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文人，也是战士
——读《郁达夫情书全集》有感（二）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谈到《沉沦》的创作背景，郁达夫在《忏余集·忏余独白》中写道：“我的抒情时代是在那荒淫残酷军阀专权的岛国里过的。眼看到故国的陆沉，身受到异乡的屈辱，与夫所感所思，所经所历的一切，剔括起来没有一点不是失望，没有一处不是忧伤，同初丧夫主的少妇一般，毫无力气，毫无勇毅，哀哀切切，悲鸣出来的，就是那一卷当时很惹起了许多非难的《沉沦》。”郁达夫的上述回忆，道出了《沉沦》中伤感情绪和苦闷心情产生的时代背景，坦陈了这些早期作品的社会反响和历史局限，并证实了变态心理学的一条原理：性生活方面的心理异常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单纯的大脑生理生化功能障碍。
鲁迅先生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说，他开笔写《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而郁达夫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留学的四年中，所读的俄、德、英、日、法小说至少有一千部左右，所受的影响十分庞杂，其中既有高尔基的底层关怀、屠格涅夫的抒情风格，也有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自虐与变态、佐藤春夫的孤独与忧郁、德国施蒂纳的“自述式小说”、英国作家斯特恩的伤感主义，法国作家卢梭的“自我暴露”、“返归自然”——以致有人将郁达夫径称为“中国的卢梭”。这种小说创作倾向，直到1923年之后才有所改变，但基本风格一直未变。
郁达夫是一位创作的多面手。除开擅长小说创作之外，他还留下了五百多首诗词，据初步统计现存诗作494首，词11阙。他写旧体诗得力于清代黄仲则、龚定庵、苏曼殊诸人，对唐代诗人则酷爱白居易、刘禹锡。他的诗作意酣词健，新丽工巧，常以口语入诗，而少用僻典。诗中洋溢的激越至情，尤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画家刘海粟曾对郭沫若说：“你才高气壮，写新诗是一代巨匠，但说到旧体诗词，就深情和熟练而言，稍逊达夫一筹。”郭沫若点头而笑，心悦诚服。（刘海粟：《〈郁达夫传〉序》）郭沫若还承认，除开旧体诗，郁达夫的天资、学识、外文修养都比他高，小说成就更比他高。
1926年3月18日，在广州的合影。左起：王独清、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
郁达夫还是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如行云流水，云蒸霞蔚。尤以游记擅长，一山一水，一枝一叶，一岩一石，皆独具灵性，常怀忧时忧国之心。其游记《屐痕处处》更是扛鼎之作，影响不亚于小说。当然，他的日记书信也是一种散文，朴质自然，毫无藻饰，读来如听友人倾诉，表达的是真人真性情。郁达夫还常写政论，仅在旅居新加坡三年中写的时评已发表的就有一百余篇，痛斥反共投降派，宣传抗战必胜、建国必成，令人鼓舞。
笔者不知教育家的头衔应该如何准确界定，但教学确是郁达夫职业生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任教的时间长达12年，前后任职的学校有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大学、北京美术专门学校、武昌师范大学、中山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安徽省立大学、杭州之江文理学院等，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学识渊博，关爱学生。他开设的课程有欧洲革命史、统计学、戏剧、公共英语、艺术概论、文学概论、小说论、戏剧论、德文、比较文学等。这决不是一般教师所能做到的。贫穷是郁达夫作品的一大主题，他个人生活也十分清苦。据说，同事曾集资买了一件棉袄送他过冬，但他却转身送给了一位更穷的学生，自己冻得无法出门，诗人徐志摩只好又买了一件送他。
郁达夫（右一）、郭沫若（中）
作为文人，郁达夫除开拥有著名作家的身份外，还是一位编辑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个风格流派有所差异的著名文学团体：一个是文学研究会，另一个是创造社，而郁达夫就是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他为人忠厚，自比为刘备，而把讲义气的郭沫若比成关羽，把好打笔仗的成仿吾比做张飞。创造社的社名和《创造季刊》的刊名都是郁达夫倡议的。1921年上半年，他曾参与编订小型的同人刊物《格林》，同年9月具体负责《创造》季刊的编辑事宜。1922年3月15日，《创造》季刊终于出版，并于同年5月正式发行。1923年4月，他重返上海，专任创造社各刊物（如《创造日》，《创造周报》，《洪水》，《创造月刊》）的编辑工作。1928年6月，他跟鲁迅共同创办了以刊登创作、翻译、评论为主的文艺刊物《奔流》。1938年12月至1942年2月，郁达夫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早刊《晨星》和晚刊《繁星》的编辑，兼编《星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后来又编辑了《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专栏，《星光画报》文艺栏和《星洲日报星期刊》的《教育》周刊。1940年8月至10月下旬，曾短暂接任《星洲日报》的主笔。1941年4月，又主编英当局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郁达夫编辑这些刊物的宗旨，“是希望与祖国取联络，在星洲建树一文化站，作为抗战建国的一翼，奋向前进的。凡与这条宗旨不相违背，而能发扬光大我国文化及民族意识的文艺作品，都在欢迎之列。”（《星洲文艺》发刊的旨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