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秋白的并世情（二）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娅 男
编辑 林 枫
考虑到秋白的特殊身份和生命安全，鲁迅跟秋白合作的杂文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分别收进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淮风月谈》。当下所见《瞿秋白文集》保留了手稿原貌，而《鲁迅全集》所收的相关文章则经过鲁迅的加工。两相比勘，可知改动有以下四个方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
一、更换标题。比如鲁迅把《苦闷的答复》改为《伸冤》，把《人才易得》改为《大观园的人才》，把《真假董·吉诃德》改为《真假堂·吉诃德》。
二、增加标点。鲁迅好用短句，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因此，他常用标点把秋白的长句断开。如把“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改为“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关于女人》）；“将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改为“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删去‘大’字，因与‘第一流’语义重复），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中国文与中国人》）。
三、润饰文字。鲁迅对每篇文字都有加工，总体而论，语言变得更加精准简练。如《迎头经》末句，瞿秋白原文为“传云”。“传”，解释之意。鲁迅改为“诗云”，因为下文是一首十六字的四言小诗。《关于女人》一文，秋白原文为“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说是败亡的预兆。”鲁迅改为：“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堕马髻”是东汉时期女人头发侧在一边的梳法，“愁眉啼妆”，是当时让女人头发细而曲折地垂在眼下像哭泣的样子。这一修改，更切合历史真实，将“歪歪斜斜”四个字形象化了。鲁迅改动最多的是《中国文与中国人》一文。对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秋白的原文说：“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鲁迅增加了“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这些句子，为后文批判当时中国上流社会推崇文言，反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铺垫。
比较重要的修改还有一处：《伸冤》（原稿题为《苦闷的答复》）原稿第一句是：“《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鲁迅改为“《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原因是：李顿是一位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爵士。他于1932年2月率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发表了一份偏袒日本侵略者，损害中国主权的报告书，支持“满洲自治”，妄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拥有“不容漠视”的权利。而孙中山（号逸仙）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谈及“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的前提是捍卫中国主权，跟《李顿报告书》的性质截然不同。李顿引用孙中山的主张是偷梁换柱，混淆视听。鲁迅删去“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是为避免读者误会，维护他所尊崇的孙中山的形象。
鲁迅的《伪自由书》
四、增补内容。鲁迅将《透底》一文收入《伪自由书》时，增加了“附录”——即此文刊出后，祝秀侠给鲁迅的来信及鲁迅的复信，“附录”部分的文字超过了正文。这位祝秀侠一度混入“左联”，化名“首甲”攻击鲁迅，1937年以后在香港、重庆、广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担任要职，官至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4年4月4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论“新八股”》，竟把左翼批评家引用普列汉诺夫的新兴文艺理论也列为“新八股”的表现之一，讥之为“蒲力汗诺夫曰”。鲁迅、秋白敏锐看到他从左向右转的倾向，故写《透底》一文进行批评。祝秀侠在致鲁迅信中，说《透底》一文是对他的误会，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其实只是反对鸳鸯蝴蝶派。鲁迅在复信中指出：一、不能简单化地将“蒲力汗诺夫曰”与“诗云子曰”等量齐观。二，他跟秋白合作的《透底》一文并非仅为一人一文而作，而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有了附录的这两封信作为“附录”，读者对《透底》一文的写作背景及其针对性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除开以上四点之外，鲁迅对秋白原稿的段落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
综观鲁迅和秋白合写的这十一篇杂文，其主要锋芒是批判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汤玉麟等。这些人把抗战当成了“做戏”，“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明明是节节溃退，偏要说成是“缩短战线”，“诱敌深入”。这批犀利的杂文，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当时反共是真，抗日是假，让他们的伪装如“花旦脸上的脂肪”，顷刻之间剥落殆尽。
《伪自由书》的目录
这批杂文中有两篇涉及到胡适，即《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史实证明，鲁迅和秋白都跟胡适有过交往，至今书信犹存。但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胡适一直充当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和“廊庙宾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在抗日问题上有通过妥协避免损失谋求和平的倾向，甚至一度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因此受到了鲁迅和秋白义正严辞的批判。不过，热河失守之后，胡适十分痛心，撰写了《全国震惊以后》，指出“张学良应付绝大的责任”，“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独立评论》1933年第4期）。1938年至1942年，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历时四年，为全国抗战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王道诗话》文中结尾的四首七言律诗中，谴责胡适应何键之邀到湖南讲学：“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据胡适日记，他并未接受这么多礼金，所讲内容有不少也跟何健“尊孔读经”的主张相悖。他此行目的，主要是想跟留学美国时期的老友朱经农相见。不过，《王道诗话》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胡适维护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的“政府权”，所以其基本观点上仍然应该肯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