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第一时间拜读了寒山所著《循吏李拔》，一口气读完之后，掩卷而思，不禁荡气回肠！我曾在地方志部门工作十余年，对《福宁府志》总纂李拔，自然不陌生，可对其生平事迹却很少了解。虽与该书作者寒山（陈启西）文友十几年交情，也十方清楚其文笔，著有散文集《故旧是佳湾》，参与或负责编辑《闽东历史清廉人物》《滴水清风》《闽东好家风》等书籍。却没想到他竟以一己之力独自完成25余万字的人物传记，实属不易！
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是纪实性，必须遵循忠实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传记是写已故的历史人物，人是有思想、有情感、充满灵性的活体，如何通过对已死的历史材料的搜集、选择、剪辑、重组而再现一位活生生的历史人物，这不仅取决于作者驾驭文字的技术水平，还需要有高维的思想水平。为了让历史人物“活起来”，必然要注入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爱憎取舍，却又不能任意虚构、有意抬高、过于美誉，或故意掩盖自己所不喜欢的情节。首先在材料占有上，要求内容丰富、有思想性、真实无妄。而若写一部具有“正风”意义的传记，如《史记》列传人物，更是要求作者具备相应的“文德”与“史德”。
古先贤说“文以载道”，文章书籍，是承担传承大道的使命。优秀的文章书籍所以能留传久远，盖以其能承载“大道”作用之故。要达到这个境界，著书为文者务先要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德”为宗，中国古典史学的终结者、方志学奠基人章学诚，对“史德”与“文德”有专门论述。什么是文德？他说：“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著文者要具备“才、学、识”三长，识者生于心，才者出于气。然“心虚难恃，气浮易弛”，因此要以“主敬”摄心养气，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就是说，对文章要有敬畏之心，不可随性任意而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不可不畏！
什么是史德？他说：“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著书者的心术要受“气”与“情”的影响，“夫文非气不立，文非情不深”。人常说“有感而发”，这是“气”的感应，又说“文采斐然”，而“文采”又受“情”支配。这个“气”与“情”是流动不拘的，把握不好，容易出现“气胜而情偏”，而“情偏”的结果则“毗于阴矣”。这是说，阴气乘血气而入于心知，在其中默运潜移，发为文辞，其文“似公而实逞于私，似天而实蔽于人，至于害义而违道。”对此，作者本人却不自知。所以，章学诚提醒说：“心术不可不慎”。而另有才艺之士，往往“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虽然“史之赖于文”，文不能无“采”，但注重“文采”又难免不入“邪色”，邪色则“害道”。因此，他指出文史著作者，务要炼气修情，做到“气贵于平，情贵于正”。
寒山以其扎实的文学功底，严谨、平正的写作态度，叙写出了一个有血有肉十分鲜活的循吏形象，真实、全面、立体再现了260多年前一代循吏近乎传奇的政治生涯。此作者聚十余年蕴集之勃发也！其间搜集史料之艰辛，撰写过程所费之心力，此心路历程唯作者自知矣！而且据说这是第一部李拔传记，李拔该是未曾料到，其人生传记竟在260年后得到如此挖掘与弘扬，此殊甚之缘，真不可思议！
通过此书，我们感受李拔的才干与人格魅力：他虽然早慧，出道却不算早，自38岁中进士始任县令到62岁去世24年间，除3年在家丁忧，实际从政21年，却历任三地知县、二地同知、七地知府、最高职务为道员，足迹遍及湖北、福建、湖南、京城四省13地，在古代交通不便条件下，除去赴任途中所耗，平均在一地时间仅一年余，可每到一地，均满载声誉，长阳、汉阳、福宁、衡州等六地绅民自发为其立《去思碑》，献德政诗，五次谒见乾隆帝。一位天纵才情的能吏、廉吏形象跃然纸上：其每次履新，他总先扎根一线，察访民情，引种桑棉，发展经济；他重视社会治理，移风易俗，纾解民困；他善于断案，有“李青天”之美誉；他崇儒重教，遍访书院，延师普课，增修学舍，育才兴学，开启民智；他重视生态，修堤筑坝，广种树木，最后治理三峡，大功告成；他擅长修方志，先后编修《键为县志》《长阳县志》《福宁府志》《福州府志·艺文志补》《衡州府志·艺文志补》，著述传道，振兴文风；他才气绝伦，善诗赋工书法，公务之余，寄情山水，吟诗作赋，美文数百篇，题刻满山石，其字笔力遒劲，雄浑大气，蔚为壮观，堪称一绝。
通过此书，我们更是了解李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封建时代地方官吏之杰出代表，他一生淡泊名利，高风亮节，守正无私，勤于思考，勇于任事，担当尽责，曾以榕树能遮日荫人，类比为官者当克己奉公、实干笃行，亦在一邑荫一邑，在一方佑一方，故以“循吏”之誉载入《霞浦县志》，习近平总书记曾三次赞其为政之德。可谓广布善政，名垂千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