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均之教固海基

琴江一隅，幸福院旁，被挤挤挨挨的楼房簇拥着，黄家第九代孙黄剑祥指着眼前那座小小的彩色雕花坊，告诉我这便是昔日三江口水师旗营的北门旧址，往左百米左右便是江。微风轻拂，透过几株嵌于楼宇墙根的老榕树，穿越了时光。消失的榕树林、八桨船坞、督捕厅和阅兵台，越来越浓郁的古村民居烟火味，是物换星移的标志。只是那从北门迁到抗法烈士陵园一侧西门的“海国屏藩”四个大字，犹如一枚朱砂印，将一个国家强大海防的梦想摁入了眉心。曾经的旌旗猎猎、缯船昂昂，曾经的刀光剑影、鼎折覆餗，都化作了追寻梦想的千里之路。一根针千条线，从这个曾经诞生过多个海军世家的初始地出发，我们抽取一根，条分缕析。

“厅堂顶梁上面是神龛，有三个格间，两小一大，左边是祖宗牌位，右边是菩萨塑像，中间那个大的是诰封盒，是装皇帝批复的。里面有四个杠，纸卷起来的轴。一个轴里面全是印章，一个是满文写的，还有一个是空白的。前面是灯，弧形的灯架，被两个弓着背的狮子支撑着。客厅里摆着四张桌，两张八仙桌，两张六仙桌，还有八张靠背的椅子。”89 岁的黄世光先生现在回想起自己小时候爬上房梁的亲眼所见，还有点神采飞扬，他用手比画着诰封盒的大小。那时的黄家大宅在琴江村孩童们眼里是个宫殿般的存在，“又大又深”，还有高悬的匾额。这座原本是水师旗营兵房的黄宅，在光绪年间得以扩建，黄家第四代黄恩浩和黄恩录兄弟俩的房子和花园沿着城墙从旗营的东门延展到了南门。现如今，黄家的主体建筑仍在，面积却大大缩小了。庭院里的老龙眼树仍然茂盛，枝头的果实过了季节也没有掉落下来。真是物是人非。

在福州三江口水师旗营里，黄家毫无疑问是望族，但相比于同为海军世家的贾家、许家等，黄家入营的时间要晚几十年。这个清政府沿中国海疆设立的第一批满族水师旗营正式设立于雍正七年（1729）。据《皇朝政典类纂》介绍，乾隆二十八年（1763），为平衡旗人人丁繁衍造成的营盘超编人口增加、供给紧张，朝廷下令“福州驻防水师营汉军，悉陆续出旗，分别改补绿旗营”，然后从北京调员充额。黄家入闽先祖黄中极由此从北京郑家庄调入三江口水师旗营，同样承担起“树威绝岛，柔远重洋，水疆永庆”的重责大任，从此开启了这个家族与中国海疆紧密相连的历史篇章。

入营的时间晚，但黄家的人才履历并不少。乾隆五十一年（1787）至五十四年（1790），黄中极赴台湾平叛，荣立一等功牌；嘉庆九年（1804），黄怀仁黑水洋围剿蔡牵，防堵“发乱”（太平军），诰封武翼都尉；1840年，鸦片战争，黄震鳞调任福州驻防军统领，驻扎闽安，因戒备森严，促使英军北犯，使闽省“免遭战火涂炭”，被《琴江志》誉为“海疆长城”；1884 年，甲申中法马江海战，黄恩录驻守长门后塘寨，主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见敌舰即尽力攻击”，获赏戴花翎并加协领衔；抗日战争爆发之后，留学在外的黄廷枢回国参战，出任长江布雷队队长……黄家男儿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缉盗征战、抗击外侮、保疆守土的功劳簿上，先后走出了四代六位旗营指挥官，从事与海洋相关事业的更延绵到了第九代。

自嘉庆二十一年（1816）允许外省驻防童生、秀才就地一体应试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停办科举止，近 90 年间，琴江黄家出过1 位进士、10 多位举人，有据可查的三四品官员有 12 位，其中有 5 位知府，同知、知州以下官员近 30 名，赏戴花翎、蓝翎及诰封者多人。伴随着世事变化和家族的开枝散叶，黄家一脉的声誉渐渐外扩，包括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协修、会典馆纂修等职的黄曾源和他的儿子们。著名的骈文大家黄孝纾（字公渚），著名诗人、赋学家黄孝平（字君坦），与黄公孟并称“江夏三黄”，他们都国学深厚，书画驰名。而大连海运学院教授兼外交部法律顾问、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黄廷枢更以他对中国海商法的卓越贡献而声名远播。

“人物一时重雁行，君家声誉旧无双。”张伯驹曾这样赠语黄孝纾。琴江黄家的声名由武而起，因文而重，家族的成长和重教兴学密不可分。

也许，清廷当初在东南沿海设置旗营的初衷，更多的是需要一支熟悉水务的八旗嫡系部队，作为巩固权力的基石。所以，水师旗营初建时对清文清语的重视远超于其他。为了掌握旗员清文清话的教习情况，朝廷特别派遣了清字外郎到公衙门视察督导。据《琴江续志》记载，“雍乾间，旗员引见不能奏对清语被革者不一而足。”当西方资本主义的齿轮加速运转，急切地向中国寻找输出口的时候，大清王朝还在着手解决内部交流沟通的问题，对世界风云变幻的脱敏失察，注定了大清水师与他国水兵的实力差距越拉越大。黄家前两代熟知清语，加上多位有兼办海关税务的履历，在对外打交道的过程中，更容易直接感受到来自西方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强劲经济推力。

清廷规定，入营的八旗子弟可作为后备军人补充兵额，除了走科举入仕道路解决生计问题之外，不得经商务农或从事其他技艺。随着人口逐年增加，编制却一直沿袭祖制定额。生存的需求和对时势的洞察，让黄家高度重视教育，族人不分男女、不论贫富都以读书为要。只是，旗营与外界物理间隔，更缺少接轨世界的机会。所谓家国一体、家国同构，大清王朝面临的困境与危机，三江口水师旗营也难以回避。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黄震鳞代理协领，与林则徐多有往来，他创设了琴江官学，“聘满汉教师，由官兵俸饷摊扣若干以供束脩，旗营子弟均可入校学习，使文风丕正”。黄家第四代的黄恩浩是三品文官，尤其重视兴建书院培养人才。据郑巧蓬先生从两岸故宫找到的档案资料显示，黄恩浩在临川县兴建兴鲁书院、修复临川书院，返营后，又把祖屋第三进改建成了书屋，他认为：“风俗关系到人心，而人心在于学校，古者国有学，党有庠，家有塾，所以维风俗，而正人心。”不过，那时的教育仍以传承古代国学经典为要，缺少了对现实与未来的观照。

1884 年，甲申中法马江海战，年逾 65 岁、因为“自小学习水务及骑射清语”“有将略”被慰留的佐领黄恩录以捷字营统带身份参战，目睹了战争惨烈的一面，更加意识到“落后就会挨打，发展才能强国”。让他倍感痛心的是，人们已经意识到旧式水师的八桨船、赶缯船难以抵御列强的铁船大炮，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握发待哺，列强的脚步却没有留给一个皇权治理下的国家更多的喘息时间。

推开昔日将军行辕的大门，里面已经恢复了原来的三进院落制式，静谧又安详。那株顺着院墙生长的“将军榕”，据说已有近 300 的树龄，一半在将军行辕，一半在佐领公馆，和那些铭刻在墙体上的历史影像一起，见证了水师旗营的水流云散，见证了三江口的风起潮涌。当辛亥革命卸去了军营的铠甲，这个院落便开始承担起了它的另一个职能。1917 年，福建省教育厅批准“将公衙门”（将军行辕）永远作为校址并设立“闽侯县第九区第一私立高等国民小学”，黄恩浩的后裔黄曾成出任校长。他明言，今后如果有地霸蒙混官厅，购为私有，“吾乡不论何人均可出而交涉”。尽管随着时局跌宕，学校时办时停，但琅琅读书声仍未绝于耳。那是鲜血与挫败激发的警醒。

当西方教会在炮山天主堂（后转址西门山）扬光小学开始招收旗营学生的时候，琴江洋屿的乡村士绅及大户人家也群策群力办起了琴江小学，成立了校董事会。除了常规的国文、算术、历史、地理、劳作、书画、体育等课程之外，还开设了英文、音乐课，组织孩子举行球赛，表演行动剧，游泳教学也出现了配上救生衣（泳褡）的专业教官。教学质量之高、理念之新闻名遐迩，甚至有“琴江师范”的美誉，多位黄家儿女曾担任该校校长。黄世光先生如此描述家庭对培养下一代的重视：“我们家屋顶的瓦片原先盖得很密，一片连一片，露三分盖七分，后来没有钱的时候，就把瓦片扒下来卖，变成露七分盖三分的‘反三七’，供孩子上学。”

雨散风流。经历过履新外迁、乱世流离、更换门庭、安置择栖等，现在依然居住在琴江的黄家后人已经很少了。更多的，像一粒粒种子播撒到了新的土地上，祖上曾经的过往已鲜为人知，但，崇尚“忠昭日月、驰骋疆海”的家传如深扎的根脉，清泉浇濯，便会开出绚丽的花朵。

老人名叫贾素芬，刚刚过完她的 106 岁生日。问起琴江的陈年往事，她总是淡淡地说：“年纪大了，记不得了。”可是，当我把一张青年才俊的旧照放到她面前时，她的一脸平静陡然起了波澜：“这个人我认得，他是我姐夫，黄廷枢。”问他是个怎样的人，老人清楚地回答了两次：“很爱国、很正直。”

在黄家，黄廷枢是个神奇的存在。他担任过国民党海军军官，与新四军有过合作；他公派留学英国、德国，因为抗战请缨回国；他积极参加组织长江布雷，却因为拒绝参加内战坐过国民党的监狱。开军舰和商船，他是名好手，当教授做学问，他是名好导师。身处历史转折的重要节点，历逆境而不折，无私奉献、执着无悔。从保卫海洋到开发、发展海洋，从航海报国到航海教育报国，海军世家的梦想在他身上得以起飞。

张永坚先生是黄廷枢先生招收的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海商法研究生。在他的眼里，黄先生就似他书房里“把酒时看剑，焚香夜读书”的配画诗，有剑一般的军人气质，有书一般的儒士风范。在当时，大连海事大学航海系驾驶专业有一门海事法律课始终没有开，黄廷枢认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肯定是不合格的。鉴于师资力量的缺乏，他自己主动接手，为航海专业的学生编写出了第一本《海法》教材。后来在给海商法研究生开课时，也没有教材，他便自己复印英国典籍；缺乏通用范例，需要苏联读本，他以七旬高龄自学俄语到可以通读。三年时间里，他雷打不动地坚持每周两个上午的师生讨论；他独自一人坐在只有一个考生的考场门口监考，不留一点自我放水的可能；面对已经通过审核的学位论文，他要求学生精简重抄。五六万字的论文七易其稿，手抄近 50 万字，帮助学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和父亲一样寡言少语的黄海，在黄廷枢七个子女中排行最小，也是唯一的男孩。他说，他其实是有点惧怕父亲，父亲对规矩的坚持近乎“古板”。记得，家中租房，他想在墙壁上钉个钉子，父亲予以严厉制止：“你没有权力在人家的房子里钉钉子。”父亲的眼里，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行为举止都要符合相应的规范，不能做不合乎道德法度、规则的事情。大姐黄授吾的大女儿外贸学校毕业之后，想让父亲帮忙在保险公司或外贸公司安排一份工作，那时父亲的学生正好都在相应的岗位上，在外人看来就是举手之劳。没有想到，大姐几次顶着烈日坐公交车辗转到父亲家，都被一句“免开尊口”给回绝了，还被斥责是“挖社会主义墙脚”。黄授吾被噎得一口水没喝，一路哭着回了家。

特殊年代里，黄廷枢因为曾经的经历受到过不公正的待遇，但他从未消沉。黄授吾大姐告诉我，在她父亲身处逆境的时间里，发生了一起希腊船只与中国船只在公海相撞的事件。希腊方态度强硬，坚持要中方赔偿，几乎演变成外交事件。她父亲在两名工作人员“陪护下”抵达现场，据理力争。之后，事件以希腊方做出赔偿道歉而告终。他认为：“对规则没有正确的理解，归根结底就是对合同没有正确的解释。”

一张张普通的信笺，笔老墨秀，是黄廷枢先生亲笔所书。学生毕业多年，联系依然密切。他以“您”相称，唤他们“同志”。那封写于 1990年 2 月 9 日的信，张永坚先生珍藏了 30 多年，里面记录着黄先生的深沉嘱托：“我国的航海先进桂冠早已落入别人之手，作为炎黄子孙，一定要争这口气把它再夺回来。无疑这个重任落在你们这一代人的身上，希望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祖国为社会多做贡献。”张永坚先生告诉我，黄先生的晚年仍在时刻关注着国家学术、法治、行业的发展，潜心图治，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

现如今，黄先生桃李满天，学生遍布海内外，他所从事的事业也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更新的发展。正如他所说的，海商法不过是国际法律体系中很小的组成部分，但正是那些越来越成熟的法律条文最终构成了国家与国家间的行为规则。那些基于务实、开放、包容而形成先进教育理念，以及经由这一理念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一个国家迈向海洋强国的重要基石。

长期负责琴江旅台同乡联谊会工作的黄中极第七代孙黄心书说，民智才能国强。三江口水师旗营中走出的海军世家后代，内心从未放下海洋强国的梦想。他知道，目前黄家的后代中有当海警的、有从事海商法研究的，还有的从事与教育相关的职业。仅黄廷枢一家三代就出了 8 位教师，黄家有据可查的教师已逾 20 人。

伫立抗法烈士陵园的长阶之上，青石劲柏，临江远眺，越过那些忙碌的机械长臂，随之浮现的是一幅山随礁岩起、江入大海流的壮阔长卷。不远处，一道由无数沙石构筑的防波长堤正在向远处平推，越来越坚实、越来越绵长，正在积蓄着力量和自信，去拥抱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