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中做出改变

文摘   2024-06-19 20:47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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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整理自一诺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包刚升的访谈《爸爸的“政治策略”:家庭教育中的智谋与技巧》,全文共4500字,整理人:煤炭愚蠢)

一诺写在前面

包老师是一位我特别欣赏的学者,他总是能够用深入浅出的方式让普通人了解那些晦涩高深的知识, 但他同时也是一位面对众多学生的教育者,更是一位父亲。我常常好奇,他是如何把这些学术框架应用到父亲和教育者的角色中去的?今天我们就把包老师拉过来,架在火上“烤一烤”。 
包刚升:我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生人,我小时候还不像现在那么卷, 南方夏日炎炎, 我们还可以与同龄人无忧无虑地在竹林中玩耍, 估计今天北上广深这些地方的小孩子已经很难有这样一种体验了。 中国的家长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家庭辅导员?小孩子们的童年时光为什么会异化到每日皆苦,每周皆苦,每年皆苦的程度?我认为这是有问题的。
每遇到一个问题,先分析它的结构,这是社会科学的一般性思维。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一,在教育问题上,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结构;第二,在这个结构底下,我们有什么样的选择?
从这些年的教育怪现状说起
我们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构呢?
第一个直观感受是,从进入小学的那一刻开始,小朋友们玩耍的时间就越来越少,大家都在疯狂地学习,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因为玩耍的过程中本身就有对于好奇心、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团队精神的激发。一天到晚刷题做功课对一个孩子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第二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就是过分焦虑。家长如此,学校与老师也是如此,这种情绪反过来又影响到孩子身上。这种过分焦虑所导致的一个极端的结果就是家长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很紧张。

第三个不正常的现象,就是大家都非常的小心翼翼。我们家的孩子有次在操场上奔跑时与一个男生相撞, 头上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包。我们还好, 但老师极其紧张, 或许落在有些家长身上,这个事可以成为学校的大麻烦。 人同此心,这样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 但作为家长,我们还是应该抱着一种正常的心态:小孩子在学校里玩耍,磕磕碰碰是难以避免的事情,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除非被关起来,否则谁又能可以过着完全无风险的生活?
通过此事,我观察到,现在的中小学氛围是多么紧张——据说已经到了下课不能奔跑,在楼梯上也不能奔跑的地步, 唯恐出一点问题。这种现象是怎么形成的呢?责任在学校还是在家长, 这是一个要好好反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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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武断点说, 中国目前的教育是一个不断地把成功者变成失败者的过程
本来,孩子在家附近的小学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才能够在一个班级中名列前茅,已经是很不容易了。但是当他考进当地一所比较好的初中时,很可能顿时“泯然众人”,失去了所有的光环与骄傲, 甚至还会成为别人眼中的失败者。接下来从初中到高中;从高中到大学的时间里,这种把成功者变成失败者的过程一次次地重演着。
大家不妨去看看那些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们的人生是不是面面俱到?是不是有五门或七门功课的成绩都能超过同龄人?不是的。所谓的优秀或卓越,只是身上有一两个闪光点。
按照统一的模式去打磨那些本来有很多优点的人,是把社会的大好资源都浪费掉,对人才的浪费是最大的浪费,没有之一
没有人可以在所有方面都成功,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身上都有很多不足, 但也会有一两项人所不及的长处, 一个合理的社会应该把这些人的优点组合起来,形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同体, 而不是不断地淘汰他们
 我们今天所谓的内卷,用经济学或者博弈论的术语叫做囚徒困境:你努力花时间去刷题,如果我不刷题,就会处于不利地位,所以我也得刷题;你课后补课,我也得补课,不然就比你少了几分......
根本问题就在于在一个高度分层的社会中,我们都面临一个生存的难题。中国有句俗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道出了很多真相。
很多人说,我不追求成为“人上人”。但是我要避免我孩子成为“人下人”。这就是一种压力和恐惧。什么时候这种情况会能够趋于正常?或许是在一个社会中的普通公民可以拥有尊严,过上尚可的生活时吧。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国家货车司机的收入跟普通公立大学的教授不相上下,这是有一套基于风险的补偿机制在里面的。但无论如何, 有了这套机制, 无论是从个人权利的角度还是收入的角度来说, 都可以让人过上比较有尊严的、不那么卷的生活。 
从家长的角度说,我们太容易以成绩论英雄,我上课的时候经常用到两张图。一张是金字形图,无论是社会上的哪个领域, 处于金字塔尖的比例都是极少的;另外一个就是正态分布曲线 ,大部分人都会在中间区域。以一种比较正常的心态来看,我们不应该期待孩子上牛津、剑桥,或者进清华、北大,因为没有人能时时处在金字塔的塔尖;正像我们当老师的不可能都拿诺贝尔奖一样。 不切实际的期待,会导致大量的错误理念,也会让我们付出很多无谓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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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我亲身经历过中美日三国的教育,和您一样,我的关注点不是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成就或者日本的工匠精神, 而是看这些国家制度层面的底线在哪里。 您刚才讲的卡车司机的例子就说明,人其实可以不必挤在一条高度竞争的赛道里成为所谓的“成功者”。更何况, 大部分的人在小学时就是普普通通的学生,那他的一生岂不是要面对从失败到失败的过程吗?
如果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去理解,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并不是在高线层面的进程,而是在底线层面的进程。一个文明的社会,是一个可以不断补齐底线的社会,如果没有这道底线,我们就要不停地跳向上一个台阶, 否则就会坠入万丈深渊。熠熠生辉的成就总是引人瞩目的, 但那些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呢?如果你是一个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你在社会上的生存状态是什么样的?那如果你是处于正态分布曲线中间位置上的一个普通儿童,你对生活的预期又是什么样的?
前几年, 中国学生的PISA测试成绩名列世界第一,这在教育界可谓轰动一时。 很多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教育水平世界一流。但事实上, 参加考试的学生们, 本来就出自上海那几所很厉害的学校。 如果在这样的基础上沾沾自喜, 那这个“第一名”的底层叙事和逻辑,就都出现了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看到这个结构怎么办?我们作为个体常常会有一种无力感。好在现在的学校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至少孩子不是24小时都在学校,我们至少可以在结构之外做一些事情,结构之外是什么?讲得通俗一点就是家庭教育。
捍卫教育的底线
包刚升:面对这么多的约束条件,我认为还是应该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教育的低标准;另外一个是教育的高标准。但是凭我的直观感受,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当中。中国社会中青少年问题比例大幅提高,“低标准”估计也不低了。
今天的家长第一责任是什么?第一责任不是让他们考上清华、北大,牛津、剑桥。第一责任是保护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免受各种非正常竞争带来的压力。我们的小孩应该具有三种基本的特质,第一、身体健康,第二、人格健全,第三、有基本的生活能力。这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教育的底线或“低标准”, 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才是做父母最大的失败。
那标高标准是什么呢?
所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下父母心大都如此。希望孩子可以进名校,是很多家长的共理心,但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一年大概有1000万高中毕业生, 如果以北京、上海的最著名的四所大学作为升学目标,其录取比例大概在千分之一左右,即便我们稍微降低一些标准, 把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等学府囊括进去, 其概率可以上升到1%。当你面对一个可能有1%的胜率的投资机会, 你会加入吗?我想大概率不会, 因为我们心里都清楚, 这就是一个靠运气的事。 既然如此, 我们为什么要为了一个微茫的目标, 用指标化的管理方式,天天考核自己和孩子呢?面对这样的小概率事件, 我们可以怀抱一个美好的想法,却没法把它作为一个日常的目标对待。
另外, 有两种非常重要的能力,我们要学会区分。
一种叫天赋型能力。跟数学有关的基本是天赋性的能力。当然,从来不学,谁都不可能取得好成绩。 但有些孩子一点就通, 而有些孩子已经刷题两三遍了,仍然无法取得好成绩,应该承认, 这就是天赋差异。 
还有一种,叫习得型能力。最典型的就是语言能力,当然, 语言也需要天赋, 但我认为阅读、写作更多是可习得的。我觉得家长养育孩子的策略应该在于。我们首先要尽可能提高孩子的习得性的能力,比如慢慢培养起孩子的阅读与写作能力。

当然, 也有一些父母,给小孩早早补课,在小学阶段,因为题目比较简单,孩子的确有可能通过反复刷题而胜出,但很多孩子在进入初中之后,题目一难,他花六年时间积累起来的优势,瞬间被毁。这意味着前面所有的努力和时间都被浪费了。与其如此, 何不让他在玩耍中培养一些习得型能力与自己的兴趣呢?

一诺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家长很多时候也会觉得,我自己就是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但是,每一个家长也在不经意间扮演着一个加害者的角色。我以前曾说,每一个人的一生好比都有100帧图画,如果我在朋友圈里只放了其中一帧,别人就觉得你真的很厉害,但其实,我明明有更多不被人看到的时刻是“不厉害”的。当我们能够看到真实的自己,也去分享这样的真相的时候,至少我们没有在其他人身上进一步创造和传播焦虑。
我也想请问包老师, 当我们面对由每一个人的选择构成的真真切切的结构, 如何才能不成为Ta的受害者和加害者?
做积极的行动者
包刚升:我想给家长们三个建议:

第一,要有平常心。如果孩子真的有机会进入精英大学,那是意外之喜, 进不了也是属于正常状态,好的心态很重要。 
第二, 不要滥用权力。我们总是天然地把孩子视为你的财产, 特别容易对小孩滥用权力,请问,你可曾以对待小朋友的方式对待过你的领导、同事或下属吗?我敢保证你都没有,所以,我们不要凭借着体力与智力上优势的地位来滥用这种权力, 我们也需要反思、需要克制。 
第三,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结构”,直面其中的优势与问题,如何与其相匹配是我们个人的选择。原则上,我们要尽量通过个人的选择,把“结构”当中的负面因素控制在比较低的程度;把好的教育元素的影响放大。这样才是有利于小孩子的身心健康的。 
最后再说一点, 很多人问, 为什么很多改善应该发生,但是却没有发生呢?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指出, 那是因为收益是均摊的,而付出努力的却是推动改变的那一小部分人!改变的成本是很高的,所以大家都倾向于搭便车。
尽管如此, 我还是想鼓励大家,做一个积极的行动者。因为这个社会,既是大家的,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既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也是我们每个人构成的社会。
一诺:包老师说得太好了!实际上,有一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一个社会的改变不需要百分之百的人都改变,甚至不需要50%的人改变,其实只需要2%到3%的人改变就可以了。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是想搭便车的, 这点没有问题。 但只要你留心观察, 就会发现已经有很多的人在采取行动了。如果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推动社会的改变,哪怕只是做了很小的一些事, 你自己心里也会高兴的吧。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新书命名为《笑得出来的养育》,如果我们能够在自己家里笑得出来,不管教育有没有被改变,至少我们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在更多的人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构建自己的家庭环境的时候,中国的教育也就在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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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一诺Yinuo
一些生活和思考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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