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丨施丁:《白寿彝先生引读〈史记〉》

文摘   2024-11-19 13:28   北京  

白寿彝


纪念白寿彝先生诞辰100周年


编者按:白寿彝先生为我国已故著名史学家。白先生毕生从事历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民族史等史学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白先生还是本刊的创办人,长期以来为刊物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值此白先生诞辰100周年之际,本刊特辟纪念专栏,刊载了施丁研究员、瞿林东教授、吴怀祺教授和陈其泰教授的四篇文章。施丁的文章谈了当年白先生引导其读《史记》时,提出要读进去、学其长、论其世、成一家之言的要求和希望;瞿林东的文章认为通识和器局是白先生的学术特点和学术宗旨,这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通史撰述、民族观与民族史研究、史学理论与史学史撰述中都有突出的反映;吴怀祺的文章从“为了推动历史的前进”、“要站在世界的前列,不能一般化”和“认真读书与学风培育”三个方面具体论述了白先生的史学发展观;陈其泰的文章认为白先生从历史编纂学在史学中的重要地位、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为学科建设提出了宏观构思,而其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所创立的“新综合体”则是其长期理论探索在史学实践中的成功运用。这四篇文章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白先生的学术思想与治史精神。


白寿彝先生引读《史记》


施   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


我于1962—64年间师从白寿彝先生学习中国史学史,着重阅读《史记》与《汉书》。当时白先生引导我与邹贤俊、杨燕起等君诵读《史记》,为研究中国史学史打基础,提出了读进去、学其长、论其世、成一家之言等要求。今将本人所受的教益、启发和体会略述之。


读进去


当时白先生曾与我们一一谈话,了解家世与学业情况。他觉得我们有点先天不足,读书不多、不深,比之老一辈学者差距很大,建议我们为了打好治中国史学史的基础,先以一二年时间熟读《史记》。他说:

你们读书,第一要端正态度,第二要学习正确的方法。

他要求熟读《史记》,“读进去”,对其中优秀的篇章应背诵几十篇。

当时“大跃进”年代。青年人多心浮气躁,往往是翻一翻,做做摘要,记记卡片,写些急就的文章。白先生与我第一次会面,就要求我们认真读书,力戒浮躁。他尖锐地批评当时的学风,说:“那种东翻翻西翻翻、东抄抄西抄抄的作风,那种东拼西凑写讲稿的作风,那种片面夸大抄卡片的作用的看法,尽管也许有不得已之处,究竟是浅见的,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如果存在的话,总是应该扭转的。”白先生这些话,如今也要借鉴。借鉴者当包括只敲电脑、挪用他人文章等人。

我们当时读《史记》的办法是,认真地一篇篇地诵读,约定个时间, 大家在一起谈读书心得。每次先由一个人谈读书心得,算是中心发言,别人可以提问,白先生参与其间,随时引导。记得有一次由我先谈读《淮阴侯列传》心得。我于事先作了一定的准备,对此传的事、文、义诸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白先生先是说:“解释一下‘且喜且怜之’,”我简要地作了字义上的解答。白先生说:“这不能光看字面,还要看字里,里面有很深的恩怨情结。一定要读进去才能深知。”他又问:“你对‘太史公曰’那段话怎么看?是批判?是同情?是轻描淡写?”我答:司马迁这段文字颇为费解。他对韩信的功劳是充分肯定的,但对其不得善终,既有同情心,又有指责其骄傲和妄动之意。白先生指出:这篇“太史公曰”很值得推敲和玩味,历来学者多所议论,意见不一,主要是因为司马迁由于时代条件,写得“很委婉,很含蓄”。他建议我们不必轻易地下结论,应多多思考。因此,我在事后再次读白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的第二部分,在这里面他详谈了读《淮阴侯列传》的心得,提出“它主要记了五件事情:二说、一禽、一斩、一烹”,并深入地作了分析。这是引人入胜的。

这时,我思索白先生读《史记》的门道,觉得其《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一文就含有很好的引导法。早在此时前,我曾读过此文,只是翻一翻而已,理解不深;现在结合读《史记》,具体分析,才觉得此文是白先生研读《史记》的一个结晶,也是引导青年学子读《史记》很好的参考文章。

我于1961—62年间,曾用一段时间翻阅《史记》与《通鉴》,还针对文史界有的学者所谓司马迁颂扬项羽是英雄,讽刺刘邦是无赖的观点(这几乎是当时普遍的看法),写了《司马迁笔下的项羽与刘邦》一文,用了两两对照的办法,举出10来个例证,提出司马迁写项羽与刘邦各有优劣长短,但总的看来,还是刘优于项,项短于刘。这是我细读《史记》的一点心得。此文在报刊发表后,我呈请白先生指教。白先生曾予首肯,并说可以修改一下重新发表,但他未提出修改意见,我也始终未曾修改,至今尚感到遗憾。

“读进”《史记》,我感到收益匪浅,举个小例子。我在读《樊郦滕灌列传》时,对下面一段文字颇有所思:

(灌婴)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

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

自汉初二千年来,人们谈楚汉战争后期的历史,只提固陵之战、垓下之战,历史学者、中国战争史专家的有关论文或煌煌巨著也是如此,而未及陈下之战。上引文字显然提到楚汉“陈下”之战,然后才有“垓下”之战。我依据于此,再细读《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等篇,发现很多汉初功臣侯者参加了陈下之战,并断定这是楚汉相争的一次大战,是其晚期的一次大决战。于是写成了《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回事》等文,提出己见,参与学术界的争鸣。

所谓“读进去”,我理解的是,读古人书,钻进象牙塔,理解古人的为人处世,弄清古人为文旨趣;然后才“跳出来”,登上象牙塔了望、观赏,这也是白先生教导的。也就是说读古人书,既要神会之,又要审视之。我们读白先生的《司马迁寓论断于序事》与《史记新论》等论著,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这一点。


学其长


刘知几讲史家三长才、学、识。章学诚提到史德。白先生以为才、学、识、德四者都有必要。他当时强调,读《史记》,可以从其中吸收营养。后来,他写成了《要认真读点书》一文,其中说:

这四者(按,指才、学、识、德),在今天看来,对于一个历史工作者都还是必要的。我想,识和德也可以合在一起,叫作器识,它包含见识、气度和抱负。这一条对于一个优秀的历史工作者来说,是更为重要的。我们应该认真读我国史学名著,如司马迁、班固、杜佑、司马光、郑樵、马端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顾祖禹等人的著作,既要注意从才、学方面吸收营养,也要从器识方面吸收营养。

这是要求我们认真读古人优秀的著作,从中吸收有益的营养,以增长从事史学的才能和器识。

我遵照白先生的这个教导,在读《史记》和了解研究《史记》状况之时,感觉到治文学史者多注意《史记》中之“情”,治哲学史者多注意《史记》中之“理”,而注意《史记》“器识”者尚不多见。

司马迁的才、学很高,而器识尤为杰出。他的“实录”特点得到历来学者充分的肯定和赞许,扬雄《法言》言之先,班固《司马迁传》论之后,于是两千年来学术界都称允之。他的史识,更为我们所重视,这里略述一二。

秦的统一,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但因秦朝末年暴政而被百姓推翻,于是汉初学者多指责而否定之;然而司马迁独具只眼,予以大书特书,写下了《秦始皇本纪》、《白起王翦列传》、《李斯列传》、《蒙恬列传》等等,一方面有所揭露和指责,另方面也予以相当的肯定,还在《六国年表序》写下这样的文字: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

这种肯定秦“成功大”,批判否定者犹“耳食”,在当时实在是振聋发聩。

司马迁不仅予秦以相当的肯定,对楚也给予一定的历史地位。他描写了项羽的英气武功,列入“本纪”,于指责其“自矜功伐”,至死不悟失败原因的同时,热情地表扬其历史功绩,曰:

夫秦失其政,陈涉首难,豪杰蜂起,相与并争,不可胜数。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这里不仅肯定了项羽反暴秦的历史功勋,还承认他曾称霸天下的历史地位。《史记》立《项羽本纪》的旨趣和意义在此。如今或称史曰“秦汉”,似乎其间不存在个“楚”,这不是历史主义。

至于司马迁对陈涉反秦的功绩曰“陈涉首难”,也是独具慧眼的,而他评论陈涉失败的两个原因,一是斩杀故人,于是“诸陈王故人皆自引去,由是无亲陈王者”;一是苛治群臣,“诸将以其故不亲附”,终于以失败告终,更是英明的史识,至今犹可引以为鉴。我们只要在读《史记》时注意一下刘邦如何团结丰沛故人,如何宽待群下,就可知刘邦取得反秦、反楚胜利的基本原因,从而也就可判断司马迁论陈涉失败原因确是高见。

《货殖列传》云:“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这段话常为近世一些学者称引,说它道出了贫富差距造成阶级分野及剥削压迫之“理”。确实如此。然而不仅如此,此篇论世异俗移,不以人的意旨为转移;论生产、消费、流通各个环节及相互关系,乃“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是颇有唯物辩证法味道的。

司马迁之识,特别表现于察见“权”、“势”、“利”深深影响于世道人心,在世态人情方面强烈地反映出来。《廉颇蔺相如列传》写了廉颇“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怨而逐客。其客是这么答话的:“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里司马迁写出“市道交”乃“固其理”,关键在于有否“势”。有权势,客来如蝇逐臭;失去权势,则客拂袖而去。司马迁直写而未置可否,然论断已寓于其中。《孟尝君列传》写孟尝君得失权势,诸客去去来来。他怨客反复,表示欲对复来之客“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对他说:“宝贵多士,贫贱寡友,事之固然也。”他劝告孟尝君,对诸客不必抱怨,“愿君遇客如故”。孟尝君采纳之。作者于此未曾评论,只是表明“富贵多士,贫贱寡友”是“固然”之事。《张耳陈余列传》写,张、陈二人始为刎颈之交,“及据国争权,卒相灭亡”。司马迁于此发论:这二人善始恶终,“何乡者相慕用之诚,后相倍之戾也,岂非以势利交哉?”这是断定张陈二人乃势利之交。

司马迁如此之识,由何而来?何以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感悟于社会阅历,触觉于个人遭遇,采之于世俗之见,诸方面的因素都有之。以《郑世家》“太史公曰”中所谓“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来看,那种“市道交”、“势利之交”的现象确实早就存在,并形成世俗之见。司马迁如实写来,感叹至深,使人更感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氛围浓重存在。

还要指出的是,司马迁在“权势”、“权利”问题上,有超过世俗之见者。他以为,权利可以移易是非,可以影响道德观念。《游侠列传》有云: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巳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丑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跖、暴戾,其徒颂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

意思是,有权利者,享有仁义道德,不论世间是非如何,庄子所言“窃钩者诛”云云,并非虚言。就在《游侠列传》里,他写了郭解为侠,人称其贤,天下“皆慕其声”,有儒生说“郭解专以奸犯公法,何谓贤!”结果被人杀了,还被割断了舌。这事本非郭解所为,他实无罪。而御史大夫公孙弘议曰:“解布衣为任侠行权,以睚眦杀人,解虽弗知,此罪甚于解杀之。当大逆无道。”这就是“巳飨其利者为有德”的表现,御史大夫说话就算数:这就是“侯之门仁义存”的逻辑,有权者就能定人之罪。于是郭解被族诛。不仅一人被杀,而且满门遭斩。

司马迁

司马迁还论及,权势的大小有无,直接影响汉初诸侯的兴衰浮沉。《五宗世家》“太史公曰”:

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

此文中的“夺之权”是关键。在汉初,诸侯王的权利很大,占据一方,权大气粗,俨然是土皇帝。汉平吴楚之乱以后,削弱了诸侯王的行政权,财权也打了折扣,于是他们贫困而灰溜溜的了。可见司马迁指出“权”的予夺是多么有识见。

读《史记》,可以悟到司马迁很多的器识表现。白先生要求“学其长”是很重要的。


论其世


知人论世,学界人所皆知。白先生对我们读《史记》也有这个要求。他很重视《汉书》里的这段文字:

汉兴,立都长安,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资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盖亦以强干弱支,非独为奉山园也,是故五方杂厝,风俗不纯。其世家,则好礼文,富人则商贾为利, 豪杰则游侠通奸。

白先生以为,“这说的是长安附近诸陵地区的情况,亦可理解为全国情况在诸陵地区是比较集中的反映。”显然,他是要求我们注意这个问题,注意司马迁与汉世的世家、富人、豪杰等的关系,注意《史记》对他们的态度。还很可能是,他提醒我们注意《史记》写汉世的深度,以及司马迁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一个角色。关于汉世豪族问题,白先生于上世纪80年代写了一篇专文《说豪族》;晚年还嘱我也写写这个问题。我曾应命写了《秦汉豪族》书稿,其中一部分已面世。

因为白先生重视汉世豪族,注意司马迁与豪族关系,故我在当时及后来的日子里读《史记》,思想上总是带着这个问题去读,去思考。我觉得,秦汉时代多数思想家、政治家,如晁错、董仲舒、汉武帝、孔光、王莽、王符、仲长统等,或站在皇朝立场,或本身是专制君主,或对豪族、富商兼并土地有所反感,往往主张对豪富加以抑制,甚至迫害和掠夺。唯有司马迁和桓宽采取实事求是态度,对于豪富经营致富予以肯定,对于他们被强权掠夺迫害寄予同情。在一定意义上看,《史记》和《盐铁论》可谓秦汉豪富的心声。

首先,《史记》重视和肯定农、牧、虞、工、商诸业是社会货物的生产经营交易者,对他们跻身于社会豪富阶层非常赞赏,为其树碑立传,专写了《货殖列传》。对于此传肯定经商和商人的写法和思想,古代学者多有非议,班氏父子曾讥司马迁“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只有少数学者独具只眼,如方苞肯定此传讥统治者“阴与民争利”。近世学者梁启超、胡适等曾专论“司马迁替商人辩护”,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应补充的是,《货殖列传》不仅写了商业、工矿业者,还写有农牧业主,“若至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此外,《廉颇蔺相如列传》写战国时代的赵括,《王翦列传》写秦的王翦,《萧相国世家》写汉初的萧何,《酷吏列传》写汉武时代的宁成,《魏其武安侯列传》写灌夫、田等等,都收买大片土地,有的是以权谋私,而成为豪族大户。

其次,《史记》批判官府与民争利而损害豪富,《平准书》、《酷吏列传》等等篇章如实地记载,入木三分地评论。《平准书》写了个卜式。此人是汉初新兴的豪富,对汉武帝大兴功利的一套政策若即若离,汉武帝对他时悦时恼。卜式当了御史大夫之后,对现行的官营盐铁、算缗等政策提出意见,碰了钉子,引起武帝不满,因而不久(元封元年)就由御史大夫贬为太子太傅,失去了重要的职位。而支持武帝大兴功利的桑弘羊平步青云,大出风头。卜式并不因失意而改变态度,于元封二年乘皇帝因旱情而令官吏求雨之机,更坦直地对武帝说:“县官当衣租食税而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贩物求利。亨(烹)弘羊,天乃雨。”卜式以为,官府靠征收租税以供开销就可以了,现在桑弘羊却要官吏控制市场,做买卖,牟大利,极不正常。只有杀了弘羊,老天才会下雨。他这是站在豪富立场表明态度,反对官府与民争利,反对官吏以权谋私。对于卜式这种态度,司马迁非常赞赏,认真记述之。《平准书》写了此事戛然而止,若以卜式之语作出小结。司马迁倾向豪富的立场昭然若揭。

再次,讽刺汉武帝利用酷吏摧残豪族。汉武帝时,酷吏著称于世。他们有打击豪强,镇压“盗贼”,惩治奸猾及政敌等多种社会职能,而以诛豪强最为突出。早在汉景帝世,酷吏郅都就诛灭“宗人三百余家,豪猾”的济南氏。到了汉武帝时,义纵在南阳案除“买陂田千余顷,假贫民,役使千余家”的新兴豪富宁成。王温舒在河内“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杀人掠财。张汤为御史大夫,为迎合武帝旨意“请造白金及五铢钱, 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锄豪强兼并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他是武帝与民争利、打击豪强的高参和助手。酷吏肆虐,官逼民反, 引起豪族反抗。当时“盗贼滋起”之中必有一部分豪强分子。

至于司马迁在《游侠列传》所称颂的游侠或豪侠,其中也必有一部分豪强分子。郭解被迁徙于茂陵,是因他与豪强声气相通,还得到豪富的支持。此传中提及的“代诸白”、“槐里赵王孙、长陵高公子”、“北道姚氏、西道诸杜”等等,也很可能是豪族或豪侠。

司马迁思想倾向于豪富、豪族,与其家世大有关系。他出生于汉左冯翊夏阳县(今陕西韩城市),“耕牧于河山之阳”,生在农牧之家。他的家世源远流长。据《太史公自序》所写,远的不说,自司马错为秦蜀郡守以来,几百年间,就有司马靳是参与过长平之战的秦将,司马昌为秦“主铁官”,司马无泽“为汉市长”,司马喜为“五大夫”,司马谈“为太史公”,司马迁是谈之子。这个家世比较显赫,可谓仕宦世家,当在豪族之列。加之家在韩原“耕牧”,即经营农业和畜牧业,可算是富户。司马谈“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大约在建元二、三年间由韩原迁徙到了茂陵。《太史公自序》“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索隐》引《博物志》曰:“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索隐》把这条材料张冠李戴了。此中的“太史令”是指司马谈,“三年”是指元封三年”。所以我们以为,司马迁倾向于汉世豪富的思想,与其家世不无关系。


成一家之言


白先生常提及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要求我们多加注意,好好理解。司马迁曾在《太史公自序》末曰:“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 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 俟后世圣人君子。”这里的“成一家之言”,显然是指《太史公书》(即《史记》)的旨趣和编著,他又在《报任安书》中云:“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几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人之变,成一家之言。”这里的“成一家之言”,也是在言其著“百三十篇”的《太史公书》的旨趣,又是在其言“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后发出的,是欲借史而发论,可见司马迁提出“成一家之言”的重要性。

对于“成一家之言”,历来学者多注意到,然少有作出恰当解释者。白先生虽早已注意及此,然不轻易发论。在他再三读《史记》之后,才于1963年夏一次专讲《史记》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成一家之言”在当时史学领域里是件新事。司马迁以前,历史学方面谈不到成“家”或成“派”。……《史记》作为一部历史书,在“成一家之言”方面是个创举。“言”者,议论也,即有意表达一个人的思想主张的意思。“成一家之言”既要继承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风气、传统,又要在史学领域中有所创造,敢于拿出自己的主张。当时,汉武帝尊崇儒术、罢黜百家,司马迁却要来个“成一家之言”,显然是对正统儒学表示的一种抗议。

这就把司马迁《史记》“成一家之言”的创新、思想和意义揭示了出来, 明确了原旨,令人耳目一新。同时,白先生还指出,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的几点表现:1.《史记》综合古今典籍及其他材料,创造出一部通史;2.综合古今学术,辨别源流得失;3.综合已有的史体,创立新的史书体裁;4.《史记》“继《春秋》,述往事,思来者”。并强调:“他把历史事实、自己的理解、评论三者很好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也是我们应当学习和继承的好传统。”

白先生对《史记》“成一家之言”已作了全新的系统的论述,但他意犹未尽,又于上世纪80年代写了《说‘成一家之言’》一文,对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进一步深入地表述。他说:“有的学者以创纪传体来称道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创纪传体可以说是‘成一家之言’的一端,似尚未能尽其意。”他明确地指出:

“成一家之言”,是在史学领域里第一次提出了“家”的概念。司马迁的工作,他自认为是继《春秋》以后的有关工作,是以史学成家的。

他举例说明,有据有论,令人信服。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自司马迁“成一家之言”以来,“在封建社会各个时期,历史家们以各种形式继承了司马迁的这个精神。在今天,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的要求应该跟司马迁有本质上的不同。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特别是中青年同志,也要有敢于‘成一家之言’的勇气。”这时我心中的白先生形象是:古稀之年正焕发学术青春,耄耋高寿越显示“成一家之言”的勇气。他那煌煌巨著——《中国通史》,正是在司马迁“成一家之言”精神的影响下,在新时代的感召下,带同史学界数百同志协作完成的。

《史记》写成了一部从远古传说时代到汉武帝时期的通史,包括了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妇女、少数民族和有关的外国。“从内容的丰富、包括时间的长远来看,《史记》确是一部前无古人的巨著,是后来史家的优秀楷模。”“司马迁集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于一身,也是后无来者的。”其人其书具有不朽的魅力,而且其魅力将会长存。我们应该读《史记》,有可能的话还要常读,相信会常读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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