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石评梅
——并葬荒丘的革命情侣（一）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阳光下的飞扬
编揖 林 枫
高君宇和石评梅
本文摘要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之一；石评梅是他的革命情侣，上世纪二十年的著名女作家。他们合葬在北京陶然亭的墓地是红色教育基地。但现存高君宇致石评梅书信仅十五封，还有残缺；石评梅致高君宇函更少，有关日记又已缺失。本文根据现存档案，同时代人的回忆录，以及石评梅、庐隐的部分纪实性作品，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他们的情感历程，特别是突出了高君宇对石评梅的革命影响。
关键词：高君宇，石评梅，陶然亭
三百多年前的清代康熙年间，北京西城慈悲庵附近修建了一座陶然亭，取义于白居易诗句：“与君一醉一陶然”。这里不仅留下了很多名人的诗文楹联，也留下了不少革命家的身影。1952年在此处修建了陶然亭公园。公园中央岛北坡下的绿茵处，有一座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巨型石雕像。高君宇的墓碑上刻有石评梅亲自撰写的隶书碑文：“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下接碑文的楷书小字写道：“这是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死后我替他刊在碑上。君宇！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据考证，高君宇在照片上题写的这几句话，出自德国诗人海涅的诗作《颂歌》。
北京陶然亭公园内的高君宇石评梅巨型石雕塑
远在东汉时期，乐府民歌中就流传着焦仲卿和刘兰芝坚贞的爱情故事。由于这首古诗中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名句，如今安徽庐江县修建了一处相思林公园。这当然不是真文物，只能引发今人的一些历史联想而已。东晋时代，又有祝英台哭梁山伯坟“化茧成蝶”的故事。这当然更属于民间传说，所以全国各地的“梁祝之墓”有九处之多。而陶然亭内保存的这座“高石之墓”，不仅是真实的历史遗迹，而且还带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
既然是历史遗迹，当然会经受历史风涛的冲刷。目前人们看到的这座高石之墓，其实经历了三次历史变迁。
石评梅和高君宇
高君宇与1925年3月5日因猝发盲肠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29岁。同月30日，“高君宇追悼会”在北京大学法学院礼堂举行，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赵世炎主持，邓颖超等百余人参加。同年5月8日，高君宇安葬于陶然亭——这是石评梅根据高君宇遗愿操办的，因为高君宇认为当年的北京城已被权贵的马蹄践踏得肮脏不堪，只剩下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安葬费用主要由中国共产党北方区党组织支付，石评梅主动垫付了购买墓碑的不足之款30元。三年后，即1928年9月30日，26岁的石评梅因流行性脑膜炎兼蔓延性支气管炎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灵柩先存放于北京下斜街（原属宣武区，现属西城区）的长寿寺。1929年10月2日，石评梅的灵柩也安葬于陶然亭，位于高君宇墓的右侧，墓碑正面刻的是“故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女教员石评梅先生之墓”，碑基正面镌刻着“春风青冢”四个大字。两墓形状相似，成双并排。石评梅的双亲还委托其友人陆晶清将一个红漆木盒作为殉葬品，盒内装着评梅儿时的梳头工具和几件心爱的玩具，还有六枚图章和一件玉器，一支钢笔。
高石之碑第二次变迁的情况是：1952年，北京市政府以陶然亭为标志开辟一座公园，发布了迁坟的报告，但高君宇和石评梅的墓地没有亲友认领，由施工单位迁往南郊。周恩来总理视察公园施工现场时了解到这一情况，立即指示将高、石之墓迁回公园重新安葬，并指出：“革命与恋爱没有矛盾，留着它对于青年人也有教育意义。”周总理及其夫人邓颖超多次凭吊过高石之墓，并向同行人员讲述他们的动人事迹，抒发缅怀之思。然而，在文革期间，一些“红卫兵”却推倒了高、石的墓碑。公园的职工为避免墓碑被砸烂，特移至“花卉班”当石凳石桌使用。1973年冬，身罹绝症的周总理对高君宇之侄高培春的来信亲自批文，责成北京市民政局将高君宇骨灰存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按地委级待遇，而将石评梅骨灰存放至老山公墓。事后，石评梅的骨灰盒因三年无人缴纳存放费，被管理单位深埋于地下。
周恩来和邓颖超
1984年清明节，高君宇、石评梅之墓第三次安葬于陶然亭。高君宇的骨灰盒上覆盖了一面党旗，而石评梅的骨灰却未能找到，只在棺内存放了一张骨灰证，一幅带框的遗照，一件玉器，一支生前用过的钢笔。高、石两棺之间有一截短墙，表示他们生前未能长相依，但死后实现了并葬荒丘的夙愿。首都四百多名青少年代表和各界人士参加了高君宇、石评梅塑像的剪彩仪式。此后“高石之墓”成了革命传统教育中心，红色教育的重要基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立一百周年的日子里，前来瞻仰墓地者络绎不绝，这里又成了北京重要的网红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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