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秋白的并世情（四）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娅 男
编辑 林 枫
鲁迅
另一封信鲜为人提及。鲁迅有个夙愿，即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继在厦门大学编写《汉文学史纲要》之后，鲁迅继续收集资料，深入思考，并跟秋白交换过意见。1932年10月，鲁迅赠送秋白一本书，名为《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作者杨筠如（1903～1949）是著名历史学家，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曾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专著，成为了近代研究九品中正制的开山之作。“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此法将官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并加以考评，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一种标准。当时原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形成了一种门阀制度。实行“九品官人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遏制了豪门士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但品评官员仍按家世、行状和定品这三个内容和定。所以晋以后凡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列为下品，而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成为上品，因而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秋白对杨筠如的这部论著评价并不高，认为“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情形底描写”。然而秋白却在1932年10月6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借此书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及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发表了不少重要意见。如果不是当天冯雪峰来访，打断了他的思路，这封信还会写得更长，内容也会更加丰富。
1933年4月，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在上海合影
何所谓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中外史学界至今仍然缠夹不清。中国在秦朝之前实行分封制，即封建制，由君主把领地分配给功臣、贵族、宗室。子嗣传承基本上是一种血缘政治。以后改行郡县制，即由郡县两级对地方进行行政管理，由中央垂直领导，由官僚政治取代了血缘政治。
在秋白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跟欧洲中世纪（公元476年至1500年）的封建制度有不同的特点；同样是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兰西、英国等国之间也各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色彩。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就在于“崩溃”与“复活”的循环往复。这种看法跟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种时代有些相类，而欧洲则在十六世纪以后逐步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此外，欧洲贵族大半是由“武士道”出身，而中国的贵族爬的却是八股文这个“文士道”的上升阶梯。此外，欧洲的贵族和地主这两种身份常集于一人之身，而中国的地主、贵族、官僚常三位一体：既在衙门做官，同时又是本地的贵族和地主。鲁迅撰写过《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从帮忙到扯淡》等文，认为“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秋白补充说，研究所谓“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则必须研究中国的门阀制度。
鲁迅跟秋白交谈时，还曾提到《周礼》中的一句古训：“礼不下庻人，刑不上大夫”。意思是，士大夫拥有特权，犯了罪可以不受刑。这里所说的“大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衔：卿，大夫，士。这引发了秋白童年时代的一些记忆，其中最强烈的印象是打屁股——中国的“士族”（即门阀）不但有“屁股不挨打”的特权，而且有“打别人屁股”的特权。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秋白在信中建议鲁迅再写一篇《脚膝，屁股，手心的故事》
正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等级制度有着复杂的变动过程，所以秋白建议鲁迅编撰《中国文学史》时要注意五点。一，一切文言文学都是贵族文学，因为使用的是贵族的文字。用文言记载的一些民歌也往往极不准确。在中国古代，平民的口头文学只占极少数。二，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历史还只是一些杂乱的材料。应将贵族文学史的研究跟整个古史研究相联系。三，要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应，以及所受平民生活的影响和对平民生活的客观影响。比如元曲的兴起，就压倒了元代诗文的气焰。四，唐以后的文言文学在内容上研究意义不大，但从文法学和修辞学的角度仍有研究价值。五，中国的白话文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新文化”。唐五代的“说书”（如《维摩诘经演义》）、宋代的“话本”，类似于意大利伦巴地和威尼斯的“市民文学”。农民文学只限于一些歌谣、庙会上的戏剧和梨花大鼓之类。所以，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之前，中国文学可视为中国新文学（并非革命文学）的史前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非常重要，应该特别提出来进行研究。以上所述，是秋白在私人书信中的表述，匆匆写就，并非对所涉及问题的学术结论，还留有深入研究的广阔空间。
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林述》
《海上述林》的出版，是鲁迅临终前对已经就义的秋白的一种深沉的忆念，也是对屠杀者的一种抗议和示威！秋白出于谨慎，曾对译著手稿一式三份：一份供发表，一份交友人谢澹如保存，一份于离沪前交给鲁迅。秋白的手稿字数很多，全印成本甚钜，而且很多杂文政论鲁迅认为应该留待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来审定，所以决定先印译作。鲁迅对秋白译文的评价是“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为此，鲁迅先垫付了一笔资金，又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等十二人那里募集了二百元大洋。编完第一卷后即交开明书店美成印刷厂排印，鲁迅亲自校改，历时四个月，然后将纸型送到日本岩波书店印刷。1936年9月，一部重磅道林纸精印的《海上述林》上卷终于运达上海，其中100部为皮脊本，金顶，金字；另400部为蓝色绒面本，蓝顶金字。收到样书后，鲁迅即将三册托人带至陕北，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该书扉页下端有“诸夏怀霜社”五字。“诸夏”即中国。“霜”是秋白的原名。书脊及背面均烙印拉丁字母“STR”，即秋白笔名的英文缩写。《海上论述》下卷鲁迅于1936年4月中旬编就，抱病校对了一个月，直至9月15日才改毕。待到下卷印成时，鲁迅已经离世，来不及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人生知己”留下的这一永恒的珍贵的纪念。
鲁迅赠送瞿秋白的联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