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人物原型考(三)
——纪念丁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1935年，朱谦之在中山大学任教时，跟学生何绛云再婚。何绛云是广西梧州人，后在中、小学任教，跟朱谦之白头偕老。朱谦之因脑溢血于1972年去世，终年七十三岁。何绛云2010年去世，终年一百零三岁。何绛云无子嗣，留下了数百首古体诗，结集为《绛云遗草》。
朱谦之和何绛云
苇弟的原型是瞿秋白的二弟瞿云白（1902—1958）。这一点过去只是瞿秋白研究界某些专家的推断，但在瞿秋白跟王剑虹之间的通信收入《秋白之华》一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18年公开出版之后，就为上述推断提供了铁证，毋庸置疑。
瞿秋白有一个别名叫“韦护”。因为佛教中有一位护法天神叫“韦驮”，又称“韦陀”。这位天神行走如飞，嫉恶如仇，路见不平即拔刀相助。瞿秋白曾用“屈韦陀”为笔名发表过文章。“苇弟”即瞿秋白的弟弟。1923春，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并担任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翻译兼助手。其时丁玲与其闺蜜王剑虹在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瞿云白也随其兄在上海大学学习。1924年1月，瞿秋白跟王剑虹结为夫妻。婚后瞿秋白离上海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促成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瞿秋白跟王剑虹新婚暂别，留下了三十封珍贵的信件。瞿秋白到广州后，王剑虹于1924年1月7日给他写了一封信，告知在1月6日，瞿云白已正式向丁玲求爱，而丁玲“实在苦于不能付与”。“他的冷泪只是那样直流，时而变声狂笑，那种苦笑，简直连我的心都撕碎了。”“畇（按：指瞿云白）从昨晚起至今天没有停止过眼泪，也没有清醒过情绪，只痴痴迷迷，笑啼并作……冰（按：指丁玲）只好寸步不离厮守着，执定他的手……‘单恋’，‘单恋’，好残酷的非刑！”
瞿秋白致王剑虹的书信
1924年1月17日，瞿秋白在复王剑虹信中写道：“冰之（按：即丁玲）和畇白（按：即瞿云白）的事我早就料到的，——畇白是个傻子，哪里禁得起。然而我看冰之也的确不爱他，冰之也的确不能给他所求的，那有什么法想！何以断定她不爱他呢？我也不知道。畇白呢？他也不是真爱，——假设他真正爱她，真正的信她是理想中的人格，——他就应当体谅她那‘被爱而不爱’的苦，不再纠缠着。既是爱得她如此真挚，应当愿意她有幸福，而他的苦笑眼泪无一不是置她于无可奈何之地。那又是什么爱呢？……你和他说一说罢。”同年1月18日，瞿秋白在致王剑虹信中，再次批评他那位二弟“太不自量了”，“那是稚气。冰之若是可怜他，请她不要再安慰他罢”。“再是厮守着，再握着手，再是抚慰他……他正在热，这真是扬汤止沸。”“让畇白去‘单恋’。你以单恋是非刑，其实真正的‘单恋’，比没有恋好。”
瞿云白跟丁玲分手之后的情况颇复杂。1924年秋他重返北京，在俄文法政专门学校读书。五卅惨案发生后，他积极参加了学生运动，被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培训。毕业后留在苏共（布）中央出版局工作。1930年秋回国，在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工作，负责印刷、校对党刊党报，跟一位女革命者徐纬文结婚。1932年调入上海工联从事工人运动。1933年被中统特务抓捕，关进苏州反省院，1934年被保释出狱。新中国成立后被管制三年，1953年7月解除，安排到人民大学研究部编译室工作。1958年1月27日病故。（参阅丁言模：《瞿云白》，收入《瞿秋白与名人往事》，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瞿秋白四兄弟
关于凌吉士的人物原型，有人认为有瞿秋白的身影：“换而言之，莎菲对于凌吉士的‘爱’与‘恨’，与丁玲对于瞿秋白的‘爱’与‘怨’，多少都有点个人私生活的隐秘关系。”（宋剑华：《互为镜像的莎菲与丁玲》，《现代中文学刊》2023年第3期）这种看法不仅是主观臆断，而且也是对先烈的不敬。关于丁玲跟瞿秋白的关系，笔者在《飞蛾扑火：丁玲的情感生活》一文中做了详细介绍（已收入《扑火的灯蛾》，香港中华书局2017年7月版，第92—94页），不必复述。丁玲以瞿秋白为原型的小说是《韦护》，作于《莎菲女士的日记》之后。丁玲还发表了《韦护精神》《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等文，明确表达了他对瞿秋白的个人评价。
丁玲笔下的凌吉士有着“硕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底，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而瞿秋白虽然仪表不凡，但绝不是那种具有欧洲中世纪骑士风度的美男子。瞿秋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士大夫家庭，没有南洋富商的家庭背景。瞿秋白结识丁玲时并无婚姻经历，绝不是已经结婚仍眠花宿柳的花花公子。瞿秋白跟凌吉士的本质区别，更在于他是一个二十三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三十六岁即为革命事业献身的先驱者，而不是追逐金钱、一心想做橡膠生意成为资本家的市侩。所以，《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塑造的凌吉士，只是一个具象化的人物。丁玲在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他的外型美，是为了跟小说结尾揭露他的灵魂丑进行对比。对于恋爱中的少男少女，一度被对方的外型美吸引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莎菲女士的可贵之处，就在于经过激烈的心灵博弈，最终实现了灵魂的救赎，因而鄙夷“曾经的自己”，可怜“曾经的自己”。如果说丁玲这篇小说有什么局限性，主要是莎菲因为宿疾缠身，最终并没有完全跳出悲观厌世的泥潭，为自己开辟出一条新的生路。丁玲作为一位灵魂医生，也只是进行了一些“诊断”，而没有开出疗治的“药方”。直到20世纪30年代，丁玲发表了以农村水灾为背景的小说《水》，才实现了她思想和创作的重大转折。
丁玲与王剑虹
文章再回到开头引用的《随感录·四十》。那位“不相识的少年”在给鲁迅的信中写道：“我是一个可怜的中国人。爱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但是，中国人跟其他国籍的人一样，也有着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叫《诗经》，《诗经》中的第一首诗《关雎》就是一首优美的情诗。像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等传说故事，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但是由于儒家伦理道德的禁锢，“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清规戒律的束缚，婚姻往往全凭别人主张，别人撮合。因此，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中国人普遍缺乏现代的爱情意识，爱情的种子在封建专制政治体制与宗法伦理道德观念的夹缝中难以生存。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丁玲以女作家的身份和小说的形式探索爱情的真谛，在当时产生了惊世骇俗的社会反响。1942年3月9日，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三八节有感》一文。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就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和严苛的内省精神，记录了中国现代妇女史上的真实一页。虽然其思想价值不能跟她的友人李达翻译的倍倍尔著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相比，但其文学价值在中国女性文学史上留下了极其珍贵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