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诺的日本观察：油水不融的国际化

2006 年，日本通过了《推进观光立国基本法》，将旅游业定位为“日本恢复强大经济的重要增长领域”，作为 21 世纪日本的支柱性国策，吸引包括亚洲在内的全球旅游需求。该法自 2007 年开始实施，2008 年还成立了日本政府观光局。

观光立国政策的积极推进取得了巨大成效。2006 年之前，入境日本游客仅为 733 万人，到了 2019 年，游客人数 3188 万，增长了近 4 倍。观光局的数据显示，仅 2024 年 4 月一个月，来日本观光的外国游客 304 万人，超过 2019 年同期的 292 万人，与疫情前相比有增无减。

在申办 2020 年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日法混血女主播泷川克里斯特尔（Christel Takigawa）作为申奥大使，发表了有关“おもてなし”（omotenashi）演讲。“おもてなし”在日文中是“款待”之意，体现了日本人无微不至的待客之道和对细节的极致追求，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形象。

日本文化，尤其是动漫书、动画电影、电子游戏等流行文化，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我当年在美国居住的地方不过是个中型城市，每年当地的科学馆都会有宫崎骏的电影节。另外，正如前面文章提到过的，日本企业的国际化也非常成功，从品牌到市场，在很多市场细分领域都在国际市场中大有作为。

无论从哪个方面讲，日本都是世界上领先的国家，特别是东京，国际大都市的地位似乎更是理所当然。然而，当你真正融入其中，体验却有相当大的落差。所以这一篇我和大家聊聊，在社会层面，日本和“外国”的关系——一方面非常开放，一方面又油水不融。

我的孩子们在美国上学的时候，有一位老师是一个土生土长、刚做了奶奶的美国人。她知道我们要去日本，告诉我她年轻的时候作为英语老师，在日本住过两年，学会了日语，而且她和先生就是那时候在日本同一个项目中认识的。

于是我知道了这个叫JET（Japan Exchange and Teaching Program）的项目。简单说，就是由日本外务省组织外国人来日本教外语。从 1987 年开始，有 7 万名各国年轻人陆续通过这个项目来到日本，近 4 万是美国人。2024 年申请人数约 4000 人，大概 1000 多人可以得到机会。

我在日本遇到不少在这里工作生活多年的“老外”，从公司创始人到国际学校校长，都是多年前经过这个项目来到日本，然后因为各种机缘留下来的。由此可见，这个持续多年的途径，对在日生活的外国人社区形成的影响；也可以管中窥豹看到，日本对于外语教学的重视。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人的努力，日本学校体系也有很多资源和努力放在英语教学上，受过英文教育的日本人的英文沟通整体水平仍然不高。哪怕是在外企，职场人的英文读写能力并不算低，但口语交流能力则是相当低下的。

我 2006 年刚开始在美国的麦肯锡工作时，在日本出差几周，很快就发现日本同事和客户的英文电子邮件都写得很好，但语言交流比较困难。麦肯锡的日本雇员都是要通过英文面试的，理论上工作语言也是英文。当时一位东大医学部毕业的同事，做过几年医生，也到英美国家交流过，但是说起英语来非常紧张。另外一位同事在日本外务省工作过，讲英文也困难。

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东京一家意大利餐厅吃饭，他们俩跟我说，“你叫服务员点菜吧，因为你的英文好，我们会更被礼遇。”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不管从什么角度讲，从毕业的大学到出国的经历，到从事的职业，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但是在东京的西餐厅吃饭，还会觉得自己英语不够好，而不会被尊重。

我们当时的客户，是一家外资药企在日本的分公司，理论上也都是会讲英文的。但每一次开会气氛都很凝重，因为汇报项目进展要用英文，客户比我们还紧张。他们从来不问问题，也很少发表评论。有一次已经讲到了 PPT 的第 100 页，终于有一个人发言，说请回到 80 页，我对这个注脚有一个问题。当时感觉到他是鼓足了很大勇气才问出来的。

英文对我来说也是外语，我能理解这种困难和紧张，但似乎日本人的困难和紧张程度要高许多。作为对比，同时期的北京或上海，外企中国员工的英语沟通水平都比日本要明显高很多，虽然发音远不完美，但没有惧怕感，提问讨论也都很积极。这种自信也是在日本年轻人里很少见到的。

时隔 20 年，2023 年再来日本，我有些失望地发现，他们英语沟通的水平并没有真正改善。

我需要开一个银行账户，于是带好各种证明，约上会讲日语的朋友，一起去东京港区使馆区的一家银行，接待我的银行职员是一位看上去 20 多岁的女性。她态度非常周到，解释也很耐心，但当她发现我不会讲日语的时候，面露难色。通过朋友的翻译，我得知我所申请开办账户的这家银行支行，没有职员会讲英语，所以他们不能为我开户。理由是，未来如果银行打电话联系我，可能无法沟通。

银行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英文，而谢绝给外国客户开户，让我很惊讶。这是外国人居住比较多的区域，我做的只是很简单的开户存钱的业务。这位女性这么年轻，能在东京使馆区的银行做职员，应该毕业于很好的大学。日本的公立学校从小学五年级开始有英文教育，女孩从中学到大学，至少学了十几年英语，达到基本交流水平的期待应该不算高。日本也没有专门给外国人办理业务的银行，所以到现在我也没解决这个问题。

我和外国朋友分享这次经历，发现他们也有类似的感受。其中一位说，终于碰到一个英文很好的，一问，原来是中国人。他后来发现一个规律：“一般在服务业英文好的亚裔，不是中国人就是韩国人。”

我对自己被拒绝开户自然是不快，但还是很幸运的，身边有精通日语的朋友，能够帮助解决很多生活上由于语言所产生的障碍。在日本社会生活，如果不懂日语，的确面临着无法想象的困难。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去年移民日本，想把家里的煤水电费与银行卡绑定，自动扣款，也由于日语不通，耗费了大量时间，还是未能实现。

2023 年，瑞士国际教育公司 EF 教育优先（EF Education First），收集了全球 220 万人参加的免费在线测试数据，对 113 个非英语国家和地区的英语能力进行排名和评级。这项调查证实，我和朋友们的感受并非弧例。

在调查的亚洲 23 个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排名最高，位居第 2；菲律宾第 20，马来西亚第 25，中国香港第 29，韩国第 49，中国大陆第 82，这些得分均高于日本。日本位于第 87，显示其英语能力处于上述调查中设定的 5 个级别中的第 4 级，即“低水平”（64—90），也是发达国家中排名最低的。

更要命的是，从 2011 年开始，日本的排名逐年下降，而且非常明显，从第 14 位（那时候有40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排名），到 2023 年的 87 位（113个国家和地区参加排名）。

为什么日本人英语不够好？有一种理论是，日本注重自己的文化传统，不喜欢说外语。我觉得这个解释站不住脚，如果真是这样，公立教育体系完全可以不那么花大气力教英语，实际上日本从 100 多年前的明治时期就开始了英文教育。

从 2002 年开始，英语成为日本初中学生的必修课；从 2011 年开始，向下调整到小学五年级开始英语必修，每周两节课；2020 年开始，调整为小学三年级开始必修。明明是国家社会调动了那么多资源，老师和学生花费了很多时间精力，却没有收到有效进行国际沟通交流的成效，那说明不是学习意愿的问题，而是学习方法出了问题。

在一次教育相关的会议上，我见过一位很优秀的日本妈妈。她明显听得懂英文，但是说不出来，一直通过翻译和我很热切地交流。最后她让翻译告诉我，很羡慕我可以说流利的英文，而她像很多日本人一样，开口说外语有一种“耻感”。

这所谓“耻感”，就是觉得如果自己说得不正确、不完美，索性就不开口了。事实上，学习任何一样新东西，都要经历从不会到会、从不好到好的过程。只因为怕“耻感”而不开口，无疑是断掉了学习的必由之路。

当然也见过成功的案例。我有幸结识了一群很特别的日本老太太，她们年龄都在 70 岁以上，无一例外英语都非常流利，有年轻时去美国留学的同声传译，也有没去海外留学过的英文翻译。上野千鹤子老师的英语也非常棒，我们在一起聊家庭、聊教育、聊日本的女性问题，完全感受不到我自己不会日语所带来的障碍。

这些女性中，有几位年轻时就读于神户女学院的英语专业。这所学院创立于 1875 年，是美国女传道士塔尔科特（Talcott）和达德利（Dudley）建立的。我有幸受邀参观了现在仍然充满活力的神户女学院，被植物园一般美丽的校园、百年前留下的建筑风格所震惊。当年坐落于一片农田中的园景，像处于另外一个世界，很有些斯坦福大学的影子。我想，这类学校与 1864 年在北京创建的贝满女中、1881 年在上海创建的圣约翰大学类似。建校之初，学校就秉承着通过教授英语这一技能，让学生能够向各自理想的方向发展的愿望。

眼前这几位老太太，50 多年前入学时候是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完全没有英文基础。一入校便浸淫在英语环境中，不仅科目课时多，其他科目、礼拜和《圣经》学习等也都使用英语，这为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英语实践机会。老师们采用直接教学法，不是通过日语，而是直接用英语进行口语练习和发音指导。除了这种练耳朵方式，也通过反复朗读实用英文，练习发音的正确性和流利度，从而有效提高口语能力。

关于日本人说不好英语，另一种解释是日语的音节简单，有一些小肌肉没有发育，形成了某种缺陷，所以天生说不好英语。但我遇到的这些女性的学习经历，证明这个理论也站不住脚，只要有方法、常练习，日本人是可以说好英语的。

她们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说最紧张的就是每周要去校长的住所（校长住在校园里）参加下午茶，必须和老师用英文对话、回答问题。一方面战战兢兢，一方面也就是通过这样一次次战战兢兢，练就了好的口语。这些女性现在还工作在日英翻译的第一线。

日本一批精通英语的女性，几乎都是由类似的女子学院培养出来的。比如著名翻译家、将《绿山墙的安妮》翻译成日文的村冈花子，毕业于东洋英和女学院；日本即将发行的新版 5000 日元纸币上的人物津田梅子，是第一位赴美留学的日本女性，她创立了津田塾大学，专业培养女性英语人才。从文献中得知，这类女学院的教学方法，与神户女学院几乎相同，都是重视听说练习，通过反复朗读来提高发音和实际应用能力。

看她们的经历，可见有效的英文教育，首先需要有一个去除“耻感”的环境，然后辅以正确的语言教学方法。但可惜的是，这条百年前就被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到现在并没有被发扬光大，仍然是一个例外的存在。

有趣的是，“耻文化”一定程度上也是外来词。从未到过日本的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里阐述了“耻文化”和“罪文化”两个概念；她认为日本是前者的代表，而西方社会，特别是受基督教影响较重的社会，则偏向于后者。在“耻文化”中，社会的规范和期望对个体的行为有着决定性影响，人的行为首先要避免社会的非难和羞辱。在这种文化中，羞耻感来源于外部的评价和他人的看法。为了逃避犯错的风险而羞于开口，于是形成了恶性循环。

对这一观点，我从一位菲律宾朋友那里也得到了验证。她在日本公立小学担任英语助教。公立小学的英语课一般有两位老师，主教师由日本人担任，另一位助教由母语为英语的外国人担任。她说，几乎没有英语老师主动与她在办公室里交谈，但私下场合，还是有些人愿意用英文交流沟通的。日本人不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讲英语，尽管在我的菲律宾朋友看来，他们其实说得还不错。

从 2006 年我到日本出差，到 2023 年起在日本居住，长达 18 年，一代人成长起来，但包括英语在内，一些教育问题似乎并没有本质的改变。像一个困在墙角的扫地机器人，努力地转，但是在原地打转，似乎需要有一双手把它抱出来，重置开始键。

英语是日本与世界交互的一个侧面。据日本 2022 年官方数据，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有 300 万左右，占日本总人口的 2.5%，这一数字还在逐年攀升。在美国，出生在美国以外的长期居住者占总人口的 15% 左右，加拿大是 20%。当然日本和美国、加拿大不同，并非移民国家。

在日本的 300 多万外国人里，中国人占比最高，有 70 多万，占外国人总数的 25%；之后依次是越南 16%，菲律宾 14%，韩国 10%，巴西 7%，尼泊尔 5%，印尼 3%，美国 2%。

长居日本的外国人大部分生活在大城市，那里的城市服务国际化程度相对高。我 2023 年刚到东京时，前往区行政大厅办手续，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厚厚的便民手册，从孩子上学、健康检查，到垃圾分类、图书馆分布，事无巨细，均囊括其中。所有内容都有英语、韩语、繁体和简体中文。

近年来，日本出台一系列政策吸引全球人才，比如高度专业人才签证，根据申请人的学历、工作经验、年收入等因素评分发放。大学和教育部门积极聘请外国教师和科研人员，“外语指导等外国青年聘用项目”（JET）也在持续吸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到日本教本国语言，同时体验日本文化。

在日本的外国人中，按国别划分领域很明显。中国人和韩国人大部分是留学生、职场人或者经营者；各地的旅店、温泉酒店、街头便利店，可以看到很多说着流利日语的东南亚裔打工人。

长久居留的外国人，在日本的公共事务中基本是失声的。移民很明显被视为“外人”，其中的青少年往往遇到就学、就医等困难，有的在学校遭受排斥或霸凌，在社会公共讨论中可见度较低。一些非盈利组织会提供支持，也有政府发声，但整体上仍属于比较边缘的议题。

有一家非营利组织专门为来自中国的青少年做心理支持，创办人 15 岁从中国来到日本，遇到青春期融入日本的多重困难。她自己成为妈妈后，成立公益组织，帮助了很多华人青少年和华人家庭，比如家长语言不通，她会志愿协助他们和学校沟通。但这种个体和草根组织的力量有限。

最近在日本一位叫副岛淳的艺人知名度很高。他是混血儿，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非裔美国人。副岛淳遗传了父亲的基因，身高 195 厘米，黑色皮肤，一头卷发，在“异种人”的外表下面，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他不会英语，22 岁之前没有离开过日本，甚至与亲生父亲也未曾见过面。由于他的外表，小时候他一直被歧视和霸凌。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日本在接受难民的问题上的表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和外国的关系。

据 2023 年的数据，有 13823 人在日本申请难民认定，其中 303 人被认定，认定比率仅为 2.19%。世界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不能简单作比较，但日本的难民认定数在全球范围确实低得少见。例如，2020 年对叙利亚难民的认定率，德国为 78%，美国为 62%，澳大利亚为 89%；而在日本，从 2011 年到 2020 年间，共有 117 名叙利亚人申请难民认定，只有 2 人最终被认定。

前段时间，我读到一本书——《故乡，我可以这样称呼吗：6岁成为“移民”的我》，35 岁的纳迪讲述了两伊战争结束后，年仅 6 岁时她与家人移居到日本的故事。这本书主要描绘了纳迪的自我发现、身份认同，但也折射出日本难民政策的一系列问题。

首先，对于难民的审查过程非常严苛且不透明。很多时候，即使申请者提供了充分的危险证明和背景情况，依然会因不被视为具有“特定的个别风险”而予拒绝。纳迪的家庭，在面临严重生活困难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仍要担心难民申请可能因为种种官僚原因而被拒绝。

书中纳迪朋友的奶奶会当着她的面儿说，“不要跟外国孩子玩儿。”学校的老师会问，“伊朗是否有原子弹？”这种和孩子年龄不相符的国家政治问题，显示整个社会对外国人，特别是欠发达国家来的外国人的排斥。

这个女孩提到，“不应该仅仅把外国人视为劳动力，而是作为社区和社会的一部分”；需要进行“内在国际化”——也就是打破现在这种“油水不融”的状态，正视这些群体，构建有机的社区。

这种构建，对于包括日本的世界上非移民国家是非常困难的。但由于自身劳动力的短缺和对人才的需求，如何接纳外国人并共同建设社会，又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议题。

“日本观察”这个系列共四篇，这些文字是我在日本一年来浮光掠影的思考碎片。我感受到了日本方方面面的美好，也看到这些美好之下深层的矛盾。

日本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令人羡慕。原本日本京都是模仿中国西安这座城市建成的，但它现在有 17 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文化遗产，很多是至今保存完好的建筑，而西安却只有 6 处。但另一方面，日本又有强大的集体惯性，哪怕是明显有问题、不合理的事情，也似乎很难改变。

禅宗从中国传到日本后别开生面，路边很多寺院。我每次走过，都感叹日本这个地方，一方面处处禅意，一方面处处执着。真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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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夏天，希望有缘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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