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萧红研究的四个“死角”
——关于萧红的身世和婚恋（一）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娅 男
编辑 林 枫
东北作家群的两位代表人物
1931年秋，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三千万东北人民戴上了“亡国奴”的枷锁。一群东北青年唱着“流亡三部曲”逃到关内，在左翼文艺思潮的影响下，以笔为武器，抗日救亡。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博大的爱国情怀，浓郁的地方色彩，表现出国土沦丧的愤懑和颠沛流离的苦痛，被称为“东北作家群”。其中有舒群、端木蕻良、李辉英、罗烽、白朗等知名作家，而代表人物则是萧红和萧军。
萧红和萧军
对于萧红、萧军文学成就的评价，是一个见仁见智的学术问题，不属于本文评述的主要范畴。简而言之，萧军1925年即开始创作，文学生涯有六十余年，不仅数量上超过了萧红，，而且涵盖了一些萧红未曾涉足的领域，如历史小说，旧体诗词，报告文学；其留存的大量日记，更具多重价值，可以传世。萧红的文学生涯只有短短的十年，作品题材囊括了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二萧初登文坛时，都给文坛以不少的新奇和震惊。当年批评家胡风认为，萧红的作品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感觉多敏锐”，“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梅志：《“爱”的悲剧——忆萧红》）鲁迅也认为，“就艺术手法而言，萧红比萧军更觉成熟，在写作前途上更有希望”。（许广平：《追忆萧红》）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持续不衰的“萧红研究热”证实了鲁迅预见的正确。美籍华裔学者夏志清反思道，他撰写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忽视了萧红的作品，“实在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中国现代小说史》序）
萧红（1911～1942），黑龙江呼兰县人。原名张秀环，因与二姨姜玉环的名字相似，后改名张乃莹。笔名有萧红、悄吟、田娣、玲玲等。萧军（1907～1988），辽宁义县人。原名刘鸿霖，因喜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恩，又在骑兵营当过骑兵，故以萧军为笔名。其他笔名有三郎、田军等。二萧的笔名联起来跟“小小红军”这四个字谐音。这原本是一种偶合，但萧军觉得当年国民党在江西一带“剿共”，就偏叫个“红军”给他们瞧瞧。
萧军和萧红
对于如何深化萧红研究，萧军提出过明确的意见：“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杀、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隐私’。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合，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
萧军的上述意见是值得重视的。评价一位作家，关注点无疑是应该聚焦其作品，亦即文本，而不是“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萧军所说的“生活”，我体会主要是指情感生活，尤其是男女私情。为了编注《萧红情书全集》，笔者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期间，蜗居在家，只能查阅手头的一些资料，的确遇到了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学术研究重视“实证”，援引的“资料”应该“铁板钉钉”，成为真实的“史料”，但涉及男女隐私的事情恰恰是众说纷纭，异口异声，缺乏“铁证”。但另一方面，研读萧红的作品，又岂能不了解“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比如，不了解二萧的爱情经历，如何能解读《跋涉》？不了解二萧的情感冲突，如何能解读萧红的短诗《苦杯》、《沙粒》？如果不了解萧军跟陈涓的感情纠葛，如何能解读萧红的《一个南方的姑娘》？此外，像萧红的《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弃儿》等小说，也都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所以，了解与研究萧红作品，撰写萧红传记，相关的“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并不见得纯属多余。但笔者在梳理考证有关生平史料时，就遇到了萧军所说的“死角”：一，萧红之父是否“夺人之妻”、“杀人之夫”；二，谁是萧红的“始乱终弃者”？三，二萧分手诀别的真实原因？四，如何评价萧红与端木的婚姻？为慎重稳妥起见，笔者只能客观介绍对二萧“生活琐事”的一些不同说法，以供读者进一步辨析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