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人，也是战士
——读《郁达夫情书全集》有感（四）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1936年2月，郁达夫应当时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之邀，赴福建任省政府参议。在此期间，他做了两件最有意义的事情：一是利用编辑报刊进行抗日宣传，二是促成郭沫若归国进行抗日救亡工作。
陈仪
关于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参加抗战的背景，时任福建省主席陈仪之女陈文瑛是这样回忆的：“抗战爆发，我父亲接到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字淬廉，安徽人）电报说，蒋介石要郭沫若回国，此事须问郁达夫，知郁达夫在福建特打电报询问。我父亲派秘书蒋授谦持电到达夫先生住处相告。达夫先生正一杯在手看诗集，怡然自得。蒋以电报示之，他毫无犹豫，随口就说：可以的，但要取消‘通缉令’，汇给旅费。当时根据他的意见拟就电文复何廉。我父亲还电请驻日大使许世英照料协助郭沫若回国。”（《郁达夫与先父陈仪》）郭沫若回国一事的情节比较曲折，虽不是郁达夫的倡议和直接策划，但他亲自出面促成其事则是毫无疑义的。为此，南京政府还专拨给郁达夫两百元作为治装费。
作为一个赤诚的爱国主义战士，郁达夫一生最重要的是1938年12月至1942年2月这一时期。1939年4月9日，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经常发动侨胞捐助离乱中的内地贫困作家，及募款捐助经费匮乏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1941年1月，蒋介石为了巩固其在苏北的反共阵地，发动了进攻华中新四军的皖南事变，掀起了抗日战争时期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郁达夫领衔发表了由星华文艺工作者三十余人签名的《反对投降妥协坚持团结抗战致侨胞书》，指出：“不幸的是，时至今日，正当抗战接近胜利之际，尚有一部分封建残余，顽固败类，躲藏在抗战的阵营里，而且把握着相当大的权力与地位，他们为了一己的利益，遂不惜昧杀天良，实行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甚至歪曲事实，颠倒是非，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他们妥协投降的鬼计。他们视抗日最力的军队为眼中钉，视真正的唤起民众的集团为心脏病，千方百计，势必把进步的力量消灭，把抗战建国的力量削弱，以遂他们的主子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宿愿。近来关于国共摩擦的事件，与忠心为国的进步分子，如杜重远、马寅初等的被拘被陷，以及最近轰动中外的解散新四军的惨痛血案，就都是这些汪派汉奸、无耻败类所一手捏造出来的阴谋毒计！这阴谋毒计实足以亡国有余！”
郁达夫手记
1941年12月，郁达夫被推选为新加坡文化界抗敌动员委员会执行委员，兼任该会文艺组负责人。1942年1月，星华文艺界抗敌联合会正式成立，郁达夫被选为理事、常务理事和主席。当时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但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还关押着几百名“政治犯”，其中大部分是新加坡、吉隆坡和马来亚各地的马共党员和进步人士。郁达夫、胡愈之等以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的名义跟当地英国总督交涉，使这批“政治犯”全部获释。
1942年2月，日军逼近新加坡，郁达夫、王任叔等进步文化人在中共秘密党员胡愈之的安排下，转移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小市镇“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经营酒厂、肥皂厂谋生并作为掩护。因不慎被日军发现他会日语，被迫到当地日本宪兵部当过七个月“通译”。郁达夫利用“通译”的身份掩护资助了一些南渡的爱国进步文化人，也为当地印尼人做了不少好事。由于郁达夫了解一些日本宪兵的罪行，1945年8月29日晚，被福建籍汉奸洪培根告密。日本宪兵在无条件投降之后秘密逮捕了郁达夫，并于9月17日枪杀了他，遗骸埋在距武吉丁宜七公里的丹戎革岱（Tondjong Gedai）。就这样，50岁的郁达夫用自己的热血谱写了一部悲壮的史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郁达夫被追认为烈士。他富阳故居所在的小弄被命名为“达夫弄”，在他原籍富阳鹳山之旁修建了“双烈祠”。
郁达夫
只要谈郁达夫，就无法回避他的婚恋史。这原本是个人隐私，但郁达夫是公众人物，又以自我暴露闻名，读他的情书，不可能不涉及他的婚恋。郁达夫自幼多病，性格孤僻，在异性面前常有自惭形秽之感。但由于早熟，留学日本时期性苦闷发展到难以抑制的地步。他的初恋应始于13岁那年，暗恋的对象是当地一名富商赵某的侄女，有过一段“水样的春愁”。留学日本时期，他深受民族歧视，尤其是日本女性的歧视，使用醇酒妇人的变态方式进行发泄和反抗。他曾结交过几位日本旅店的侍女，也曾与一位日本军人的前妻短暂同居，甚至以狎妓的方式排忧解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