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元禅师东渡之旅

隐元，名隆琦，俗姓林，明神宗万历二十年（1592）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府福清县万安乡灵得里东林村（今福建省福清市上迳镇东林村）的一个林姓农家，在家中排行第三，名曾昺。万历四十八年（1620），林曾昺在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剃度出家，法号隐元，法名隆琦。隐元学习刻苦，精研佛教大乘经典《楞严经》和《涅槃经》，严持戒律，勤修禅定，有很深的造诣。同时由于他经常云游参访，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闻名遐迩，在佛教界声望日高。崇祯九年（1636），隐元禅师在鉴源、慧隐之后，继任黄檗山万福寺法座，成为临济宗三十二世。此后，他督理黄檗山万福寺前后两次达 17 年之久，门下之盛，当时无与伦比。他的名字，不但在国内盛传，而且也传到住在长崎的中国僧人中间，甚至他在中国开印的语录，也传到日本，被传诵。

明朝末年，在日本长崎有由中国僧人发起兴建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即所谓的“唐三寺”。当时，“唐三寺”之一兴福寺住持逸然长老久闻隐元的盛名，便想把他请到日本来弘传佛法。经日本德川幕府的许可，清顺治九年（1652）四月，逸然发出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的第一次信函，由当时来往于长崎、福建之间的“福州”号船主何素如居士亲自送至福清黄檗山。这时，隐元已年过花甲，便以年老、路远为由，婉言谢绝了邀请。他抄录了自己平时随手所作的诗偈、语录等交给何素如居士，请他带给逸然，表示谢意。可是，逸然长老看到诗偈后，求贤之心愈切，接二连三又派弟子古石、自恕等，带着邀请书和钱物，恳请隐元一定要赴日弘法，隐元深受感动。

在兴福寺逸然长老邀请隐元禅师赴日弘法之前一年，曾发生一件事，使隐元禅师的心境久久无法平静。那是清顺治八年（1651），长崎“唐三寺”之一的崇福寺邀请隐元的弟子也懒赴日。可是，也懒在赴日途中，船遇风浪，不幸溺死，未能实现愿望。消息传来，隐元悲痛万分。因此，到清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当隐元接到第四次恳切邀请时，便终于答应下来，在写给本师费隐的信中说道：“然日本所请，原为也懒弗果，有负其命，故再请于某，似乎子债父还也。”他要去传法，为弟子“还债”。

隐元不顾黄檗山万福寺僧众的一再挽留，将法席让给弟子慧门，毅然决定东渡。清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初，他从黄檗山出发，六月初到达厦门，六月二十一日率领弟子慧林一行，乘坐郑成功属下的船只从厦门扬帆出航日本，七月初抵日本长崎。

隐元禅师赴日的目的是弘扬佛法，可是，为什么会有人认为隐元赴日是为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向日本借兵的呢？这问题主要是由于郑成功“拨船护送”隐元赴日而产生的。

当时福建至日本长崎的海上交通线，主要由郑成功及其部属所控制，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搭乘郑成功的船只本身并不是件奇怪的事。而郑成功出于对声望很高的隐元禅师的敬重，让他搭乘自己属下的船只赴日，也并不是一件难以办到的事。

隐元禅师在厦门是不是接受了郑成功的秘密使命呢？根据隐元弟子独耀性日所编的隐元年谱记载，隐元在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初离开福清黄檗山万福寺后，五月二十日至泉州，六月初至中左（厦门），寓仙岩，“藩主送斋金为供”，而后“藩主备舟护送”。隐元的另一位弟子南源性派所编的年谱也记载说，“国姓公备斋金送仙岩”，而后“拨舟相送”。“藩主”“国姓公”均指郑成功。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厦门，郑成功是把隐元禅师当作德高望重的高僧而予以优厚礼遇的，并且从敬重佛教的角度出发，“送斋金为供”。

从史料中可知，隐元与郑成功并未直接见面，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秘密往来。隐元与郑成功的关系是高僧法师与佛教信仰者的关系。高僧法师要出国弘法，有能力的信仰者当然要尽自己的能力予以支持。

隐元赴日是否负有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还应该具体看看当时郑成功有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要和行动。

清顺治八年（1651），郑成功攻克福建漳浦，军势大振，敌军多来归附，正在担心器械未备、粮饷不足时，参谋冯澄世建议：“方今粮饷充足，铅铜广多，莫如日本，故日本每垂涎中国……且借彼地彼粮，以济吾国，然后下贩吕宋、暹罗、交趾等国，源源不绝，则粮饷足而进取易矣。成功是之。”郑成功采纳了冯澄世的建议，遣使通好日本，从日本获得物资，卖给吕宋、暹罗、交趾等国，通过海外贸易，补军饷和政费的不足。郑成功与日本的关系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的关系，丝毫没有提到借兵的事。而且从冯澄世的话中可知，他们对日本还是保持相当的警觉，认为日本仗着粮饷充足、铅铜广多，“每垂涎中国”，因此生戒备之心，而轻言向日本借兵，必无可能。

认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乞师”的根据主要有《华夷变态》中所录的“郑成功启日本文”，兹摘抄如下：

钦命总督南北直省水陆军兼理粮饷节制勋镇，踢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挂招讨大将军印总统使国姓成功顿首拜，启上，日本国上将军麾下。……文谐丹府，屡有表使至金台；释辅儒宗，再见元公参黄檗。虽共临乎复载，还独奠其山河。

成功生于日出，长而云从。一身系天下安危，百战占师中贞吉。……马嘶塞外，肃慎不数余凶；虏在目中，女真几无剩孽。缘征伐未息，致玉帛久疏。仰止高山，宛寿安之有望；溯回秋水，怅沧海之太长！敬勒尺函，稍伸丹悃，爰赍币篚，用缔缟交。旧好可敦，曾无赵居任于今复往，明兴伊迩，敢望僧桂悟如昔重来。文难悉情，言不尽意，伏祈监照。无任翘瞻，成功再拜。

综观整篇书信，郑成功致日本幕府的内容主要是为与日本敦睦旧好、加强联系。全信未见有任何“借兵”“乞师”的字句。至于信中提到的“元公参黄檗”，是指日本幕府元老参访隐元。隐元在日本传法影响不断扩大，郑成功因“拨船护送”隐元赴日，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通过这事来拉近与日本幕府的距离，也是书信中常用的一种联络感情的写法。而在日本，却有人对此信讹传附会，借题发挥，编出了郑成功此次遣使是向日本借兵的故事。

郑成功此信写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当时他正在厦门筑演武亭，选练兵将，广招贤才，准备大举北伐。郑军兵多将广，声势浩大，根本没有必要向日本借兵。他所以要写信给日本，一方面主要是出于叙叙旧情以交旧好的目的，另一方面也防止日本与清廷勾结，共同镇压反清复明的军事武装力量。

隐元在日本声名鹊起，信仰的人越来越多，福建黄檗山的住持及僧众发信恳求他早日归国，维持祖庭。如果说，隐元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使命，他完全可以以此为理由回国述命，向郑成功汇报在日本借兵活动的详细情况。然而，他没有回来。他在写信给故山僧俗的信中明确表达自己要开创新黄檗的坚定意志：

一言既许，千驷莫追，故知与日域法缘不苟，诚有定数存焉。今既承领开创新黄檗，衲侣莫不忻庆，王臣弥固金汤。俟开创后，有负命汉子，可托大事，再唱还乡曲，愈见好听。吾平生不愧初念，自有全始全终之事。

既然郑成功没有向日本借兵的需求，那么，所谓隐元赴日是负有为郑成功向日本借兵的特殊使命的说法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

清顺治十一年（1654）七月五日，经过十多天与惊涛骇浪搏击的艰苦航行，隐元一行终于到达长崎。隐元上岸时，受到以“唐三寺”僧众为首的各地僧众的热烈欢迎和顶礼膜拜。逸然长老邀请隐元在兴福寺讲法。七月十八日，是隐元开堂讲法的第一天，他讲演的题目是《生命之流——业与轮回》，听众之多，场面之盛，空前未有。

隐元在长崎住持兴福、崇福两禅寺，弘法一年多，留下了《住日本国西海道肥前州东明山兴福禅寺语录》《肥前州长崎圣寿山崇福禅寺语录》两大珍贵的语录，向广大中、日信众宣传自己的思想，影响不断扩大。

清顺治十二年（1655），隐元应日僧龙溪的邀请，到摄州普门寺（今大阪府高槻市富田丁）演讲，又引起很大的轰动，皈依他门下的僧徒日益增多。值得一提的是前京都所司代板仓重宗（1586—1656）。京都所司代是德川幕府时管理京都一带的最高行政官员，板仓重宗会见隐元，深为隐元的坦荡胸怀和渊博佛学所折服，决心尽力护法，便皈依三宝为佛弟子，隐元为之取名曰性空，字独真。板仓重宗的皈依，有利于黄檗宗在京都大阪这一日本的核心地带向民间的传播。

清顺治十五年（1658），隐元禅师率领弟子到京都，受到很高的礼遇。他为所到寺院僧侣写了大量赞偈法语，重刻了密云、费隐等禅师的《全录》，继续大力宣扬黄檗宗风，日本后水尾法皇、公卿以及很多贵族官僚，都皈依了隐元。

这年九月，隐元一行到达江户（今东京），晋谒将军德川家纲，接受大老酒井忠胜等的皈依。第二年，日本皇室决定在宇治的醍醐山麓赐地 1 万坪建寺供养隐元大师。

清顺治十八年（1661），在宇治的新寺建成。新寺的建筑完全仿照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为了不忘本源，隐元将新寺仍命名为“黄檗山万佛寺”，中国的黄檗禅宗正式在日本生根，隐元成为黄檗宗的宗祖。

清康熙三年（1664），隐元主持日本黄檗山万福寺三年之后，将法席让给弟子木庵，自己退居松隐堂，时年 73 岁。退隐后，隐元经常接见参谒者，接受其他寺院的邀请前往讲法，并大量著书立说，出版了《松隐集》《松隐二集》《松堂新集》《松堂续集》《松隐老人随录》等大量佛教禅学著作，宣传佛教、弘扬黄檗禅风。

日本为什么能容许隐元在日本传教？这与日本当时的国内情况关系密切。

明神宗万历三十一年（1603），德川家康被日本皇室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在江户（今东京）设立德川幕府，开启了日本德川幕府当政的时代，德川幕府成了日本实际的政权机构。到了隐元赴日时，正值第四代将军德川家纲当政。这时，日本幕府实行半个多世纪的统治，社会已趋于稳定，统治者的统治政策已由武功为主转向文治为主，开始重视文化建设。隐元等僧人代表的是新鲜的中国文化，而这与历来善于吸收中国文化的日本统治者对中国文化的兴趣一脉相承。同时，隐元的到来是与当时中日民间贸易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商人所进行的贸易，他们所带来的丝绸、陶瓷、书籍，极大地丰富了日本社会自上层贵族至下层平民百姓的兴趣和需要。因此，日本允许隐元传教，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上层支持。

隐元到日本后，与后水尾法皇关系密切。后水尾法皇在日本长庆十六年（1611）16 岁时即天皇位，宽永六年（1629）让位，庆安四年（1651）在京都相国寺剃发出家，故称法皇。后水尾法皇在日本皇室中有很高的地位和影响，对隐元尊皇的思想很欣赏，并支持和鼓励隐元在日本弘法。宽文六年（1666），法皇将珍藏的五颗佛牙舍利赐给黄檗山，还赐金建造舍利塔、赠镂金砚匣等。

清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二日，隐元逝世的前一天，后水尾法皇特赐隐元以“大光普照国师”的尊号，这成为以后日本皇室遵循执行的惯例。后来日本历代天皇相继追赠隐元“佛慈广鉴国师”“径山首出国师”“真空大师”等称号。

隐元所创立的黄檗禅宗，后来发展成为日本佛教的一大宗派。日本黄檗宗在最盛时有寺院1100 所，33 个塔头，僧俗信徒 2500 万人，约占全国人口的 1/5。日本黄檗山万福寺法席传至今天已经 58 代，隐元禅师开创之功不可没。

隐元上承临济宗法系，作为临济宗第三十二传，秉承临济宗刚健的气质和严密的风格，同时又强调要重视传承，严持戒律，注重僧众威仪。这在日本佛教界无疑是一股新风。

隐元主张在修禅的同时还应念佛。黄檗山万福寺众僧念经用汉音，举行法会演奏时用中国法器，完全依中国明代禅寺的规矩，显示了其庄严、隆重、清净的特色。这种中规中矩的念佛法，有利于在其信徒中克服戒律松弛的弊端，建立佛法的权威。

隐元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和兼收并蓄也是黄檗宗能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原因。他强调：“知儒方可入佛，入佛而后通儒。”隐元对孔子是很尊崇的，他在对孔子的题赞中写道：“天地既分，三才已判。空空如也，吾道以贯。博约卷收，文章显焕。一声木铎响中华，堪作千秋之模范。”认为孔子是“千秋之模范”。

隐元重视父母的养育之恩，他在《中元叹》诗中写道：“摇落空林皈无根，忽闻特地怀深恩。江山有限情无限，草木虽存谊亦存。莫报劬劳空自叹，号天罔极向谁言。聊宣半偈含悲怆，字字淋漓带血痕。”表达了对父母的深切怀念之情。中元节在每年农历七月十五，佛教要举行盂兰盆会，出家僧人会举行系列的法事仪式，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这与中国崇尚孝道的伦理传统相符。

隐元禅师赴日，创立黄檗宗，对日本德州幕府时代的宗教产生了重大影响，国民精神为之一新。隐元师徒的传法和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对日本的建筑、雕塑、印刷、医学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也产生很大影响。

在建筑方面，隐元以明朝的寺院样式建造日本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由总门经山门至天王殿、大雄宝殿，浑然一体，既雄伟壮观又典雅清丽，在日本的寺院建筑中独树一帜，并影响了日本其他寺院的建筑。隐元弟子木庵住持万福寺期间，在江户建瑞圣寺。随同隐元以及在隐元前后前往日本从事建筑寺庙的工匠将中国的建筑技术乃至建筑材料、建筑构件带往日本，促进了日本建筑事业的发展和繁荣。

在雕塑方面，宇治黄檗寺以及黄檗宗各寺安置的佛像，多出自中国雕工之手。这些雕工又称唐风佛工，所雕佛像工法娴熟，仪容端正，栩栩如生。著名的有方三官、林高龙、吴真君和范道。范道生最为杰出，福建泉州人，造出的大士及十八罗汉祖师伽蓝的佛像奇拔豪快，雄浑生动，令众人叹为观止。

在印刷事业方面，隐元法孙铁眼道光（1630—1682）刊印出以明万历版《大藏经》为底本的日本第一部大藏经，称《黄檗版大藏经》或《铁眼版大藏经》，收佛经 1161 部 7334 卷。版本今仍存万福寺。黄檗版大藏经收集佛经丰富，在日本大藏经编纂史上有重要地位。黄檗山还重视佛教的大众宣传，黄檗各寺印有“观音图”“阿弥陀像”“十罗刹”“不动明王”“五百罗汉”等各种佛像的印刷品，印刷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佛教的传播。

在医学方面，隐元的弟子独立，原是个学者，以 58 岁高龄来到日本拜隐元为师，对诗文、翰墨、篆刻、医道无一不通，尤其是医术最为精通。他将自己的医术传给池田正直、高天漪、北山道长等人。池田正直是其在医学方面的第一高足，所传有生理、病理图 7 种，医书 6 部 9 卷，其中以解说《痘科键》最为有名，池田氏因而名声远播。宽政年间（1789—1800）幕府医官始设痘科，由正直之孙瑞仙担任此职。除独立外，化外、心越、澄一等僧人也都通晓医术，并把医术传给后人。

隐元东渡日本，还带去了很多植物新品种，今传有“隐元豆”“隐元莲”“隐元菜”“隐元豇豆”等。黄檗禅僧日常所吃的“唐式点心”“胡麻豆腐”“隐元豆腐”“黄檗馒头”等也传入日本，为日本人士所习用。按照中国方式，主客围桌共同饮食的“净素持斋”（日语称“普茶料理”）也对日本的烹调法和会餐方式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隐元禅师东渡日本是明末清初中日民间交流的一部分，进一步促进和扩大了明末清初中日民间交流，隐元禅师的业绩，功在当时，利在千秋，与天地共久长。正如他在 80 岁自题中所云：

单提楖栗上扶桑，惹得满头尽雪霜。

两眼圆明净法界，半身独露愈风光。

阐扬先圣拈花旨，点醒后昆大梦场。

永挂松堂伴梅竹，从教地久与天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