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不去日本疗养
——以李秉中致鲁迅的一封信为中心（下）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李秉中的纪念文章《鲁迅先生遗书一束》
由于鲁迅当时在重病之中，李秉中只希望师母许广平“代作复示”。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李秉中信的当天上午即由许广平代为回复，因为鲁迅“艰于起坐”，“一时颇虞奄忽”。遗憾的是这封复信并没有保存下来，许广平的回忆文章中也未提及此事。然而有两篇带回忆性质的文章中提及了许广平复信的内容。首先应该提及的是鲁迅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忆鲁迅先生》一文，现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第二辑第7页至8页。内山问鲁迅是如何回复李秉中的。鲁迅回答的大意是：“谢谢你的恳切；但我的余命已经不长，所以，至少通缉令这东西仍旧让它去吧。”笔者体会，鲁迅这一回答的含义用清代郑板桥《题竹石》一诗中的意境来类比是十分贴切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如果再采取一种更通俗化的表述，那就相当于《野草·我的失恋》中的四个字：“由她去罢。”
然而蒋锡金前辈1978年在《新文学史料》发表过一篇长文《鲁迅为什么不去日本疗养》。蒋先生认为李秉中的来信是直接秉承了蒋介石的旨意。蒋先生的依据，一是1941年冬他对许广平的采访。他从许广平那里听说，蒋介石素来很敬仰鲁迅，还想跟鲁迅会会面。只要他愿意去日本住一些时候，不但可以解除通缉令，在大学院任特约著述员的职位也当然保留。蒋先生的文章还援引了一些其他旁证，比如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对鲁迅致李秉中一封信的一段译注：“李受蒋介石之意而探询鲁迅，劝他在解除通缉令的同时出国游历，这是鲁迅对此的态度。”（见日本岩波书店1956年出版的《鲁迅选集》第12卷）此外，蒋先生还引用了许钦文、俞芳等人的回忆以证明他的推断。以笔者阅读回忆录的经验，觉得相对而言，较早的回忆录往往比较晚的回忆录更接近于历史真实，至于转述他人的回忆，可信度则更低。内山完造是鲁迅十分信任的日本友人，他的回忆录写于鲁迅逝世不久，即1938年左右，应该比其他人的说法更为可靠。至于俞芳，她是鲁迅寓居北京砖塔胡同时房东的女儿，其时只有14岁，所以她能追忆的只能是一些生活细事。俞芳转询许钦文，许钦文肯定了李秉中给鲁迅写信要求南京政府撤销通缉令，“但鲁迅回信说，不必了。因为这样做，肯定是有交换条件的。”（1977年7月24日谈话记录）许钦文并没有提到李秉中是受蒋介石之命进行斡旋，也并未提及有什么具体的交换条件。关于日本松枝茂夫对1931年2月18日鲁迅致李秉中的译注更有明显的错误。因为李秉中当时跟新婚的妻子正侨居日本，直到1932年4月才归国。一个远在日本学军事的侨民，怎么可能跟国民党的党魁蒋介石直接沟通并进行什么密谋呢？所以笔者认为，李秉中劝鲁迅出国或表示愿为解除对鲁迅的通缉令进行斡旋，只不过他个人的“好意”或“一厢情愿”。1932年以后他跟鲁迅置身于不同营垒，所以在政治上处于隔膜状态，无法沟通，最后自己在鲁迅那里碰了一个软钉子。
不过这次通信并没有影响李秉中跟鲁迅和许广平的正常关系。鲁迅去世后，许广平主持出版《鲁迅全集》，因鲁迅的文章和著作此前曾屡遭国民党当局查禁，出版全集面临许多障碍，许广平利用了各方面的关系从中斡旋，其中也包括了李秉中。1937年6月21日，李秉中委托何钰将国民政府内政部的审查意见批文寄给许广平。信中李秉中还表达了对《鲁迅全集》落实出版单位的关切，以及希望预订《鲁迅书信集》精装本的愿望。虽然许广平跟李秉中联系可能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但至少表明他们之间并未处于敌对状态。
鲁迅为什么未能去日本疗养，最具权威的是鲁迅本人对亲友的解释：“现在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陆。那时再看罢。”（1936年7月11日致王冶秋）又说：“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1936年8月2日致沈雁冰）沈雁冰（茅盾）收到此信后于同月14日回复鲁讯：“前次来信谓若到日本，总要有通日语者同去，则你较为省力；鄙意倘一时无此同伴，则到日本后雇一下女，似亦可将就，因此前杨贤江夫妇在日本时雇过下女，杨日语不很高明，杨夫人完全不懂，但下女似乎很灵，作手势颇能了然。”沈雁冰信中所说的“杨君”指教育家杨贤江。鲁迅同月16日致函沈雁冰：“转地实为必要，至少，换换空气，也是好的。但近因肋膜及咳血等打岔，竟未想及。杨君夫妇之所以能以装手势贯彻一切者，因两人皆于日语不便当之故也。换了我，就难免于手势危急中开口。现已交秋，或者只我独去旅行一下，亦未可知。但成绩想亦未必佳，因为无思无虑之修养法，我实不知道也。”鲁迅母亲鲁瑞也关心鲁迅的病情及疗养情况。1936年8月25日，鲁迅致母亲信中写道：“男病比先前已好很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是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个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此外，同年致曹白、赵家璧、杨霁云等人等信中，鲁迅也谈及对转地疗养的设想。除日本外，鲁迅还考虑到青岛、烟台、莫干山等处疗养，但又顾及到“山上海边，反易伤风”，故一直犹豫未决。
通过以上鲁迅给亲友的信函中我们可以确知，鲁迅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会在1936年10月去世。李秉中的所谓“劝降”信是1936年7月13日写的，然而鲁迅同年8月下旬还有9月转地疗养计划。他的首选之地就是日本长崎。鲁迅丝毫没有担心出国会到当局阻挠，仅仅顾虑到抵达日本之后“能否上陆”。因为当时日本军国主义者正在为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进行准备，在日本国内也加强了对中日两国左翼人士的监控和迫害。当时萧红正在日本选修日语并进行创作，她就受到了日本特高课特务的盘查，心情十分郁闷。鲁迅完全没有提及赴日本疗养会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陷阱，或者可能有意无意间成为一场政治交易，这是再明白不过的。
最后需要表示歉意的是：拙文涉及到了几位我所敬重的师友，特别是我一直缅怀的蒋锡金先生。蒋先生是诗人和学者，学识渊博，待人谦虚厚道，对笔者更是关爱有加。此文表达对仅仅是对学术上个别观点对献疑，丝毫无损于先生的日月之明。蒋先生在文章中曾提及我们在注释鲁迅日记时经常“抬杠”的情景。这种“抬杠”也许正是当下学界稀缺的学术传统和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