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神在福州

站在乌山邻霄台上下求索，你会发现，3000 年前中国人的原初信仰，从江山社稷到州县郡社，最后能把土地神力长久保存的，还是最普通的百姓人家。

蔡襄回福州担任一把手，第一次是在北宋庆历四年（1044）。小蔡当年三十出头，笔墨漂亮，交游广阔，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这位闽籍名臣一向故事多多，宋人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五就写了这么一个奇异故事。

蔡君谟作福守日，有一书生投诗来谒，云：

远入青青叠叠峰，峰前真宰读书宫。

半岩冷落高宗雨，一枕凄凉吉甫风。

烟锁豹眠闲雾露，井凋凤宿旧梧桐。

九龙山下英雄气，尽属君家世胄中。

这位书生不请而来，匆匆投诗探访蔡襄，却不留姓名就走，貌似有点无礼。

可是光看这首七律，中间二联对得工整，字里行间感慨沧桑，显是见过不少世面。结尾两句表达了对主人的欣赏友善，又似乎全无恶意。

他是谁？为什么不愿暴露自己的身份？

故事里说，蔡襄也和我们一样好奇，“君谟异之，寻令人伺其所归。”派去跟踪的人发现了什么秘密呢？

蔡襄收到的报告是：“至一山下忽不见，四顾无人，唯一社屋尔，意其社神也。”社神是什么神？

在商殷甲骨文里，社写作“土”；社神，就是土地神。

3000 年前的古文字，记录了中国人祖先最初的信仰：天，地。

天是无穷的宇宙，而脚下广袤的大地，是宇宙与人类生生不息的连接。敬天、拜地，乃是人与宇宙沟通的方式。在佛教东来、道教生长之前，天地，是我们祖先的原始信仰。

1950 年发掘的郑州商城遗址、1959 年发掘的江苏铜山丘湾遗址、2014 年发掘的陕西周原遗址，都有上古遗存的社祀建筑。

3000 年前中原祭祀的社神，是怎样穿越时空，来到东海之滨的福州？

也许，可以追溯到神话。

中国神话中最有神力的土地，是大禹治水传说用过的“息壤”，一块能自行生长的土地，帮助人类制止了洪水。《山海经》记载，“帝乃命禹率布土九州”——镇住洪水之后的大禹，按土地分布划定华夏九州的疆域，建立了第一个王朝。

社，因此成为立国的象征。

在上古夏商周三代，历朝上位的天子，都要建最高规格的社稷坛（太社），祭祀土地大神及附属的稷（农）神，以此表明自己拥有国土、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春秋战国时期，“社稷”一词指代的就是国家。

社稷信仰，即国家信仰。

3000 年朝代更迭，社稷坛成为国家政权演绎的重要舞台，直至清亡。现今北京天安门广场西北侧中山公园内，仍有清代遗存的社稷坛建筑群。它们和上述考古遗存，都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清代社稷坛的陈设随时可以参观：主坛上铺陈各地进贡的五色土：东为青土、西为白土、南为红土、北为黑土，中间则是黄土——意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坛中央原有一方形石柱，名“江山石”，意为“江山永固、社稷长存”。

而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社会”“社区”“社群”“公社”……这些活跃的语言，提醒我们，中国最古老的信仰，从未离开我们的生活。

宋人笔记里的社神故事，虽属虚构，细想却也有趣：社神可以直接出入福州地方政府机构，与福州政府最高长官有来有往。

福州的社神，是从几时起，得到官方认证呢？

在周礼中，社的规格，按照拥有的国土大小，分级祭祀。

《礼记》说“家主中霤而国主社”，最小的就是“中霤”，是有土地力量的家神，只管一处家宅。“中霤”这个词的本义，是各家屋顶正中用来透气透光的洞。人们把中霤的主位安放在洞下的位置，接受天上的雨露风霜，因而得到土地的保护和力量。

比家庭高一级的单位叫作“里”，一“里”的标准是 25 户，25 户人家集体立社，就叫里社；里社属于“民社”，祭祀社神的钱，大伙儿一起掏腰包出份子钱。

在周代，里之上为“州”，2500 户人家为一州。《周礼·地官·州长》规定州长的重要工作之一，是“以岁时祭祀州社”。到这个级别祭祀社神，就可以动用公款了。

州之上，就是诸侯国；诸侯之上，是掌有全部土地和人民的“天子”。社神的行政级别，也随之提升。

《礼记·祭法》记载：

1. 王为群姓立社，曰大（太）社。王自为立社，曰王社。

2. 诸侯为百姓立社，曰国社。诸侯自为立社，曰侯社。

3.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

——王（天子）拥有的土地最广大，可以举国之力，为社神筑造大型公共露天平台，用以祭祀和祈祷，即大（太）社。这就是“国主社”。

——诸侯分封最重要的仪式，是天子交付给诸侯一块白茅包裹的土，作为分封权力的象征。诸侯因此可以拥有国社与侯社，但规模只许是太社与王社的一半。

祭祀也讲等级：天子可以祭天地，诸侯只能祭山川，小民除了拜拜自家的中霤，最多只能去里社祭社神，不许僭越。

所以社神的主要行政等级就是：（天子）太社——（诸侯）国社——（州长）州社——（25户）里社——（小民）中霤。

至于大夫，他们不具有独立的政权，因此不能单独立社，只能“AA 制”，大伙儿凑置一社。通常来说，规模要比里社大。这大概是西周等级秩序的弹性处置。

到汉以后，郡县加入社祭的“行政圈”。之后每一个朝代，几乎都由礼部来多次拟定太社、州社、里社的祭祀法则。

在福州，行政级别最高的社稷坛，当然是州社。

社神在福州，早年的待遇不太好。

现存最早的方志、南宋淳熙《三山志》，在卷八“社稷坛”条下，记录了福州的社神传说：“古社稷坛，州南七里，并城以西地污湿。遇祭报，趣戒闽、侯官县吏办治。”

“古”字说得含糊，不知道具体年代，但因为下文提到唐朝后期，这个古字，也许是统指晚唐以前。

地点，大概在州城外西南方向。晚唐诗人杜荀鹤（约 846—约 904）《闽中秋思》写福州城“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图画不堪行”，说明福州城南依然“畔海”；诗人陈诩《登城楼作》写福州“沙墟阴欲暮”，沙墟是荒废的沙地——唐代海退未远，福州南郊尚未变成坚硬的陆地，因此“地污湿”，潮湿脏乱，社坛环境很差。

这时的长官，对社祭看来也不在意。福州天高皇帝远，每逢祭祀社神，州官自己不去，推给闽县和侯官县，县令也跟着偷懒，打发一两个办事员“赶紧去料理一下”。

其实大唐朝廷并非不重视社祭。唐高祖李渊，以鲜卑入主中原，却也奉社稷之祀为正统，立朝不久，便颁布《立社诏》，指出社祀的意义和功用：

厚地载物，社主其祭，嘉谷养民，稷惟元祀。列圣垂范，昔王通训，建邦正位，莫此为先。爰暨都邑，建于州里，率土之滨，咸极庄敬。所以劝农务本，修始报功，敦序教义，整齐风俗……（《全唐文》）

重视州社的长官叫杨发，这个名字出现时，已是晚唐。

“唐大中十年，观察使杨发始迁于其西，今南涧寺之东，为社稷及风雨师坛四。”

唐大中十年，即 856 年。杨发结束苏州刺史的任职，来担任福建观察使、福州刺史。社祀是头等重要的文化建设，杨发立刻抓紧推动这项工作。

那时候，李唐朝廷早已颁发过包含社祀内容的《大唐开元礼》，此次迁建社稷坛，依据的是天宝四载（745）和天宝五载（746）的相关补充诏令“风伯坛置社之东，雨师坛置社之西，各稍北三数十步，卑小于社坛”“遇祭雨师，宜以雷师同坛，共牲，别置祭器”。

也就是除了原有的社、稷两坛，东北面、西北面分别增设了规格较小的风伯坛和雨师坛，一共四个祭坛。社坛祭土地大神，稷坛祭农神，附祀风雨雷电，专门祭雨的时候，要连雷神一起拜拜。

社稷坛的地点，选在南涧寺之东。

南涧寺今已不存，但清人郭柏苍《乌石山志》中有南涧寺的下落：

1. 南涧报国寺，今称南涧寺，在山之东。

2.南涧寺，“自元以来，以寺旁之地祀疫神。”

3. 净光塔，俗呼石塔，在南涧寺东，五代晋天福六年（941），王延曦重建，名崇妙保圣坚牢塔。

我们再从中拎几个关键词出来查找：

“在山之东”——也就是现今的乌山东面。

“寺旁之地祀疫神”——这个线索比较明显，乌山上的高爷庙。高爷庙里陈列的清代香炉还有“南涧”的字样，也许是隔壁南涧寺搬过去的。

“净光塔”——也就是今天的乌塔呀。乌塔既然在南涧寺东，那么，杨发迁建的社稷坛，应该是和乌塔平行。

到此，我们基本上可以定位社稷坛了。来看《三山志》中对杨发版社稷坛的描述：

广狭高下有制度，斋庐皆具，周回三十有九丈七尺，缭以崇墉，为门东向，其外辟二室，南立双表。

看起来，是按官定标准建的社稷坛，周围有高达丈六的围墙，大门朝东，南面立着两个华表，还有斋祀的庐舍。一唐尺合今天的 0.247—0.313米，读者可以自行计算社稷坛的占地大小。

既成，命摄巡官濮阳㝉（zhù）为之《记》，以防改易。

看来，杨发对社稷坛工程还是比较满意的，完工以后还要求记录成文。这篇文章叫作《闽迁新社记》，是现在研究州县社稷制度一篇非常重要的史料。写成后，用隶书刻碑。这块碑，至少在《三山志》成书的时候还在。

按这篇文章记载，刚刚结束苏州刺史任职的杨发，巡查到福州社稷坛的荒凉情形，很不满意，说苏州的社稷坛做得好好的，怎么福州的社稷坛就不成样子呢？

一把手重视了，事情做起来就很快，工程从当年的六月出计划，十一月完工。全部费用不到十万钱，而且也没有向民间征发劳力、征收工程款。建筑风格“爽洁开拓”，四个社稷坛也做得工致。

值得注意的是，杨发版的社稷坛供奉的社主，仍为石质。而按《五经要义》所说，“社必树之以木”，社坛周围必须栽种社木，《周礼》说选社树的原则是“各以土地所生”，即能够体现地方特色的树木。杨发在福州，选的当然是福州特色的榕树，一共是 20 棵大榕树。

唐代的福州社神终于过上了好日子。

杨发版的福州社稷坛用了该有 50 年。因为李唐亡国，是在 907 年。《三山志》叙述：

伪闽时，以其地为佛祠，而迁坛于乌石山之阴。

也就是说，到五代闽国时期，福州社稷坛又迁建了一次，地址在乌山北面，具体不详。

来见蔡襄的，当然是北宋的福州社神。

如果以时代投射的角度来观察，宋人笔记中虚拟的这位社神形象，也正是后世人们对宋代福州的看法——一位骄傲潇洒、“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书生。因为那时的福州，早就是“路逢十客九青衿”“巷南巷北读书声”的斯文盛世了。

但是，书生诗句中那淡淡的沧桑又来自哪里？

我们在马端临《文献通考·郊社考》找到了答案：

真宗景德四年，户部员外郎、判太常礼院言：天下祭社稷、释奠，长吏多不亲行事，及阙三献之礼，甚非为民祈福、尊师设教之意。望令礼官申明旧典。诏付有司。

——礼部官员为州县社祭问题向皇帝告状。北宋景德四年，是 1007 年，当时社祭通用的制度，早已有宋太祖在位时诏定的《开宝通礼》。

可是礼部还是发现了：

很多州官在偷懒！（“长吏多不亲行事”）

为什么宋初和唐代的很多州官都逃避社祭呢？

说真的，社祭的事，挺累。虽说“春祈秋报”，一年州县基本社祭不过两次，但每次都很折腾。比如《大唐开元礼》规定，社祭“前三日，刺史（县则县令）散斋于别寝二日，致斋于厅事一日”。

祭祀前，州县长官就要斋戒。那三天必须沐浴更衣，不可以喝醉，不可以吃肉吃荤，不可以吊丧问病，不可以淫邪玩乐……要打坐静思，洁净身心，以便在祭祀时可以心灵通神。斋戒的生活那么无趣，以致唐朝刺史们纷纷偷懒。

而北宋的《开宝通礼》，本来大部分就是抄《大唐开元礼》，难怪宋代各地知州也要溜号。

那么，社神见完蔡襄会怎样？正史中未有蔡襄和社祭的记录，不过，北宋朝廷有关礼仪祭祀的讨论记录，好几次闪过福建人的身影，其中不乏蔡襄的朋友。

福建浦城人吴育，景祐四年（1037）向宋仁宗进言：“今礼院所藏礼文故事，未经刊修，而类例不一，请择儒臣与本院官，约古今制度，参定为一代之法。”是吴育要求再次开展礼院所藏礼文资料的编纂工作，这才有了庆历四年（1044）完成的《太常新礼》40 卷。吴育是礼部官员，后来当了参知政事（即宰相）。

比如《宋史》卷九十八 / 志第五十一：

熙宁十年……知谏院黄履言：“郊祀礼乐，未合古制，请命有司考正群祀。”诏履与礼官讲求以闻。

元丰元年，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枢密直学士陈襄等为详定官……

——熙宁十年（1077）提出问题的谏官黄履，是福建邵武人。

——元丰元年（1078）被派去拟定礼仪规范的陈襄，是福州学者天团“海滨四先生”成员，他是蔡襄的好朋友。

还有苏颂，闽南人，那位发明天文仪器水运仪象台、编写《本草图经》，后来做到宰相的大科学家，很少人知道在元丰年间，他也“知太常礼院”，曾经上疏奏请全面修礼。

制定法规是国家上层的事情，落实到地方，还靠州县长官。我们来看《三山志》中把社祭工作做得可圈可点的官员：

皇朝元祐六年，柯龙图述辟而新之，建斋厅。

这个事情，当事人柯述（1017—1111）自己有记录。

元祐六年（1091)，75岁高龄的泉州人柯述，花费了大半年时间，组织人力，因地制宜，按照古制，把社坛建在了乌山最高点的邻霄台。在邻霄台社坛东南边，柯述留下两块摩崖石碑：

或问社奚铭，予谓祭主敬，不敬如不祭。社稷岁再祭，所以为民祈报，而政莫先焉。予守兹土，视其坛地污且隘，不足以行礼，乃广而新之，坛壝器宇，靡不周备，敢不以告于后之人。于是勒铭于坛之东南、乌石山之顶，前为亭，约：“致养”，以其当州之坤也。

一句“为民祈报，政莫先焉”，让柯述感动了后世无数人。而另一段，就是他亲自撰文的《大宋福州社坛铭》：

后牧民，天乃食。维社稷，作稼穑。

风雨雷，赞生殖。协时日，祭有秩。

岁庚午，夏率职。即坤维，胝坛域。

地污隘，制匪式。爰广新，古是则。

辛未春，工告毕。斋有厅，器有室。

旸若雨，事咸饬。后之人，敬毋歝。

歝，读作 yì，意思是终止。柯述告诫“后之人”：你们对大地的尊敬啊，永远不要终止。

当柯述站在邻霄台社稷坛前，不知道会不会想到去世多年的蔡襄？应该会的。当他少年时，蔡襄欣赏过他的文章，青年时，蔡襄提拔过他。元祐五年（1090）闽江洪水，柯述回乡任职以便赈灾，那年不单是福州城，蔡襄的家乡兴化府也是“（台）风大作，海居之民飘荡万数”。而祭祀社神，其实就是和自然沟通协作，希望风雨顺时，万物有序，百姓平安。

政和元年（1111），乌山邻霄台上的风师坛迁移福州“西门外龙山寺之西”，雨师、雷师坛迁往福州“北门外法云寺之东”。《三山志》记载，“惟社稷坛仍旧。”

柯述建的这个社稷坛，使用了将近两个世纪。

明正德《福州府志》提供了宋以后的社稷坛地点：

社稷坛：在郡城北二里怀安县二都天王山下……元初，迁法海北。国朝洪武六年，知府杨士英移建今所……

那么社稷坛应该坐落在哪儿呢？

元代至今，法海寺还在，现今的门牌是“法海路 1 号”，法海寺北面，如今是安泰派出所。

明朝时福州州社迁建，是因为明太祖朱元璋一上位就颁发诏令：“府州县社稷，洪武元年颁坛制于天下郡邑，俱设于本城西北，右社左稷。”

所以，福州的社稷坛应当是奉命搬到福州城西北了。

清乾隆《福州府志》（徐景熹版）卷 14，“社稷坛”条下则提到清中前期社稷坛仍在“郡城北”，“乾隆五年，重修坛制，累石为之。”明清的社稷坛究竟在哪里？

我们扒出明人王应山《闽都记》卷 24记录：

义井，在社稷坛东。有石栏刻“义井”二字。

那么，找到义井，也就等于确定了明清社稷坛的大概方位。

在北二环外省直湖前小区靠天泉路一侧至五凤山一带，原有义井村与黄埔村。笔者分别走访询问过两村村民，不约而同的说法是：义井公交站前、天泉路的分路带上，有古榕树，旧为两村分界。榕树往北三环高架桥方向，约三四百米处，曾有义井。数年前为建高架桥，已填埋。

查看义井西边，正是福山郊野公园 7 号入口。明清时福州社稷坛，很大可能就在这一带了。

社稷的信仰，随着旧政权的湮灭，再无官祀。那么，社神最终会去向何方？

这个问题，800 年前就有人问过朱熹。在《朱子语类》卷 90，有人问“后土氏之祭”是什么来源，朱熹说，“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谓‘土地’者”。

——城市与村庄的角落中随处可见的小土地神、清明扫墓时常见刻着“后土”的旧石碑，都是民间对社稷文化的保存。社神，依然陪伴在普通人的身边。

笔者猜想，闽侯乡村至今仍有“做半旦”、全乡分享酒食的习俗，会不会就是 3000 年来“里社”遗存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