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不去日本疗养
——以李秉中致鲁迅的一封信为中心（中）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鲁迅因为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一事的确遭遇了风险。他在1930年3月19日日记中就有“归途有形似学生者三人追踪”的记载，也曾于同年3月19日至4月19日到内山书店阁楼上避难。鲁迅在同年5月24日致曹靖华的信中还说：“现已查缉自由运动发起人‘堕落之人’鲁迅等五十一人，听说连译作（也许连信件）也都在邮局暗中扣住。”但由于自由运动大同盟当年5月就中止了活动，所以这份迟到的通缉令也就在实际上是去了效力，并没有长期构成对鲁迅的实际威胁。
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和发起人
历史已经证明，自由运动大同盟是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时期的产物。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及反右倾错误形势的判断的影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和宣传部长的李立三错误估计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提出了通过一省或数省的城市暴动夺取全国政权的主张，致使革命事业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白区的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不过立三路线的推行始于1930年初，同年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就得到了纠正，所以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实际存在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鲁迅当时为什么会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列名为发起人之一呢？这首先是一种政治选择。自从国民党右派在1927年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之后，鲁迅被这场“血的游戏”吓得“目瞪口呆”。他在1934年写的《自传》中说，“我一生中从未见过这么杀人的”。他原来观察社会问题时的进化论思路因之轰毁，于是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被摧毁、被镇压的革命政党一边。这正是他革命人道主义思想的深刻表现。其次，鲁迅认同的是保障公民正当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并不认同自由运动大同盟的某些主张和观点。这一点鲁迅本人解释得非常清楚。1930年3月21日他在致章廷谦信中写道：“自由运动大同盟，确有这个东西，也列有我的名字……近来且往学校的文艺团体演说几回，关于文学的。我本不知‘运动’的人，所以凡所讲演，多与该同盟格格不入，然而有些人以为大出风头，有些人则以为十分可恶，谣诼谤骂，又复纷纷起来。”从鲁迅这番话可知，除冯雪峰之外，鲁迅跟该同盟的领导层并不熟悉。他的具体活动仅仅是作过几场讲演，不但内容限于文学范围，而且他的文学观点也跟“极左”的观点“格格不入”。
鲁迅在左联
既不认同左倾的观点，而又参加这个左倾的团体，这看来是个悖论，其实是统一于鲁迅所说的那个“共同目的”之下，即“目的都在工农大众”（《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正如同鲁迅既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又跟左联中的“国防文学”派有着深刻矛盾一样。鉴于鲁迅在文坛的崇高地位，自由运动大同盟想借助于他的威望。鲁迅明知这一点仍然愿做“梯子”，这也正如他明知左联成员良莠不齐而仍然参与发起左联一样。在著名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鲁迅既严辞纠正了“国防文学”倡导者的观点，但又公开声明“然而中国目前的革命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这就是历史上那个真实的活的鲁迅。
面对因参加自由运动大同盟而遭到国民党当局通缉一事，鲁迅本人采取的究竟是什么态度？笔者认为是既警惕而又蔑视。在敌强我弱的情势下，鲁迅主张进行“堑壕战”，所以他曾短期外出避难。但在总体上是蔑视的，因为他知道自己是站在正义这一边，而魔鬼的手中也必然有漏光之处。所以他以“洛文”“隋洛文”为笔名发表文章， 对给他扣上“堕落文人”帽子的敌人进行辛辣反讽。1936年，《越风》杂志的编辑黄苹荪三次向鲁迅约稿，鲁迅明明知道他的后台就是当年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他的国民党棍许绍棣、叶溯中，黄办的报刊也是由许、叶之流资助，仍在同年2月10日在复信中明确表示：“三蒙惠书，谨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这就是对呈请通缉他的浙江党棍的公开回击，充分表达了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战斗精神。
要解答鲁迅赴日疗养问题，必然涉及鲁迅跟李秉中的关系以及对他对这封“劝降信”当态度。鲁迅承认，他的社会联系面十分复杂，李秉中即为一例。李秉中（1905～1940），字庸倩，四川彭山人，鲁迅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跟鲁迅母亲鲁瑞也熟识。从1924年开始，双方交往长达十二年，鲁迅日记中跟他的交往记录多达132次。鲁迅生前收到李秉中来信共52封，现存8封；复李秉中信28封，收入《鲁迅全集》21封，7封今佚。根据现存李秉中来信，他是鲁迅参与编辑的《语丝》周刊的忠实读者，因家道中落而愤世嫉俗。1924年冬，出于对孙中山先生的心悦诚服，李秉中考入了广州黄埔军校，参加了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东江战役，其所在连队一百二十余人仅存五十余人。李秉中因作战勇敢，得金牌奖及奖金大洋三十元。1926年李秉中被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陆军，1927年11月又得官费赴日本学习陆军。1932年6月，李秉中归国后在南京中央军校政训处任教员。抗日战争期间，李秉中在四川成都任禁烟缉私办公室主任。根据鲁迅跟李秉中之间的通信，李秉中对他在军政界的任职颇以为苦。鲁迅在1928年4月9日信中劝他：“兄职业我认为不可改，非为救国，为吃饭也。”“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可见在鲁迅心目中，李秉中并不是什么党政要员，只不过因为行伍出身，所以在军事机构混一口饭吃。从现存鲁李之间的通信来看，彼此还是能讲真话的。李秉中心目中，鲁迅是唯一能安慰他的人（见1925年1月31日信），所以跟鲁迅无话不谈，连跟女友分手，爱看广东疍户（水上居民）女孩一类生活细事也告诉鲁迅。鲁迅在复李秉中信中，也有四次跟他讨论结婚的利弊等问题。这在鲁迅书信中并不多见。
李秉中虽然跟鲁迅常处于异地，少直接交往，但却十分关心鲁迅的安危。1931年初，李秉中在日本听到鲁迅被捕的谣传，便向鲁迅三弟周建人打听消息，并力劝鲁迅到日本暂避文祸。鲁迅在同年2月18日复信中明确表示：“生丁此时此地，真如处荆棘中，国人竟有贩人命以自肥者，尤可愤叹。时亦有意，去此危邦，而眷念旧乡，仍不能绝裾径去，野人怀土，小草恋山，亦可哀也。”鲁迅在这封信中还谈到“颇有赴德国的念头，但因金价大增三倍，且妻儿在沪，相依为命，离则两伤，故决定深自韬晦，冀延余年。”可见在是否出国的选择上，鲁迅考虑的是实际生活问题，丝毫未涉及当局会有什么刁难的举措。1932年日本侵略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战争，李秉中听到鲁迅失踪的消息，又驰书关切。鲁迅复信除报平安之外，还告知他在英租界避难的情况，可知鲁迅对李秉中并无戒心。
李秉中致鲁迅信札影印件
1933年至1935年之间鲁迅跟李秉中之间几无联系。1936年7月16日，鲁迅收到了李秉中13日从南京寄来的这封信。虽然信纸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用笺”，但并不能视为官方文件。李秉中既然在国民党军事部门工作，用公笺写私信也很平常。以李秉中的职位，距离蒋介石有十万八千里，毫无实证说明这件事是蒋介石的亲自授意。笔者认为这多半是李秉中的个人行为，不能称之为“劝降”，事后也无社会影响，并未掀起“风波”。
前文已经述及，李秉中劝鲁迅暂避文祸，始于1931年，其时李秉中还侨居日本，直到1932年才归回，所以这只是作为学生的一种善良愿望。1936年李秉中关心解除鲁迅通缉令一事，起因是鲁迅“齿德日增，衰病荐至”，有到日本疗养的想法。他希望鲁迅脱离这种“形同禁锢”的生活，能生活得更自由一点。由于他当时置身官场，愿意从中疏通，行文用笺也确带官气，不同于往日来信的风格。但并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是受命于某方某人，也没有提出任何政治交易的条件。他预设的前提仅仅是“绝不敢有损害吾师毫末之尊严”，但他也同时声明“成效如何”“未敢预必”。所以，把这件事视为李秉中的个人行为，也许比把这件事说成政治阴谋更为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