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津夫人的禅修功夫，在白隐禅师的在家弟子中，首屈一指。然而，当她遭遇丧女之痛时，也和常人一样号啕大哭起来。同门的师兄弟看了之后指责她：“你是悟道之人，怎么这样大哭，落入俗情？”
佐津夫人未予理会。过了一会儿，她擦干眼泪，又恢复了平静。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佛性并非无情，她基于人性，又超越平凡。
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人心。
进一步说，人性，就是人心的选择（取向）。
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究竟是自私，还是利他？
这些问题，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是人类一直求解的千古迷思。
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孔子说“仁爱”，孟子说“心有四端——仁义礼智”，都基于人性善。
然而，同出于儒家，到了荀子那儿，却大讲“人性恶”。（荀子是法家思想的源头。）
人的本性，到底是善是恶？在中国思想史上，两千年来，争论不休。
“人的本性”这个话题，东方人探讨，西方人也探讨。西方最具代表性的、说得最彻底的，是英国思想家大卫•休谟。
在《人性论》中，休谟说，自然界无法满足人的需求，因此人的本性是自私的（恶），但在这自私中，还包含着“有限的慷慨”（善）；面对自然，个体的人无法独立生存，因此人一方面与他人竞争，一方面又要与他人合作；为了共同生存，人在竞争与合作中，学会了妥协、让步，建立起互利互惠的契约；从自然状态进入契约社会，目的是实现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为达到这一目的，人不得不向他人出让自己的部分利益。
理解了这一论断，也就不必为“人性本善，还是本恶”、“人究竟是自私，还是利他”而苦苦纠缠了。
再把话题引回东方——明代，“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提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无善无恶心之体”，这一说法借鉴了佛家“无住生心”的思想；
“有善有恶意之动”，是说人性的善与恶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意识选择；
“知善知恶是良知”，佛家说分别智，能辨别善恶，需要智慧；
“为善去恶是格物”，人无法调解善与恶，但可以选择站在哪一边；佛家所说的修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有善友说：佛家讲“无我”。“我”都没有了，还有必要探讨人性、善恶、佛性吗？
这个疑问，体现出他对法义了解不透彻。
首先说，佛陀说“无我”，破的是众生“对自我的执著”（我执）。“我”不是不存在，是作为“个体的我”无法永远存在；在佛法中，把这个“暂时存在的我”称为“假有”。
再说善与恶，从社会构成的角度说，的确存在善、恶。因此，佛陀对众生进行教育时，是基于世间现象开展的。因此，龙树菩萨在《七十空性颂》中概括说：“生住灭有无，以及劣等胜，佛依世间说，非是依真实。”
数日前，三五善友聚在一起，聊到“佛性”这个话题。
什么是佛性？在座的一位法师说：“佛性，也叫法性、实相、真如、如来藏；佛性可大可小，大的时候，心包太虚，量周沙界。关键看人怎么发心。”
有人说：“佛性，可以理解为成佛的可能性。怎么成佛呢？佛的本意是觉醒；佛性就是人觉醒的可能性。”
也有人说，佛法讲“悲智双运”——慈悲与智慧本为一体。说“佛性是觉醒的可能性”，是从智慧的角度说的；站在慈悲的角度讲，则可以说，“佛性是利他的可能性”。
凡是有立场的争论，都能帮助人深入思考。无论对佛性这个概念怎么理解，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在世间法的层面讲，佛性不违人性。
这也是佛法在世间得以流传至今的前提条件。
如果对“佛性”认知模糊，人对“佛”，同样会神秘化。
有人问：“佛陀在他生活的时代，能预见到我们今天使用的电灯、飞机、高铁、手机吗？如果能，他为什么不说？如果不能，怎么能说他智慧圆满？”
这就像藏传佛教提倡辩法、汉传佛教讲无诤，哪个对，哪个错？
其实，无对无错。
怎么能这样说？
如果你能明白：提倡无诤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反观自心、照顾好自己的那颗心；提倡辩法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深入觉知自己的心。你还会执著于对错这样的疑问吗？
同样的道理，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预见到飞机、高铁、手机等等这些，他跟那个时代的众生讲，人们因为没见过，做梦也没梦到过，他们会相信、能相信吗？
要知道，佛陀讲法，是看众生的根基（生活经验、理解力），应说尽说，而不是所知尽说。
这也是“在世间法的层面讲，佛性不违人性”的一个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