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秋白的并世情（全）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娅 男
编辑 林 枫
徐悲鸿画的《鲁迅与瞿秋白》
秋白能够成为鲁迅的“知己”，并非偶然的事情。他们有相似生活经历和心路历程，有着崇高的思想和信念。
秋白诞生于1899年，比鲁迅小18岁。其远祖瞿昉在东晋时代曾任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品位不同，但都属于皇帝身边的谏官顾问，掌官议论。不过秋的祖父瞿廷仪只在江西做过候补知县，官职跟鲁迅祖父差不多。秋白之父瞿世玮长期闲赋在家，也跟鲁迅的父亲差不多。秋白的祖父去世之后，其家境比鲁迅还惨，以至才貌出众的瞿母在他十七岁那年喝虎骨酒吞火柴头自杀。秋白在《哭母》这首七言绝句中写道：“亲到贫时不算亲，/蓝衫添得新痕泪。/此时饥寒无人问，/哭得灵前爱子身。”所以秋白在《饿乡纪程》一书中说他诞生在“这颠危簸荡的社会组织中破产的‘士的阶级’之一的家族里”，如同鲁迅自称是“破落户”子弟。在《呐喊·自序》中鲁迅写道，“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和秋白之所以成为所出身阶级的逆子贰臣，跟这种人生经历有密切关联。
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鲁迅的《呐喊·自序》
除开家世，鲁迅跟秋白的人生经历和习惯爱好还有不少暗合之处，如自幼喜好美术（鲁迅临摹人物，秋白擅画山水），常读野史杂著。因为家庭拮据，鲁迅十八岁那年投考的是无须学费的南京水师学堂和矿路学堂，秋白十八岁那年考入的是不收学费的北京政府外交部立俄文专修馆。鲁迅长期连珠炮似的吸烟，秋白也是烟卷不离口。鲁迅在留学日本时就接触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研究》杂志读到过《共产党宣言》的日译文，以及恩格斯、李卜克内西等人的论文，只不过当时并未成为他分析和观察社会问题的思想武器。而秋白早在1920年初参加了李大钊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远赴莫斯科之后成为了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佛学，鲁迅和瞿秋白都曾关注。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秋白也曾说：“老庄是哲学，佛经里也有哲学，应该研究。”这些机缘巧合，都成为了他们日后能成为“知己”的因素。
隐居在上海的秋白，是国民党政府通缉的“要犯”。1933年9月22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蒋介石签发，内政部通知悬赏通缉七位中共中央领导人，其中瞿秋白名列榜首。举报瞿秋白、周恩来的赏金各两万元，举报陈绍禹（王明）、沈泽民、张闻天、罗登贤、秦邦宪（博古）各一万元。由于白色恐怖严酷，秋白在上海的住址虽多次搬迁，但由于特务的跟踪，叛徒的出卖，仍多次遇到险情。在危机情况下，鲁迅不顾个人和全家的安全，曾先后四次掩护秋白避难。
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
第一次是1932年11月下旬。当时有一个叛徒在盯杨之华的梢，秋白只身先往鲁迅家，杨之华甩掉尾巴之后才到。但鲁迅因母亲生病，于同年11月11日第二次从上海赴北平探病。许广平把他跟鲁迅的双人床腾出来让给秋白夫妇睡。11月30日，鲁迅回到上海，跟秋白一家亲人般地朝夕相处，直至时任全国总工会负责人的陈云在一个深夜将他们接走。在此期间，秋白曾录赠鲁迅一首七绝：“雪意凄其心惘然，江南旧梦已如烟。天寒沽酒长安市，犹折梅花伴醉眠。”诗后附题跋：“此种颓唐气息，今日思之，恍如隔世。然作此诗时，正是青年时代，殆所谓‘忏悔的贵族’心情也。录呈鲁迅先生。”署名为“魏凝”。
瞿秋白赠鲁迅一首七绝
第二次到鲁迅家避难是1933年2月上旬。这次住的时间较久，秋白与鲁迅朝夕相处，促膝谈心，共同创作了十余篇杂文。这批文章大多是秋白醖酿后形成腹稿，跟鲁迅交换意见之后再增删修改，执笔成文。
第三次避难是在1933年7月下旬。由于党内的一个地下机关暴露，必须立即搬走，当时又是倾盆大雨。在万分紧迫的情况下，秋白跟夫人杨之华不约而同地说：“到大先生家里去。”住了一个短时期。
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与女儿瞿独伊
第四次避难是在1933年10月上旬的一个深夜，忽然传来了警报。秋白夫妇在凌晨两点左右急奔鲁迅家，只不过为安全考虑，一个先从前门进，一个后从后门进。杨之华还带来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女孩，是中共内部交通科主任高文华的长女高平。许广平回忆录中所提及的第三次避难实际应指这次。据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描写，高平当时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姑娘；但据高平的母亲贾琏回忆，高平只有十岁，也帮助她送情报或护送同志。（《和秋白、之华同志一起战斗的岁月》，《回忆杨之华》，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
考虑到秋白的特殊身份和生命安全，鲁迅跟秋白合作的杂文均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并分别收进了鲁迅的《伪自由书》《南腔北调集》和《淮风月谈》。当下所见《瞿秋白文集》保留了手稿原貌，而《鲁迅全集》所收的相关文章则经过鲁迅的加工。两相比勘，可知改动有以下四个方面：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
一、更换标题。比如鲁迅把《苦闷的答复》改为《伸冤》，把《人才易得》改为《大观园的人才》，把《真假董·吉诃德》改为《真假堂·吉诃德》。
二、增加标点。鲁迅好用短句，以增强语言的节奏感。因此，他常用标点把秋白的长句断开。如把“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改为“国难期间，女人似乎也特别受难些”（《关于女人》）；“将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大学者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改为“这使得西洋第一等的学者（删去‘大’字，因与‘第一流’语义重复），至多也不过抵得上中国的普通人”（《中国文与中国人》）。
三、润饰文字。鲁迅对每篇文字都有加工，总体而论，语言变得更加精准简练。如《迎头经》末句，瞿秋白原文为“传云”。“传”，解释之意。鲁迅改为“诗云”，因为下文是一首十六字的四言小诗。《关于女人》一文，秋白原文为“西汉末年，女人的眉毛画得歪歪斜斜，也说是败亡的预兆。”鲁迅改为：“西汉末年，女人的‘堕马髻’，‘愁眉啼妆’，也说是亡国之兆。”“堕马髻”是东汉时期女人头发侧在一边的梳法，“愁眉啼妆”，是当时让女人头发细而曲折地垂在眼下像哭泣的样子。这一修改，更切合历史真实，将“歪歪斜斜”四个字形象化了。鲁迅改动最多的是《中国文与中国人》一文。对于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秋白的原文说：“他的确是个了不得的‘支那学家’——中国语文学的权威”。鲁迅增加了“他很崇拜文言，崇拜中国字，以为对中国人是不可少的”这些句子，为后文批判当时中国上流社会推崇文言，反对五四白话文运动做了铺垫。
比较重要的修改还有一处：《伸冤》（原稿题为《苦闷的答复》）原稿第一句是：“《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孙逸仙博士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鲁迅改为“《李顿报告书》采用了中国人自己发明的国际合作开发中国的计划。”原因是：李顿是一位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爵士。他于1932年2月率国际联盟调查团来中国调查九一八事件，同年发表了一份偏袒日本侵略者，损害中国主权的报告书，支持“满洲自治”，妄称日本对中国东北拥有“不容漠视”的权利。而孙中山（号逸仙）在《建国方略》中所提出的“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计划”，谈及“引进外国技术与资金”的前提是捍卫中国主权，跟《李顿报告书》的性质截然不同。李顿引用孙中山的主张是偷梁换柱，混淆视听。鲁迅删去“孙逸仙博士”的称谓，是为避免读者误会，维护他所尊崇的孙中山的形象。
鲁迅的《伪自由书》
四、增补内容。鲁迅将《透底》一文收入《伪自由书》时，增加了“附录”——即此文刊出后，祝秀侠给鲁迅的来信及鲁迅的复信，“附录”部分的文字超过了正文。这位祝秀侠一度混入“左联”，化名“首甲”攻击鲁迅，1937年以后在香港、重庆、广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门担任要职，官至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4年4月4日，他在《申报·自由谈》发表《论“新八股”》，竟把左翼批评家引用普列汉诺夫的新兴文艺理论也列为“新八股”的表现之一，讥之为“蒲力汗诺夫曰”。鲁迅、秋白敏锐看到他从左向右转的倾向，故写《透底》一文进行批评。祝秀侠在致鲁迅信中，说《透底》一文是对他的误会，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其实只是反对鸳鸯蝴蝶派。鲁迅在复信中指出：一、不能简单化地将“蒲力汗诺夫曰”与“诗云子曰”等量齐观。二，他跟秋白合作的《透底》一文并非仅为一人一文而作，而是“反对一种虚无主义的一般倾向”。有了附录的这两封信作为“附录”，读者对《透底》一文的写作背景及其针对性有了更准确的了解和把握。除开以上四点之外，鲁迅对秋白原稿的段落也做了一些局部调整。
综观鲁迅和秋白合写的这十一篇杂文，其主要锋芒是批判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党政军要人，如蒋介石、汪精卫、宋子文、汤玉麟等。这些人把抗战当成了“做戏”，“似战似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明明是节节溃退，偏要说成是“缩短战线”，“诱敌深入”。这批犀利的杂文，彻底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当时反共是真，抗日是假，让他们的伪装如“花旦脸上的脂肪”，顷刻之间剥落殆尽。
《伪自由书》的目录
这批杂文中有两篇涉及到胡适，即《王道诗话》和《出卖灵魂的秘诀》。史实证明，鲁迅和秋白都跟胡适有过交往，至今书信犹存。但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胡适一直充当国民党政府的“诤友诤臣”和“廊庙宾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胡适在抗日问题上有通过妥协避免损失谋求和平的倾向，甚至一度主张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因此受到了鲁迅和秋白义正严辞的批判。不过，热河失守之后，胡适十分痛心，撰写了《全国震惊以后》，指出“张学良应付绝大的责任”，“中央政府也应负绝大的责任”（《独立评论》1933年第4期）。1938年至1942年，胡适就任驻美大使，历时四年，为全国抗战做了不少切实的工作。《王道诗话》文中结尾的四首七言律诗中，谴责胡适应何键之邀到湖南讲学：“好向侯门卖廉耻，五千一掷未为奢”据胡适日记，他并未接受这么多礼金，所讲内容有不少也跟何健“尊孔读经”的主张相悖。他此行目的，主要是想跟留学美国时期的老友朱经农相见。不过，《王道诗话》的主要内容是批判胡适维护国民党当局镇压革命的“政府权”，所以其基本观点上仍然应该肯定。
除共同创作杂文外，鲁迅跟秋白还合作出版了三种书籍。
一，《萧伯纳在上海》。此书1933年3月由上海野草书屋出版。当年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乘船周游世界，于2月中旬抵达上海，受到了宋庆龄等人及新闻界、文学界的欢迎。鲁迅很爱读萧伯纳的作品，原因是萧能用讽刺的利刃撕掉绅士们的假面。但当时上海一些有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却制造一些谣言，对于热心支持反法西斯斗争和世界和平运动的萧伯纳进行攻击。这就使萧伯纳成了一面平面镜，从中映照出文人、政客、军阀、流氓、叭儿狗的各式各样的相貌。于是，同年2月17日晚上，刚跟萧伯纳会见过的鲁迅跟秋白交谈，决定将当时报纸上持不同立场的文章和报道汇集起来，编成一书，使原来在凹凸镜中显得平正嘴脸的人露出他们的歪脸来。紧接着许广平搜集相关材料，鲁迅，秋白圈定，再由许广平与杨之华剪贴，鲁迅、秋白编排，鲁迅、许广平校对，在一个月内出版了这本书籍，像这种两家人合编、三十天出版的书，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恐怕绝无仅有。
《萧伯纳在上海》
二，《解放了的堂·吉诃德》。这是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十幕剧。1930年6月鲁迅曾据德译文译迄该剧第一场，刊登于1931年11月20日出版的《北斗》杂志第1卷第3期。后来鲁迅收到曹靖华寄来的俄文原著，发现德译本删节过多，旋请秋白据俄文版将全剧译出。鲁迅又添译了《作家传略》，加写了《后记》，配制了十三幅木刻插图，完成了这部“极可信任”的译本。鲁迅认为，《铁流》是无产阶级作品中的“纪念碑的长篇大作”（《〈一天的工作〉后记》），“于我有兴趣，并且有益。”（《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遗憾的是，鲁迅自资付印时，托人买纸，被人从众盘剥，纸墨恶劣，初版印成时令鲁迅叹惋。
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
三，在鲁迅跟秋白合作编成的书籍中，最为重要而且影响最大的无疑是《鲁迅杂感选集》。1933年4月13日，鲁迅在致李小峰信中说：“《杂感选集》已寄来，约有十四五万字，序文一万三四千字，以每页十三行，每行三十六字版印之，已是很厚的一本，此书一出，单行本必当受若干影响也。编者似颇用心，故我拟送他三百元。”1936年5月15日，鲁迅致曹靖华信又写道：“我的选集，实系出于它兄（按：维它，是瞿秋白的笔名之一），序也是他作，因为那时他寓沪缺钱用，弄出来卖几个钱的。”
当然，鲁迅跟秋白在创作跟出版方面的合作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政治意义，不过在经济上支持困境中的秋白夫妇的确是鲁迅的初衷。比如杨之华创作小说《豆腐阿姐》和翻译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鲁迅都进行了指导并动笔修改。秋白的译作之一《不平常的故事》，鲁迅也坚持让合众出版社出版，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秋白夫妇的生活问题。由于党处于地下状态，经费十分困难，象秋白这样的高级干部每月仅有十五元津贴，低于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所以，为秋白夫妇争取一些稿酬和版税，对于疾病缠身的秋白不无小补，即使影响自己作品的销路，鲁迅也无怨尤。
瞿秋白与杨之华
在瞿、鲁交往史上，有两封重要的通信：第一封广为人知，第二封鲜有人提及。
第一封信即收入鲁迅《二心集》的《关于翻译的通信（并J.K来信）》。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如果从佛经译论（公元148年）算起，至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不可谓不悠久，曾出现玄奘与严复这种的翻译家，对于今天的翻译界仍有借鉴意义。但由于受语言学水平的制约，至今仍未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理论。因此，但瞿鲁之间九十余年前的这次通信，的确在中国翻译界引起了广泛关注。1931年9月30日，鲁迅翻译的长篇小说《毁灭》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原作者是苏联法捷耶夫。小说以苏联国内战争为题材，描写了一支由矿工、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游击队跟支持沙皇的白军和日本干涉军战斗的故事，成功塑造了共产党人莱奋生和一百五十名游击队员的形象。毛泽东曾经谈到，“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只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鲁迅译著文稿《毁灭》
鲁迅是根据藏原惟人的日译本重译的，同时参照了德译本和英译本，以“信，达，雅”为追求目标，态度十分严谨。秋白于同年12月5日给鲁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其中最感人的句子是：“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对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看着这本《毁灭》，简直非常的激动：我爱它，像爱自己的儿女一样。”
秋白首先肯定了《毁灭》中译本首次出版的意义，指出该书出版“当然是中国文艺生活里面的极可纪念的事迹”，“每一个革命的文学上的战士，每一个革命的读者，应当庆祝这一胜利”。对于鲁迅的译文，秋白认为从总体上看，“的确是非常忠实的，‘绝不欺骗读者’这一句话，决不是广告！”秋白批评严复的译文以“雅”为上，因而失去了“信”和“达”。又批评赵景深要求“宁错而务顺，毋拗而仅信”，也是在“蒙蔽读者”，并借此夸大普罗文学理论翻译的弱点。对于译文的“信”，秋白的看法是：“翻译应当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的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到的概念。”
鲁迅和瞿秋白
秋白在信中也坦陈了鲁迅译文的缺点，主要是还没有做到“绝对的白话”。“所谓绝对的白话，就是朗读起来可以听得懂的”。秋白还指出了鲁迅鲁迅译文的几处败笔。比如，“甚至于比自己还要亲近”，鲁迅译为“较之自己较之别人，还要亲近的人们”——既漏掉了“甚至于”这个字眼，又失去了俄文原文的神韵。此外，《毁灭》原著当中的“人”字在语法上是单数，不是复数；用文学术语可以译为“典型”，而鲁迅却译成了“人类”，这就有可能导致读者对小说的主题产生误解。
同年12月28日，鲁迅对秋白的来信进行了认真的回复，承认秋白指出的以上两点是自己的误译，必须向读者声明并在再版时改正。鲁迅认为，翻译的目的，“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因为中国的语法原本并不精密。所以，不但要引进外来的词汇，如“罢工”，而且要引进欧化的语法，以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使思路变得更为精密。鲁迅还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更多的翻译家合力参与，在未来的两三年内能译出更多的新兴文艺理论及作品。
鲁迅
另一封信鲜为人提及。鲁迅有个夙愿，即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继在厦门大学编写《汉文学史纲要》之后，鲁迅继续收集资料，深入思考，并跟秋白交换过意见。1932年10月，鲁迅赠送秋白一本书，名为《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作者杨筠如（1903～1949）是著名历史学家，在清华大学就读时曾师从王国维和梁启超，在中国古代制度史的研究领域有开拓之功，1930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部专著，成为了近代研究九品中正制的开山之作。“九品中正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官制度，又称“九品官人法”。此法将官职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个等级，并加以考评，成为了选拔官员的一种标准。当时原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形成了一种门阀制度。实行“九品官人法”，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国家权力，遏制了豪门士族对官员选拔的垄断。但品评官员仍按家世、行状和定品这三个内容和定。所以晋以后凡出身寒门者行状评语再高，也只能列为下品，而出身豪门者行状不佳亦能成为上品，因而实际上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秋白对杨筠如的这部论著评价并不高，认为“只不过汇集一些材料，不但没有经济的分析，并且没有一点儿最低限度的社会的政治情形底描写”。然而秋白却在1932年10月6日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借此书对中国的封建制度及文学史的编写方法发表了不少重要意见。如果不是当天冯雪峰来访，打断了他的思路，这封信还会写得更长，内容也会更加丰富。
1933年4月，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在上海合影
何所谓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中外史学界至今仍然缠夹不清。中国在秦朝之前实行分封制，即封建制，由君主把领地分配给功臣、贵族、宗室。子嗣传承基本上是一种血缘政治。以后改行郡县制，即由郡县两级对地方进行行政管理，由中央垂直领导，由官僚政治取代了血缘政治。
在秋白看来，中国的封建制度跟欧洲中世纪（公元476年至1500年）的封建制度有不同的特点；同样是欧洲国家，意大利、法兰西、英国等国之间也各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色彩。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就在于“崩溃”与“复活”的循环往复。这种看法跟鲁迅把中国历史分为“暂时做稳了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这两种时代有些相类，而欧洲则在十六世纪以后逐步完成了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此外，欧洲贵族大半是由“武士道”出身，而中国的贵族爬的却是八股文这个“文士道”的上升阶梯。此外，欧洲的贵族和地主这两种身份常集于一人之身，而中国的地主、贵族、官僚常三位一体：既在衙门做官，同时又是本地的贵族和地主。鲁迅撰写过《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从帮忙到扯淡》等文，认为“帮闲文学实在是一种紧要的研究”。秋白补充说，研究所谓“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则必须研究中国的门阀制度。
鲁迅跟秋白交谈时，还曾提到《周礼》中的一句古训：“礼不下庻人，刑不上大夫”。意思是，士大夫拥有特权，犯了罪可以不受刑。这里所说的“大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官衔：卿，大夫，士。这引发了秋白童年时代的一些记忆，其中最强烈的印象是打屁股——中国的“士族”（即门阀）不但有“屁股不挨打”的特权，而且有“打别人屁股”的特权。鲁迅写过一篇小说《头发的故事》，秋白在信中建议鲁迅再写一篇《脚膝，屁股，手心的故事》
正是基于中国历史上等级制度有着复杂的变动过程，所以秋白建议鲁迅编撰《中国文学史》时要注意五点。一，一切文言文学都是贵族文学，因为使用的是贵族的文字。用文言记载的一些民歌也往往极不准确。在中国古代，平民的口头文学只占极少数。二，直到清代为止，中国历史还只是一些杂乱的材料。应将贵族文学史的研究跟整个古史研究相联系。三，要注意等级制度在文学内容上的反应，以及所受平民生活的影响和对平民生活的客观影响。比如元曲的兴起，就压倒了元代诗文的气焰。四，唐以后的文言文学在内容上研究意义不大，但从文法学和修辞学的角度仍有研究价值。五，中国的白话文学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城市新文化”。唐五代的“说书”（如《维摩诘经演义》）、宋代的“话本”，类似于意大利伦巴地和威尼斯的“市民文学”。农民文学只限于一些歌谣、庙会上的戏剧和梨花大鼓之类。所以，从元曲时代到五四之前，中国文学可视为中国新文学（并非革命文学）的史前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史非常重要，应该特别提出来进行研究。以上所述，是秋白在私人书信中的表述，匆匆写就，并非对所涉及问题的学术结论，还留有深入研究的广阔空间。
鲁迅冒着生命危险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林述》
《海上述林》的出版，是鲁迅临终前对已经就义的秋白的一种深沉的忆念，也是对屠杀者的一种抗议和示威！秋白出于谨慎，曾对译著手稿一式三份：一份供发表，一份交友人谢澹如保存，一份于离沪前交给鲁迅。秋白的手稿字数很多，全印成本甚钜，而且很多杂文政论鲁迅认为应该留待革命胜利后的新政权来审定，所以决定先印译作。鲁迅对秋白译文的评价是“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为此，鲁迅先垫付了一笔资金，又从叶圣陶、胡愈之、陈望道等十二人那里募集了二百元大洋。编完第一卷后即交开明书店美成印刷厂排印，鲁迅亲自校改，历时四个月，然后将纸型送到日本岩波书店印刷。1936年9月，一部重磅道林纸精印的《海上述林》上卷终于运达上海，其中100部为皮脊本，金顶，金字；另400部为蓝色绒面本，蓝顶金字。收到样书后，鲁迅即将三册托人带至陕北，分赠毛泽东、周恩来和张闻天。该书扉页下端有“诸夏怀霜社”五字。“诸夏”即中国。“霜”是秋白的原名。书脊及背面均烙印拉丁字母“STR”，即秋白笔名的英文缩写。《海上论述》下卷鲁迅于1936年4月中旬编就，抱病校对了一个月，直至9月15日才改毕。待到下卷印成时，鲁迅已经离世，来不及看到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人生知己”留下的这一永恒的珍贵的纪念。
鲁迅赠送瞿秋白的联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