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石评梅
——并葬荒丘的革命情侣（三）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阳光下的飞扬
编辑 林 枫
二、高君宇的革命生涯
高君宇（1896～1925），原名尚德，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太原市娄烦县）。父亲高配天是老同盟会员，后经商；母亲是普通家庭妇女。高君宇七岁开始读书，二十岁考入北京大学理预科早班。如果说在1949年之前牺牲或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可以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领袖的话，那高君宇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先驱。
早在1919年，23岁的高君宇就被推举为北京大学学生会负责人，成为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1920年，高君宇参加了李大钊指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是该会英文组的负责人之一，并跟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维经斯基等举行了座谈。同年11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高君宇当选为书记。同月，又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高君宇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并于同年参与发起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2年初，高君宇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赴莫斯科参加了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执行委员。同年7月，高君宇作为北京代表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8月，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高君宇等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并协助孙中山推行新三民主义，改组国民党。1923年2月，高君宇领导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这次罢工虽然遭到了军阀吴佩孚的残酷镇压，但却掀起了中国工运史上的第一次高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民众中的影响，成为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1924年4月，高君宇担任中国共产党北京执行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原址在织染胡同27号，1925年2月迁至翠花胡同27号（原8号），直辖15个省市。高君宇担任委员兼秘书，负责北方地区的国共合作事宜。同年9月赴广州，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因参加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而负伤。同年11月，随孙中山北上，促成召开国民会议，抵制军阀段祺瑞的“善后会议”。1925年，高君宇作为主席团成员出席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3月6日，因急性盲肠炎逝世于北京协和医院，终年29岁。同年5月8日，灵枢安葬于北京城南陶然亭。
作为一位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君宇关注国内国际问题，包括工人、商人、学生、妇女问题，编辑过党刊《向导》周报，并在该刊代替陈独秀回答读者的质疑，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但他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面临的首要问题——农民问题深入研究不够，因此未能明晰展示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但难能可贵的是，高君宇很早就正确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对象一是封建军阀，二是帝国主义。他的政论不仅批判了封建军阀的倒行逆施，而且将矛头直指位于总统之位的黎元洪。由于各派系军阀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支持，所以他尖锐地批判了西方列强企图对中国实行“国际共同管理”的图谋；也反对一部分知识界人士醉心于英美政治体系。当一些知识界人士把世界和平的希望寄托于美国总统威尔逊时，他明确指出“反对帝国主义，美国亦在反对之列”（1922年7月2日在少年中国学会杭州年会上的发言，见《高君宇文集》第64页至65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月出版）。
他认为，“人不可无主义，工人阶级更需要有政治理念。”但鉴于当时中国的产业工人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在政坛上单打独奏的程度，高君宇一直坚持对外联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对内吸收一切革命势力，通过武装斗争的道路夺取政权。因此，在协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制定新三民主义的过程中，高君宇鞠躬尽瘁，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中国革命的目的是什么？高君宇在1924年撰写的《怎样运用政权为人民谋幸福》一文中作出了科学的解答：“革命基本问题是怎样善于运用政权为人民创造真正的幸福、物质平等与生活自由。夺取政权是第一步，正确发挥政权作用更为重要，善于运用政权主要是珍惜人民权利。我们革命不只是继往而着重开来，不择手段维持政权与运用权谋术数是革命的敌人。只有诚恳与永恒地为劳动群众，全面清除剥削与压迫，其他的任何形式独裁道路都走不得，如此才能免于堕落。否则彼此以诈伪相尚，革命便失去诚心，人民痛苦亦将原封不动。这样，以革命始必以反革命终，如此陈陈相因，实属出尔反尔，此与过去朝代更迭何异？何必多此一举？”（《高君宇文集》，第194页，人民出版社，2011年12出版）
笔者之所以全文照引高君宇的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深入了解他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革命第一代先驱者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