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情断《公言报》

1916 年 8 月末的一个夜晚，北京城里飞鸟早已归巢，偶尔有看家狗懒懒地叫唤两声，犹似打更人在报告：平安无事啦！

这时唯有宣武门内安福胡同梁府内外仍然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原来是安福俱乐部在排戏。布景华美的戏台上，扮演红脸关公的正是当下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的心腹爱将——陆军次长徐树铮。

戏台下的观众多身着皖系军服，也有穿着绸缎长衫的。其中有两位穿着布衣长衫的中年人显得特别突出，感觉他们就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有人认出了这两位布衣，一位年长者正是名噪京城的翻译家林纾（林琴南）；另一位是刚刚辞职的前国会议员林万里（林白水）。两位都是福州人，他们应徐树铮的邀请来到梁园，旨在一起商量，想要在京城办一份以政论时事为主要内容的白话文报纸。

林纾出生于 1852 年，福建闽县（今福州）人，原名林群玉，字琴南，号畏庐。林纾的古文功底深厚，性格开朗，对自己的文字功力非常自信，曾经在朋友圈里自夸：“我的一支笔，放在福州南门城墙，没有人能扛得起！”然而，让林纾真正扬名四海的却是他翻译了多部的外国小说。

林纾是一朵翻译界的奇葩！他不懂外语，由懂外语的人士口述原著故事，自己边听边记，运用优美的文言词句迅速翻译成篇。这种独特的“林译小说”的翻译方式，也是他不拘小节、自信豁达性格的完美体现。

“林译小说”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品是 1899年与王寿昌合作翻译的法国作家小仲马的小说《茶花女》。

1897 年夏，林纾的结发之妻刘琼姿不幸病逝，林纾终日郁郁寡欢。在马尾船政任职的好友魏瀚邀请林纾到马尾同住，以帮助其缓解丧妻的哀痛。其时，王寿昌刚从法国留学归来，也在马尾船政任职。听了王寿昌讲述茶花女的故事，林纾深受感动。遂由王寿昌口述，林纾笔录，翻译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 2 月，该书在福州印行。此译本不仅文辞优美、生动传神，而且译者兴之所至还不时穿插一段抒情议论。其开放的思想观念以及文言文的学养功力在译文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此书一出，立刻风行大江南北，各家书社争相再版，被称之为“外国的《红楼梦》”。著名翻译家严复赞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

这巨大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林纾译书的热情，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很快就成了“译界之王”。据统计：林纾自 46 岁初涉翻译至 70 岁辍笔，在前后 24 年中，与王寿昌、魏易、严培南等十多名口译者合作，先后翻译小说 181 种，涉及11 个国家 107 位作家。林译小说成为中国系统地翻译外国文学名著之开端。

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皖系的著名将领，段祺瑞的得力干将。

徐树铮在北洋政府中是个传奇人物，出生于1880 年，7 岁能诗，13 岁中秀才，有神童之誉。1901 年徐树铮弃文从武，投奔段祺瑞。1905 年被保送至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学习，1910 年学成归国。民国之后，徐树铮被重用，1914 年任陆军部次长，年仅 34 岁，为次长中最年轻者。

1915 年袁世凯称帝，徐树铮曾力劝段祺瑞与袁世凯划清界限，后因冒死进谏而被袁世凯罢免官职。1916 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院总理，徐树铮复任陆军次长兼国务院秘书长。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中，徐树铮站队段祺瑞。在后来冯国璋与段祺瑞之间的第二次“府院之争”中，徐树铮借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名，向日本筹借巨款编“参战军”；同时组织“安福俱乐部”，控制国会选举，在军事和政治上有力地支持了段祺瑞政府。1919 年，徐树铮因率兵收复蒙古而声名远扬、青史留名。

徐树铮是一员儒将，精书法、擅诗文、爱昆曲。他能自编曲谱，与名角配戏同台演出，其水平达到了专业程度。他擅长花脸，尤其爱唱关公戏《单刀会》，一张口便声如洪钟。张謇曾赠诗云：“将军高唱‘大江东’，势与梅郎角两雄。”1925年5月，徐树铮以专使身份访英，应邀在英国皇家学院演讲，题目竟然是《中国古今音乐沿革》，这让喜好古典的英国绅士淑女大为惊叹，对中国军人刮目相看。

徐树铮诗词造诣极高，当时就很受推崇。1925 年 3 月孙中山去世，徐树铮的挽联高度概括了孙中山一生的主要历史功绩。有记者撰文说：“中山先生之丧，全民哀悼，举国偃旗，挽词之多，莫可纪极，而当时竟共推徐氏此联为第一。”

徐树铮自视甚高，北洋军人中除了段祺瑞，无人能够入其眼。公余所交往者，唯光绪朝状元张謇、小说家林纾等四五人，均为当时的饱学宿儒。徐树铮对林纾的古文极为欣赏，因仰慕林纾的才学，自称林纾门生，对林纾执师礼待之。

林纾于 1906 年起受聘于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任教，同时那几年他的翻译小说非常畅销，收入颇丰。他将大部分稿酬都用来资助家境贫寒的学生到国外深造。而当他于 1913 年辞去北大教席之后，经济情况则大不如前。那些曾受到他接济的学生，此时多已在社会上崭露头角。为了帮助恩师，且便于林纾接受，他们共同捐资成立了一个支持林纾翻译工作的基金会，钱款的开支由林纾自行掌握。徐树铮除了往基金会捐资，还专门于 1914 年创建了一所专事教授和学习传统古文的“正志中学”，自任校长，礼聘林纾为总教习。正志中学即为今天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

由于徐树铮与林纾的这层师生关系，所以，1916 年 8 月的那天晚上，徐树铮非常爽快地答应林纾，由他负责出全资，让林白水全权自主负责主办《公言报》。1916 年 9 月初，《公言报》创刊，并迅速成为北平最重要的报刊之一。林白水也因为主办《公言报》，在北京声名鹊起。

林白水其实也不是林纾的门生，而是林纾同年好友高凤岐的学生。而林纾与林白水的关系溯源更早，比与徐树铮的关系要密切得多。

1883 年，31 岁的林纾考中举人。同年中举的好友除了高凤岐，还有严复和陈衍。他们四人志同道合，一起结伴读书，一同进京赶考，一起落榜还乡，虽然都一样屡考不中，却也屡败屡战，毫不气馁。

高凤岐 1858 年出生，24 岁中举。因为家贫，上有二老需要供奉，下有两位弟弟需要教养，就在福州北门九彩园的住家处开办“铸龙堂”学馆，一边读书授徒，一边备考。1890 年春天，林白水与黄翼云、黄展云兄弟一起拜高凤岐为师，住到铸龙堂学习。一起学习的还有高凤岐的两个弟弟：高尔谦和高凤谦（高梦旦）。

林白水出生于 1874 年，与林纾结缘于高先生的铸龙堂（今福州钱塘小学南区）。当时四位好友之中的严复远在天津，林纾与陈衍在福州。林、高、陈三人之间来往尤为密切。高先生的朋友来了，林白水总是站在老师身后垂手恭听，为客人端茶添水，耳濡目染，受到很多熏陶。

林纾比高凤岐年长 6 岁，他的古典散文在晚清文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陈衍比高凤岐年长 2岁，他的诗词更是独树一帜，是文学史上称“同光体”诗词的闽派代表人物。高凤岐的诗词书法和道德文章都极好，篆刻功底深厚，尤其擅长秦篆、魏碑，在福州名气很大。林纾的墓碑就是高凤岐撰写的。

林纾等四位同年好友既是当年福州名士，又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名人。他们志趣相投，不仅好书法，擅诗词，而且都有着变法维新的新思想，有着“开民智，图国强”，建功立业的远大抱负。他们常常书信往来，互相索词寻章，诗词唱和，对林白水、黄翼云、黄展云、高梦旦等后生都有非常长远的影响。而林白水则是林纾特别看好和特别喜爱的一个。

1892 年春闱，黄翼云、黄展云初次应考就中了秀才。而高凤岐特别看中的高徒林白水却不愿去参加考试。林纾私下里劝慰高凤岐说，人各有志，不要勉强，年轻人有自己的想法，是很好的事情。林纾性格洒脱开朗，林白水与他非常亲近，结缘几十年，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交”。

1893 年秋，高先生推荐林白水前往杭州林伯颖府上任塾师（做家庭教师）。这是林白水第一次离开家乡。农历十一月初五，林白水将登船北上。高凤岐、林纾、高而谦、高凤谦、黄翼云、黄展云 6 人，来到西郊洪山桥码头为林白水饯行。林纾与高而谦、黄展云合作，就眼前江鸥岸树作画题诗。高而谦、黄展云联句作五律一首，林纾执笔作画，勾勒点染，泼墨挥洒，誊抄五律诗毕，由三人共同题名完成《江庵饯别图》。这一天令林白水终生难忘，这幅画被林白水保留终身。

1901 年 6 月 20 日，由朋友出资，林白水主办的《杭州白话报》创刊。这是林白水第一次涉足报刊事业。在当时文言文报刊一统天下的情况之下，林白水用白话在报上宣扬新政，提倡社会变革，倡导破除陋习，宣传禁烟、反对妇女缠足，在杭州及周边地区引起极大的轰动。报纸从最初的月刊改成旬刊，发行量也从 2000 份增到3000 份，直至 5000 份。

林纾得知林白水办报一炮走红，为宣传新政革除时弊作了有益尝试，特地从北京来信对林白水大加鼓励。这时的林纾已然放弃科举入仕的念头，专心致力于教书和译著工作。

林纾还专为《杭州白话报》写作数篇《白话道情》，表示对林白水办报的支持。林白水将《白话道情》陆续登在报上，为报纸增色不少，极受大众欢迎。

林纾思想开放，倡导维新，以古文名世，但世人鲜知其白话诗文也独树一帜。其实早在 1897年，林纾就曾用白话写作《闽中新乐府》，由好友魏瀚出资刊行，作为福州地区书塾的童蒙教材。《闽中新乐府》共29 题 32 首，其中大都切中时弊，立意在于促进改良和维新。30 多年之后，著名学者胡适偶然见到《闽中新乐府》大为兴奋，确认该书是晚清至近代中国最早的白话诗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林纾的《闽中新乐府》题材广泛，其中有敦促国人认清当前中外形势的《渴睡汉》、有检讨童蒙教育的《村先生》、有提倡女子教育的《兴女学》、有反对缠足的《小脚妇》、有讽刺科举取士的《破蓝衫》、有感叹鸦片之祸的《生髑髅》等内容。林白水和黄展云等人于戊戌年在福州创办“蒙学堂”，其校名就取自林纾的思想“兴蒙学”。

《杭州白话报》在改良社会风气方面所攫取的话题，也有不少生发于林纾的《闽中新乐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杭州白话报》反对妇女缠足的宣传，促使全国第一个“妇女放足会”在杭州成立，直接推动了中国民间“放足”风气的兴起。

1916 年 8 月末的那个晚上，关于创办《公言报》一事顺利敲定，作为介绍人的林纾非常高兴。

1916 年 9 月《公言报》创刊。这份报纸既有北洋军政府“安福系”的背景，又有林白水如椽之笔，二者结合，使得《公言报》无论在采编新闻通讯还是撰写时局评论方面都极富特色。

林白水从创办《公言报》开始使用“白水”这个笔名来撰写时评文章。“白水”对时局非常敏感，把握有度，文笔犀利，文风亦庄亦谐，令人读之常常忍俊不禁，印象深刻，很快就“名噪京城”。

《公言报》在正面报道段祺瑞政府的同时，还发表了许多针砭时局的评论以及揭露贪官内幕的文章，社会反响很大。

林白水批评时政毫无顾忌，与安福系的裂痕不断加大。他甚至在报上登载了攻击“安福系”的对联“有吏皆安福，无官不福安”，引起徐树铮极大的不满，林纾夹在中间，两边斡旋，十分为难。

1918 年桂、滇各系军阀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孙中山被迫去职。南北军阀对峙局面形成。1919 年 2 月 22 日，“南北议和”会议在上海开幕。林白水于会议开幕当天即创办了《平和日刊》，旨在沟通各方信息，促成南北和平，保持国家统一。谁料“南北议和”谈了两个多月，最终宣告破裂，《平和日刊》于 5 月 13 日停刊。林白水从上海返回京城，拟继续接办《公言报》。然而，就在“南北议和”会议期间，发生了林纾在《公言报》上与蔡元培公开论战的事件。这次事件，导致林白水最后下决心离开了《公言报》。

1917 年，陈独秀与胡适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拉开了新文学革命运动的序幕。林纾对他们提出“覆孔孟、铲伦常”“尽废古书”的极端主张深为不满。林纾虽然早先是个积极的维新派，而且早在十多年前就身体力行，撰写过不少白话诗文，但此时，面对波涛汹涌的新文化运动，他与严复等人预感到汉民族传承数千年的文化将遭到灭顶之灾，深感痛心疾首，于是愤而作《论古文之不当废》一文，与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公开分庭抗礼。随后，他又在上海《新申报》、北京《公言报》上撰文，对新文学领袖人物和白话文大加攻伐。林纾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维护，被打上“安福系”反动背景的标签。文化的命题变成了“革命还是复辟”的政治命题。林纾也因此遭到新文化运动的全面围剿。在这场论争中他“寡不敌众”，转而求助于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9 年 3 月 18 日，林纾在《公言报》上发表致蔡元培的公开信《答大学堂校长蔡鹤卿太史书》，称：“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希望蔡元培身为北大校长，能够约束下属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教授钱玄同、刘半农等激进人物，“为士林表率，须圆通广大，据中而立”，使教育不要颠覆传统文化。林纾本意在求助蔡元培，但在措辞上过于激烈，有攻击蔡元培之嫌。蔡元培在《新青年》上作了回应，重申坚持他“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

林纾在《公言报》上与蔡元培论战一事其实与林白水并没有太大关系。但是，林白水觉得《公言报》出语不逊，对不起老友蔡元培。夹在林、蔡两位好友之间，他很难自处。加之，之前与“安福系”早有裂痕，林白水终于在 5 月从上海返回京城之后，即宣布与《公言报》分道扬镳，彻底分手，与林纾的师生关系也随之破裂。时光荏苒，1924 年 10 月林纾病逝，次年灵柩归葬原籍。1925 年 12 月徐树铮被杀。1926 年8月林白水罹难。1930 年春，林白水的女儿林慰君写信给黄翼云和黄展云，请求他们出面，为林白水筹款造墓。林白水生前好友纷纷响应。辛亥革命前期的老同盟会员林森、张继、吴稚晖、蔡元培等人也都解囊相助。蔡元培还亲笔为林白水题写了“闽侯林白水之墓”的墓碑。林白水若泉下有知，定然倍感欣慰。而林纾最后是否原谅了林白水，则无从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