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漱渝
诵读 一 萍
编辑 林 枫
从1978年至今，44年当中，我连写带编的书已有一百多本了。这只是如实陈述，丝毫也没有炫耀的意思。记得1958年12月20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了“孩子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郭老当年66岁，比如今的我小16岁。郭老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他一生写的诗应该有五、六千首。他这样调侃自己，表现的是一种谦虚和自信；而我说自己出的书“虽多好的少”，却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不过人的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我尽力做了，也就没有完全虚掷光阴。民间有一句鄙薄文人的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想，完全剽窃他人的著作，是一种学术不端的恶行，属品质问题，予以揭露和谴责是应该的。但任何人著书立说，都离不开汲取前行的研究成果，如同想跨越前人，就只能踏在前人的肩上。查百度，男子100米短跑世界纪录是9秒58，这世界上能跑出10秒成绩的运动员应该不少，但如想提高到9秒，那就成为了奇迹的创造者，虽然差距只有一秒之遥。写文章亦然。我们虽然鼓励在学术领域创新，但我一直认为，一篇文章能有三分新意，就应该得到鼓励，而不能被视为学术垃圾。我是南方人，老了仍乡音未改；当过十四年中学教师，至今不会拼音，我仍手握圆珠笔，一笔一画地写字，从未用过电脑。所以，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即使是一个誊抄工，字字抄袭，句句剽窃，要抄出几百上千万字，那也得磨秃无数笔芯，付出几度春秋吧！这就是我说“写书不易”的意思。
“出书更难”，这更是我们的亲身体验。我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过八本书，但胎死腹中的更多。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台湾从事学术交流的，当时台湾刚处于“后蒋经国时代”，尚有亚洲“四条小龙”之一的提法，经济状况比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好很多。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你若想害谁，就劝他去当出版商。”玩笑中含有“出书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之意。印象中台北有家名为马可波罗的店铺，老板靠卖书籍起家，为了鼓励买书的顾客，常买一本书上附赠一个面包，那面包是德式的，非常可口。不久书籍滞销了，老板只得改变了营销策略，索性将店铺改为卖面包，顾客凡买面包者均以书籍相赠。撰写此文时，我专门发微信询问了台湾友人。回答是，这家“马可波罗”如今已成了专卖德国面包的连锁店，可见物质食粮常常比精神食粮更为人们所需求。
在台湾的出版社的当中，最早跟我有关系的是李敖出版社。这个社还挂了另两块招牌，一个叫“天元”，一个叫“孩子王”，分别出版营销不同类型的读物。社长是一位中年人叫苏荣泉，善经营，他还发行了一些闽南语的录音磁带。该社给了我两千美金的预付款，想出我撰写的《宋庆龄传》的台湾版。两千美金的定金，当年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但由于债务纠纷，苏荣泉到泰国旅游时竟遭人暗杀，这部《宋庆龄传》当然也就胎死腹中。不久，台湾前卫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涉及台湾地方史的古籍，要我推荐一些深谙古汉语的学者，将古文翻译为白话，也付了一笔预付款。但自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出现了“去中国化”的逆流，亦即“文化台独”。这批书的出版也化为了泡影。台湾还有一家叫“黎明”的出版社，背景不简单，曾印过我一本书。那位责编是我朋友的学生，说这本书卖得很惨，版税拿不出手。他含着歉意请我吃喝了一番，合同上的应得之款也就一笔两清，我连样书也没拿到一本，所以至今连书名也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两件奇葩的事，忍不住也想讲讲。一件是我认识一位台湾的青年作家，叫蓝玉湖。他1968年出生，当时还担任了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的作品多以反对同性恋为题材，代表作是小说集《蔷薇刑》和《狂徒袖》。他当时想出一本介绍中国大陆著名演员和导演的书，我就让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就读的儿子写了一本书。他认为不错，立即付了五百美元订金。不料蓝玉湖自己出书要做广告，得到一位叫李胜明的商人资助。蓝玉湖中学时代就当过模特，眉清目秀，李胜明情海迷航，跟蓝玉湖在台北林森北路租了一室同居，搞同性恋。蓝玉湖想摆脱这种关系，李胜明便用军刀将蓝玉湖杀害，而后留下遗书企图割腕自尽。但李胜明的行为被房东何国雄发现报警，李胜明被拘受审，当年蓝玉湖仅23岁。台北有人给我寄来报道此案的1991年11月5日《联合报》，消息题为《玻璃圈内又系冤魂》，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此前蓝玉湖曾来信，说他向往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定要来一次北京，然后再去美国求学深造。不料他英年早逝，我儿子那本书无疾而终，那底稿也荡然无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