
此时，南开物理系另一批派到北大学习核物理的同学也开始关注鸣放，何华昕回忆：5月24日晚，我们在金怀诚所住的宿舍商量回南开的计划时，核物理专业的南开校友范竞藩、张振文、曹重熙来看我们，他们也建议我们回南开向校友们介绍北大情况。
5月25日，彭敏修、何华昕、金怀诚、赵敏光四人去人大访问林希翎，在林希翎的宿舍会面时，一个中青报的记者也在现场，记者透露，鸣放是毛主席提出的，在党内很多人反对，毛主席受到很大压力。何华昕说：我们当时都是崇拜毛主席的，都想用行动支持毛主席。我们向林希翎讲了我们要去南开的计划，林希翎没有表态。当天，彭敏修和金怀诚去了南开。
彭敏修回忆：去南开的第二天，即5月26日，他们在南开参加了学生会的总干事会，金怀诚介绍了北大的情况，现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有不少人写条子提问，彭敏修负责递条子，金怀诚回答了一些问题。新华社5月28日内参报道：星期天(26日)这两个学生由北大回南开，先参加了学生会的总干事会，在会上介绍了北大的大字报、自由讲坛、控诉会，……后来中文系的学生又把他两人请去作报告，他们又重复了在干事会上的话，演说达两小时……当天晚上学生会还请他两人再次在大会上报告。……当晚北大又一个学生何华琴去南开。[5]
何华昕回忆说：5月26日，我再次去人大见林希翎，这次林希翎告诉我，现在上面的意思是要收了。我听了以后，感觉不好，连忙从北京赶到南开，想阻止金怀诚和彭敏修在南开的活动，但是我到南开的时候，他们已经讲完了。
南开学生的邀请信和北大百花学社在南开的活动
金怀诚和彭敏修在南开的活动，虽然没有产生轰动效应，但使南开的学生对北大的鸣放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北大的鸣放及其影响也成为南开左右两派交锋的焦点问题之一。南开校方也采取了一些行动，试图消除北大形势对南开的影响。南开化学系学生杜庆林在5月30日以“一群南开人”的名义给北大学生的一封信中说“反民主势力控制了广播社和一些论坛。他们集中火力中伤民主堡垒——北大。前天他们广播一封所谓来自北大的信，说北大在造反，说北大已处于为反革命势力所控制的无政府状态。大量谩骂北大同学的标语到处乱贴。”杜庆林还在信中请求：“我们正在坚持苦战，我们迫切需要你们精神上的支援，广大南开人盼望着北大能有一支演说队到南开来，希望你们伸出手来让我们并肩战斗，不到胜利决不收兵。”[6]
百花学社的几位骨干同学收到了这封信，这与他们到各个高校去做宣传、扩大影响的计划正相契合。于是，谭天荣、刘奇弟、沈泽宜、张景中、杨路等六位同学赴天津活动，他们于6月3日在南开大学发表了公开演讲。
据新华社6月4日内参报道，在南开，几位同学有在校园里即兴发表演讲，听众有多有少。而正式的演讲会是在6月3日晚由南开大学学生会组织的。“晚上七点半，南大大礼堂内挤进了许多人。所有的凳子都坐得满满的，礼堂周围和主席台的两边也站满了人。”从内参的报道看，现场气氛热烈，发表演讲的有刘奇弟和谭天荣。而沈泽宜在个人回忆录中说，他也发表了演讲。
这次演讲会在南开大学掀起了又一场波澜。南开历史系56级张云鹏回忆：演讲过后，谭天荣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成了南开广泛议论的最热门话题，赞成其观点的有，称其为博学奇才的有，但反对的似乎更多。大家讨论着，争辩着，为了增强各自的说服力，都去找经典著作，尤其是黑格尔的著作（因谭天荣多次引用）来读。[7]当时的历史系助教陈生玺回忆：北大学生谭天荣等人来校演讲，提出了“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公开说苏联《真理报》是一条封锁真理的长城。谭天荣是学物理的，又大谈哲学的否定之否定，引起学生很大兴趣。谭天荣演讲，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形势相当活跃。围绕谭天荣等人演讲引起的争论，将南开大学的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8]
在激烈的辩论中，南开历史系调干生桑健一连写了十几张大字报，表示对谭天荣的支持。桑健说：听了谭天荣的演讲和看了他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后，我感到了青年人的特点，即学习、思考、大胆创造的精神在灿烂发光，尽管他还有些自高自大，但他确实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在青年中的最积极的体现者。[9]
南开中文系55级学生张步明回忆：谭天荣热情似火，在大中路人工湖旁相见紧紧拥抱，口称“我们都是亲兄弟”，天真而激情！[10]
北大、南开学子的灭顶之灾
这群天真而激情的学子没有想到，灾难正一步步逼近。数天之后，反右狂潮席卷了北大和南开，两校的数百名学子遭遇了灭顶之灾。
北京大学半导体专门化参与接力棒传递的几位南开校友彭敏修、何华昕、金怀诚、赵敏光均被划成右派，被何华昕拉着在接力棒大字报上签了名的林从修在反右补课时中招，邝民翰受到处分。何华昕深怀歉疚地说：林从修和邝民翰当时都没有关注这件事，他们不是关心政治的人，是我拉着他们签了名，连累了他们。曾建议几个同学去南开宣传的核物理专业南开校友范竞藩也因对鸣放表示支持成了右派。几位罹祸的同学幸而在还未处理右派的57年毕业，又学习的是当时紧缺的专业，因此大都分配到北京、天津的单位，没有流落到社会底层。赵敏光开始到北京师范学院任教，被划为右派后，北师院将他踢出，发配回四川老家，后经在团中央工作、反右时在北大工作组处理过他们问题的张定帮助，他才重新找到工作。而选读五年制，在58年毕业的林从修，则在毕业之后不知所终。
去南开激情演讲的百花学社骨干学生谭天荣、刘奇弟、沈泽宜、张景中、杨路则遭遇了最严酷的处罚，他们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极右分子，几乎都在劳改和流放中度过了20年苦难生涯，刘奇弟则在60年代初就死于狱中。
南开大学接受并贴出接力棒大字报的凌榴亭，尽管在鸣放中没有任何言论，仍被划为极右，传递了大字报邮包的女同学薛竞芳则被开除团籍。
接待和组织金怀诚、彭敏修在南开演讲活动的物理系学生索恩正、化学系学生刘乃岩被划为右派。
写信邀请北大学生去南开演讲的化学系学生杜庆林被划为极右，受到被遣送劳教的处理。
接待和陪同北大百花学社同学在南开演讲的中文系学生施建伟、刘立文被划为右派。施建伟被划为右派时年仅18岁。在1957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在反右派斗争中吸取教训——记党的捍卫者和青年的败类》一书中，还有一篇文章《从严重的个人主义发展成右派分子——记施建伟堕落的前后》，将施建伟作为青年的败类进行批判。
历史系学生桑健因写了多篇大字报支持谭天荣，成为名列榜首的南开学生右派，他遭到全校性的批判，并被开除学籍，遣送劳动教养。
为了推动中国社会的进程，北大和南开的优秀学子们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
今年6月17日，远在美国的何华昕学长给我发来邮件告知：好友彭敏修於北京時間6月15日在北京的老人院去世，時年90。他独自创立“民/主接力棒”并传出第一棒。深切悼念！
创立和传递民主接力棒的一代人正在远去，他们用青春和生命跑完了这漫长接力的一程！
[1] 该文载于季羡林主编《没有情节的故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第502页。
[2] 内参有误，将“彭敏修”误为“刘敏修”。
[3] 见张云鹏《壮哉57，悲哉57》，陈生玺、张镇强主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第20~21页。
[4] 见刘乃岩《凄风苦雨中的莘莘学子》，同上书，第213页。
[5] 内参有误，将“何华昕”误为“何华琴”。
[6] 见《南开大学反右资料》（一），第68页。
[7] 见张云鹏《壮哉57，悲哉57》，陈生玺、张镇强主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第23~24页。
[8] 见陈生玺《“五七”风暴与我的风雨人生》，同上书，第83页。
[9] 见《南开大学反右资料》（一），第131页。
[10] 见张步明《关于“家”的故事——我在南开被打成右派》，陈生玺、张镇强主编《抹不去的历史记忆》，中国国际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第139页。
（郭力，北大中文系78级校友，北大校史研究者）
“徐庆全与八十年代”：书写有温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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