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丨瞿林东 ：《通识和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通识和器局——纪念白寿彝先生百年诞辰

瞿林东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2009年2月19日，是白寿彝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日。很早就想到要写一点纪念文字，以表达自己对老师的缅怀之情。可是提起笔来，总觉得要写的东西很多很多，真不知从何处着笔。想了很久很久，我想用这样四个字来概括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治学宗旨，或许更能反映我对自己老师为学风格的理解。这就是：“通识”和“器局”。

从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到郑樵倡导“会通之义”，再到章学诚总结出来的“通史家风”，以及龚自珍所说的“欲知大道，必先为史”。这里包含了知识的渊博、器量的宏大和见识的深刻，可以看作是历史上的史学家的“通识”和“器局”。

白先生学术的特点，正是继承、发展了史学上的通识和器局。对此，我以前有一点朦胧的认识，而现在比以前又多了一些理解和认识。1981年，白先生在《史学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的文章。我在阅读、学习中的那种激动和沉思交织在一起的心境，至今难忘。1981年底，我写了一篇读后的认识《史学遗产和史学研究——读〈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书后》，发表在《史学史研究》1982年第1期上面。其中，第三部分就是讲的“专长之才和通识之才”的问题。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的四篇《答客问》，以论说理论问题开篇，引用和评论了一百八十种左右书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见解，而又采取问答体的形式，反映了作者本人也是努力在用德、学、识、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这也可以看作是作者对中青年史学工作者的一种‘身教’吧。”

二十多年过去了，随着岁月的逝去，我对白先生著作的精髓也多懂得了一点。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在他所研究的诸多领域，都更加鲜明地显现出来。

白先生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把它用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从未中断这种努力，也从未改变这一方向。他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善于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精髓并把它同自己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而提出自己的见解。我们打开白先生写的《中国史学史》第一册时，在其目次中，映入我们眼帘的，赫然有这样几个标题：“历史理论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历史理论二：物质生产和物质生产者的历史”；“历史理论三：社会历史之辩证的发展及其规律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丰富的内容，白先生所强调的这几个基本原理，无疑是很重要的。诚如他所理解的那样：“历史理论，首先是史学领域的哲学问题，主要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进程有无规律可循的问题。”从思想史研究和历史研究来看，这几个问题，不仅是重要的，而且也是经常会引起这样那样争论的问题。白先生强调这几条原则，自有其针对性。

白先生善于把理论运用于指导他所从事的研究对象，不仅有明确的和坚定的信念，而且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真有一泻千里之感。举例来说，如他在《中国通史纲要》中撰写的《中国历史的年代：一百七十万年和三千六百年》，实则是一篇关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的宏论。文中不仅明确地划分了中国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特点，而且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这一见解的核心价值，是充分地考虑到在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的变化。因为地主阶级是封建社会中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这一主要矛盾的矛盾主要方面，其变化直接影响到对劳动力的占有形式和剥削形式的变化。具体说来，他把秦汉时期的世家地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门阀地主、五代宋元时期的品官地主和明清时期的官绅地主的出现，并在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的观点，已为不少学者所认同。

又如白先生在主持制定多卷本《中国通史》的导论卷时，曾确定要写出12个方面、346个问题的理论性著作，作为统率《中国通史》的开卷之作。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白先生要我撰写“家庭”一章。白先生说，在《中国通史》中，难得有机会在某一个地方专门来写中国历史上的家庭，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有必要在导论中对它的演变作一个概括的阐述。后因种种原因，《中国通史》的导论没有执行这一撰述计划，但白先生仍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构想。而目前我们所读到的《中国通史》“导论”卷所包含的九个问题，还是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它的主编的通识和器局。这九个问题是：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国家和法；

社会意识形态；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中国和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导论”卷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

本卷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不能对中国历史作理论上的全面分析。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们在《史学史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导论的提纲，提出了中国历史的十二个方面，三百四十六个问题，涉及面相当广泛，但在短时期内不能对这些问题都进行研究，经过反复讨论，拟定了现在这样的内容。一九八一年的提纲，我们认为仍值得参考，现作为附录，附在本卷之后。

这里说的“只讲述一些我们感到兴趣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他用“涉及面相当广泛”来表明12个方面346个问题的价值，故作为“导论”卷的附录，这既可以反映编撰者的思路和工作进程，也可供将来的研究者参考。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即上述九个方面的问题，既不是讨论历史过程，也不是空发议论，而是以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实际，阐述相关的理论认识。可以认为，这是比较系统的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而作的理论论述，是唯物史观取得民族形式的一种途径。在唯物史观受到来自国内外的非难和挑战的时候，《中国通史》导论卷的出版，一方面反映了主编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所指导下的学术群体的实事求是的、开放进取的学术心态。本书面世将近二十年了，而它仍然具有理论上的价值。

白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被翻译成多种外文出版，而中文版已印刷了三十多次；他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赞誉，并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称颂，这同他在通史方面的通识和器局是密不可分的。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

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即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论述。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末，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

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90年，白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关系”，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统一”和“多民族”的问题。可见，在40年中，他的民族观是始终围绕着这一条主线贯穿着的。

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见解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史研究的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点和重要的设想，这些论点和设想，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先生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一篇是《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还有一篇是《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在这几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首先，是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针对学术界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互相打仗这两种对立的说法，白先生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白先生的上述论断，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此论一出，原来的争论双方都表示认同，很少再有类似的争论了。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看待复杂的历史问题，既要从具体环节考察，更要从整体上和发展趋势上考察，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辩证演进的前景。

其次，是关于主体民族问题。白先生出身于回族，但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能够从历史事实、从全民族的利益上来看待民族史问题。这里说的“主体民族”是他的民族史观的又一个重要论点。他认为：

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这个提法对不对？我说对。为什么？因为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无论在哪个时期，都是人数最多、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最高的民族。在某些方面，汉族可能不如少数民族，少数民族超过了汉族。但总的讲，汉族水平是比较高的。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汉族在全国各民族中，始终成为我们国家的稳定力量。没有这个民族不行。……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位。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当然，我们说汉族是主体民族，并不是说少数民族无关紧要，并不是说这个老大哥可以欺侮兄弟、压迫兄弟。绝不是这样。我们说尊重汉族的历史，这跟大汉族主义是两回事。汉族成为主体民族，可能成为大汉族主义思想滋长因素之一；但不等于说，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就一定要产生大汉族主义。

白先生进一步分析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稳定力量，并不因为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元代和清代的统治，尽管是少数民族的贵族当权，但必须得到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没有汉族地主阶级的拥护，蒙古贵族、满洲贵族的统治也不可能稳定。这个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白先生所论是完全正确的。今天，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发展白先生的上述论点，从元朝、清朝统治时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历史文化认同方面作进一步的说明。应当强调的是，这方面的历史资料的发掘和阐说，尚有很大的空间。作为白先生的门人，我们有责任去努力从事这一工作，使白先生的学术观点进一步发扬光大。

再次，是关于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问题。白先生的民族史观和民族史研究，总是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观点和全局意识。他在讲到研究和撰写“多民族的统一”的历史时，强调指出：

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真正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对于这一结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入理解、深入研究的必要。

此外，白先生还谈到了研究和撰写民族史的其他问题，如：

——关于民族史研究的资料工作和理论指导问题。白先生指出，不应把资料的收集、整理看成是简单的工作。他说：正史中的资料、正史以外的资料、地下出土的资料，以及外国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资料、外国政府公布的档案资料等等，都应当关注。他认为：“这些年，我们的资料工作做得不少，但重视得还不够，还不能摆在应有的地位上去看待。有些单位把资料工作一律看成是简单的工作，这是不对的。资料工作中，有比较简单的，有相当复杂的，有时比写论文还要难。”这些话，把资料的大致范围及其重要性都讲到了。

《中国史学史论集》

同时，白先生又强调了理论指导的重要性。他既有原则又有分析地指出：

又一件事，是理论方面的。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史里，有不少理论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有待于深入的发掘。我们对一些已经提出来的问题，已经习以为常的看法，还是可以重新提出来进行再认识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白先生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史的结合，才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作指导民族史研究的正确方法。这是白先生始终不渝的治史宗旨，即以唯物史观同具体的研究对象结合起来，从中提出理论性的认识，用以得出合理的历史结论，并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白先生还进一步解释重视理论在学术发展上的意义，他说：

理论更高的成就，在于能有更多方面的联系，能解释更多的矛盾。因此，我们也就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我们民族史工作者，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地收入眼下。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至少须要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懂得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貌。同志们，我们的工作是必须付出艰苦劳动的工作。但同时，我们是在进行推动历史前进的工作，意义是很深刻的。

白先生从自己的治学经验中总结出理论的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这些晚辈和中青年史学工作者来说，是极可宝贵的思想遗产。重温他的这些话，感到格外亲切、格外有分量。

——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问题。白先生在中国史学史方面的造诣，使他往往从中国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来看待史书编纂问题。他关于民族史的撰写形式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意见，他说：

民族史的写法不要千篇一律。不一定都写成社会发展史的形式，体裁可以有多种。否则很多东西不易写进去，要不拘形式。按照各民族的材料，采取适当的形式，不要写得太呆板。不要只引用经典著作。经典著作的结论，不能代替历史。历史是具体的。比如说，某个民族是哪一年形成的，不好说。这都有个长期的过程。写书的时候，也可以使用传说。汉族的历史就有很多传说嘛。写明它是历史传说就是了。有的传说可能失真，但不能说完全真实性。它总有个历史的影子嘛。提供材料、讨论，需要人多一些，但写书时无需太多人。人多了不好办，改也不好改，总得有拿主意的人。学术问题不能投票，不能搞少数服从多数。写成的书稿要保证有一定的水平。

理论、形式、历史、传说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都是历史编纂中要碰到、要正确处置的问题，白先生也都讲到了。可以看出，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从一般性原则到如何着手去做，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是他亲身的经验，有些是他的设想，都值得后人珍惜。

除了在理论、方法论的遗产方面，白先生主编的《回族人物志》（四卷本，宁夏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回回民族史》（上下卷，中华书局2003年版）反映了他在民族史撰述上的主要成就。

白先生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致力于中国史学史教学工作，从20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便以较多的精力致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工作，并创办了《史学史研究》学术季刊（目前，这一学术季刊在国内外都有较大的影响）。

白先生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认识和研究，同样显示出他的通识和器局，从而得到这一研究领域的同行的尊敬。他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表现出来的通识和器局，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关于对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认识和阐述。

中国史学在目录学方面有丰富的遗产，而在20世纪上半叶又有多种史部目录解题或要籍介绍的专书问世。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怎样从史部目录学和要籍介绍的性质走出来，从而走出一条史学史这门专业、学问的发展史？这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20世纪前期，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作了初步的尝试；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刘节在教学中也作了可贵的努力，这见于他的学生们所整理的讲稿《中国史学史稿》。白先生认为，要把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和撰述推进到新的高度，首先必须明确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的任务。他在1964年发表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任务，主要是“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以及努力做到理论和资料的结合。他指出，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阐明规律（包括思想发展的规律和一些技术上的规律）是可以做到的。而总结成果主要是下功夫研究史学上的一些代表作。而这两点，只有在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详细占有资料的情况下才能做到。

《中国史学史研究任务的商榷》是一篇理论文章，如果我们联想到白先生此前发表的《谈史学遗产》一文，以及他在20世纪八十年代提出的30部代表作的有关见解，就可以理解他所说的“阐明规律和总结成果”的丰富内涵。白先生在1961年撰写的《谈史学遗产》这篇长文中，提出了应当重视的七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史学基本观点的研究（含对历史观的研究、对历史观在史学中的地位的研究、对史学工作的作用的研究），二是关于史料学遗产的研究，三是关于历史编纂学遗产的研究，四是关于历史文学遗产的研究，五是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六是关于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研究，七是关于历史启蒙书遗产的研究。其中，有些观点他在八十年代所写的四篇《〈谈史学遗产〉答客问》中，又有了新的发展。显然，我们如果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结合有关历史著作来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这些问题，我们就有可能不断认识中国史学的发展规律。

至于中国史学史上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浩如烟海”，人们常有望洋兴叹、无从下手之感。对此，白先生从大处着眼，提出了30部著作，建议致力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朋友们作为阅读、研究的参考。他在1987年对史学研究所举办的面向全国的中国史学史助教进修班的学员的讲话中，讲到了读书问题，他说：

最后，讲讲读书的问题，研究史学史要认真读书。老师在堂上讲书要听，要讨论，要体会，这是间接的读书。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自己认真读书、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们选了二十七部书，要求学习史学史的同志们必须读。这二十七部是：《书》、《诗》、《易》、《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公羊传》、《梁传》；《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续汉书》的《志》、《五代史志》（即《隋书志》）；《通典》、《通志》、《资治通鉴》、《文献通考》、《史通》、《文史通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此外，我又添上三部，凑成三十部。这三部是《论语》、《孟子》、《读史方舆纪要》。就同学们讲，这么多书一年里读不完，十年念完就是很不错的了。怎么办？我想这个投资是必要的，有机会可以买上，没有这几部书是不行的。

白先生推荐的这些书，在白先生主编的《史学史研究》的“读书会”的栏目中多有评价，受到读者的重视。

上述这些事实表明，白先生治学，从不空谈理论，而是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其指归。白先生所著《中国史学史论集》以及他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后改名为《中国史学史》）、六卷本《中国史学史》等，反映了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史学史研究成果。

第二，是倡导研究中国史学史上的重大问题。

中国史学史的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富，需要研究的问题非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何在顾及整体面貌研究的同时，捕捉重大问题作深入研究，这是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战略性问题。针对这一问题，白先生高屋建瓴地提出他对这一问题的思考。1984年，白先生发表了一篇文字甚短而分量极重的文章，即《中国史学史上的两个重大问题》。文章首先概括当时中国史学史研究和撰述的状况，指出：“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著作数量还不大，但总是慢慢地多了起来。这些书，在见解和功力上，相互间的差距相当大。但也有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就是它们受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影响相当大，史书要籍介绍的味道相当浓。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和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两部比较好的书，但也似乎反映它们由旧日的史部目录学向近代化的史学史转变的艰难过程。”白先生在平时同他身边的研究人员曾这样形象地比喻过：金毓黻先生的《中国史学史》是第一代产品，刘节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稿》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产品，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是完成第二代产品并向第三代产品过渡。可见，他是把自己的学术工作以及他所领导的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置于整个学术史发展的长河中来看待、来估量的。唯其如此，他总是在学术发展的关键时期提出新的见解，以推进学术的进步。因此，他明确而坚定地提出：

近两年，国内的形势很好，在某些战线上，大有突飞猛进之势。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们的史学史工作也应该甩掉旧的躯壳，大踏步前进，把新的史学史学科早日建立起来。这件工作牵涉的方面比较多，但我认为有两个重要问题，是应该多下点工夫及早解决的。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得好，史学史这门学科就可能面目一新。

依我个人的浅见，白先生在这里说的“甩掉旧的躯壳”，就是要摆脱“史部目录学”和“史书要籍介绍”的影响，展开对中国史学史上重要问题的研究，当然包括对上文所说到的那些问题的研究。而这里说的“大踏步前进”，这一方面同历史形势有关，另一方面也同学科建设有关。这正是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心的学者的本色的体现：他的学术脉搏总是与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的。

那么，白先生所说的两个重大问题是什么呢？文章这样说：

我说的这两个重要问题，第一，是对于历史本身的认识的发展过程；第二，是史学的社会作用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还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社会发展是有规律的，还是无规律的？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还是杰出人物是历史的主人？像这些问题，都是属于第一类的问题。还有，生产状况的升降，地理条件的差异，人口的盛衰，以及历代的治乱兴衰，史家学、思想家和政治家对于这些现象如何认识，这也属于第一个问题的范围。史学的成果是否对社会有影响，史学家是否重视历史观点对社会的影响，以及历史知识的传播对社会的发展是否起作用？这些都属于第二个问题的范围。

概括说来，这里说的两个重大问题，一是对历史的认识，一是对史学的认识。对历史的认识，重在认识历史的规律；对史学的认识，重在对史学功用的认识。这两个问题是密切联系着的。只有认识了历史和历史发展的规律，才可能认识种种史学现象和史学的本质。诚然，史学史研究者真正走到了这一步，那就不仅“甩掉旧的躯壳”，而且可以“大踏步前进”了。

我常常在想：研究中国史学史的朋友，多了解、认识一些历史问题和历史理论问题，那么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一定会有更大的发展。同样，研究中国历史的朋友，倘能多关注一些史学史的问题和史学理论问题，那么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一定也会有新的起色。在我们纪念白先生百年诞辰的时候，重温他的这些卓见，再一次给了我们许多启发。

第三，是提出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具体目标。

这实际是关于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问题。1983年，白先生在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作了题为《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的演讲。演讲包含了六个部分，白先生开宗明义说：

我所谈的题目是：《关于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几个问题》。这是一个总题目。可以说的问题不少，我想谈六个问题。第一，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问题；第二，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第三，取鉴于外国历史的问题；第四，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第五，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的问题；第六，史学队伍的智力结构问题。

这里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民族特点”，一个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二者缺一不可。当然，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建设”，是需要史学工作者去认识、去实践、去创造，才可能成功。

值得注意的是，白先生在这篇演讲中，并没有过多地讲建设有中国民族特点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性等有关理论问题，而是以一个史学大家的通识和器局，对中国史学发展的方向和前景提出了人们可以认识、可以实践的具体路径。

他讲的“关于历史资料的重新估价”，是提出了“历史资料的二重性”问题。白先生认为，关于历史资料，“第一，它是记载过去的事情，同时，还是用于解释现在的资料。如果不懂得历史资料，我们无法解释现在，对当前的许多问题解释不了。”“第二，历史资料不止是研究历史的资料，同时还是好多种学科的研究资料。它既是历史资料，又是当前进行一些学术研究的资料。”他的结论是：“我们过去那种把历史资料看成是死东西的思想，要有所改变。要看到历史资料的很大一部分在今天还是富有生命力、还能够加以利用，还应在原有基础上加以发展。我们学历史首先遇到的是资料问题。把历史资料的作用看得宽一点、深一点，对历史资料本身也增加活力，容易跟现实结合，不至于把它看成一去不复返的东西，毫无联系的东西。这个问题还是个很大的问题。”白先生对历史资料的阐说，饱含着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即既看到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又看到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

关于“史学遗产的重要性”，白先生再一次强调了总结中国史学上的历史思想、历史文献、历史编纂、历史文学四个方面遗产的重要性，指出：“对史学遗产的这四个方面，我们应该进行总结，发扬优良传统，为建设我们有民族特点的史学作出贡献。”

至于“历史理论和历史现实”问题，他一方面指出理论同现实的关系，认为应当“从历史现实里边总结出理论，不是个简单的事情，理论是要不断发展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的重要性，指出：“有理论跟没有理论大不相同”，有理论，“可以推动我们的事业更快地前进，更准确地前进”注。他从理论同实践的关系总结出规律性的认识，并把这一认识和史学工作联系起来，指出：

有了理论，见于现实；有了理论，指导实践。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得到大家认识一致了，基本上一致了，或者大部分一致了，这个理论才能变成现实。把理论应用到历史研究上，也是一个道理。我们要总结中国的历史，要总结中国历史和外国历史之间的共同性、差异性，总结一下在马克思普遍真理指导下的中国历史学发展的规律。懂得规律了，有利于推动研究工作的不断发展提高。总结规律的本身也有一个不断提高认识的过程。这个工作是艰巨的，但是这条路必须走，不管怎样走。现在有一些人在探讨许多枝枝节节的问题，这也有用处，但光这样不行，还应该抓大的，纵观全局，从理论上看，在理论上下功夫。

白先生在20世纪八十年代说的这番话，对今天的史学工作仍有指导的意义和重要的参考价值，即研究历史，要重视全局，要提高理论水平，要努力发现和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应当在“枝枝节节”的问题上流连忘返。

关于“历史教育的重大意义”，白先生现身说法地讲道：

我们历史工作者，是不是有很多人考虑历史教育的问题？我还不敢说。从我个人来讲，在历史系工作了好几十年，一直到最近两年才考虑教育问题。我过去对历史研究考虑得多，对历史教学考虑少了一些，对历史教育就没有考虑。我们历史研究的成果，历史教学的成果，对历史教育有影响，这是不错的。但是主观上自觉地考虑教育问题不够。这反映我们的学术工作，教学工作还是有学院式的味道，眼睛没有看见我们的工作对国家前途的关系，没有看见对于培养下一代人的重要意义。就这一点讲，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的。

他的这些话，是真正的出自肺腑之言。在20世纪最后的二十年中，白先生关于历史教育的文章、谈话有20篇之多，这在史学家中是少见的，可见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确已发展到很高的境界。他在1982年还出版了《历史教育和史学遗产》一书，在此书的题记中，白先生坦率地表明他对历史教育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他写道：

我从事教育工作已有四十四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还要多几年。这实际上，不管我持的立场和观点怎样，都做的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但长期以来，我只是简单地认为，这是传播历史知识的工作，是客观地研究历史问题的工作，没有自觉地把这个工作跟现实联系起来，没有认识到这是历史教育的工作。一直到最近几年才意识到历史教育的重要性，应该把史学工作跟教育工作联系起来。

作为一代著名史学家，白先生如此真诚地检讨自己，无情地“解剖”自己的思想，使我们这些做学生的着实感到惭愧和内疚，从而激发起我们在历史教育方面去做更多的工作的热情。时下，关于“历史”方面的“讲坛”在在多有，为历史结论“翻案”的“新论”层出不穷，这自然是打着“观众需要”的旗号，但这旗号的背面恐怕还是隐约地写着“媚俗”和“效益”的注释。面对这样的情况，有责任心的史学工作者，真的应当像白先生当年那样，严肃地思考历史教育问题，并把这个问题同自己的工作、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以此告慰九泉之下的白寿彝先生！

白先生的通识和器局，不仅在通史、民族史、史学史领域“自为经纬”，而且贯通于这几个领域之中：他主持的通史编纂，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民族史思想，而且体现出史学史中历史编纂的优良传统；他主持的民族史、史学史撰述，则蕴含着通史的背景和底蕴。不仅如此，他的通识和器局，还反映在他的教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之中，并在许多方面付诸实践，收获了丰硕的成果。

明清之际的黄宗羲这样说过：“大凡学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处，亦是学者之入门处。”又说：“学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读其书，亦犹张骞之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领也。”我跟随白先生学习、工作多年，时时也在思考先生治学之宗旨，为的是希望早些摸索到“入门”处。然思之愈久，则愈觉先生之高不可攀。现在有一点点体会，也只是心向往之而已。

那么，以我现在的认识，如何来概括先生的治学宗旨呢？我想借用章学诚评价郑樵的话来作这样的比喻，或许是比较恰当的。章学诚称赞郑樵“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白先生治史，倡导通识，在“承通史家风”方面，卓然名家。他在中国通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史学史方面的许多真知灼见及其相关著作，亦可谓　“自为经纬”之说。这可以说是白先生继承前人的地方。但白先生更有超过前人之处，亦如章学诚所言：“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意”，自应依据作者所处的时代予以探究。白先生治史所追求的“意”，是着眼全局，阐明规律，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法论，正是他能够继承前人而又超越前人的真谛。

这里，我又想起了唐人对史学家的要求，即“博闻强识，疏通知远”。对这两句话似可以作两种理解，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是“疏通知远”的基础，“疏通知远”是“博闻强识”的提升。还有一种理解是：“博闻强识”和“疏通知远”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是知识积累和器局熔炼相辅相成的关系。不论人们作怎样的理解，白先生在治史方面所具有的通识和器局，都可以看作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当代的“博闻强识，疏通知远”的史学大家。在我看来，长于通识，贵有器局，这就是白寿彝先生的治史特点和治学宗旨。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网络

排版：刘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