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兼谈口述史料判别（二）
选自陈漱渝先生近作选《我观现代文坛》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阳光下的飞扬
编辑 林 枫
2016年5月，我利用出差之机，特意去调阅了这份回忆材料。那么，“公开陈列”的有关回忆中究竟说了一些什么呢？这篇题为《毛主席曾与鲁迅会面的材料》开头写道：
“最近向张琼同志了解我国大革命时代的一些历史情况时，张琼同志谈到他的爱人贺树同志曾对她讲过毛主席1918年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期间，曾与鲁迅多次会面的情况。”
据有关档案介绍，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曾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入党，1923年与中共党员贺树结婚。向这位老党员了解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当然很有必要，非常恰当。然而其中涉及到鲁迅的事情，据她说全部是从丈夫贺树那里听来的，而贺树本人已于1947年病逝于上海。这也就是说，她提供的全部“史料”都是第二手材料，而这些材料又全都是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一位79岁的老人，身患肺癌，回忆三十多年前听来的事情，与史实有出入当然是难免的。我们难于苛责回忆者，应该谴责的倒是那些对失实材料再加以廓大，有意进行歪曲、利用的人。沈鹏年是电影《鲁迅传》资料组负责人，又编过一本《鲁迅研究资料编目》，他不应该对鲁迅生平史实如此陌生！
张琼是如何谈到鲁迅跟毛泽东会见的机缘呢？这份“史料”的说法是：
“据张琼同志回忆：贺树同志于1918年在北大旁听鲁迅先生的课，遇到以记者身份经常来北大的瞿秋白，由瞿秋白的介绍认识了鲁迅。第一次见面，瞿秋白指着贺树对鲁迅说：‘他是拜倒在先生脚下的。’鲁迅问：‘那位图书馆的怎么没有来？’瞿秋白当时想不起鲁迅指的是谁，贺树说：‘是指我的同学毛泽东。’说着将毛主席的住处告诉了鲁迅先生。”
以上短短几行引文中至少有三大错讹：
一、鲁迅五四前后的书信和日记中，绝无有关贺树的记载。如果贺树“拜倒在鲁迅脚下”，双方交往频繁，在书信、日记中绝对不会了无痕迹。
二、鲁迅在北京大学兼课始于1920年8月2日，此前鲁迅仅在教育部任职，贺树1918年怎能旁听到鲁迅开的课呢？再说，瞿秋白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记者的身份到苏俄采访也是1920年的事情。有人说，会不会记录有误，把1920年写成1918年了呢？那也不对！1920年鲁迅虽然在北大兼课，但毛泽东1919年初已到上海参加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已经无法到北大旁听了。毛此后重返北京，是代表新民学会组织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的活动。
三、据张琼说，瞿秋白是贺树跟鲁迅结识的介绍人，听那口气，似乎瞿鲁之间相当熟识。真实的情况是：在1932年5月之前，鲁迅跟瞿秋白就根本没有见过面。那铁证，是1931年12月5日瞿秋白致鲁迅的那封著名的信。瞿秋白在信中动情地写道：“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这种感觉，使我对于你说话的时候，和自己说话一样，和自己商量一样。”（《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信》）。1918年瞿秋白还是俄文专修馆的一位学生，几乎断绝了跟朋友的交往，当然更不会跟比他大18岁的鲁迅交朋友。他确曾到北大旁听过课程，但听的不是鲁迅的课，而是胡适开设的“中国哲学史”。试想，瞿鲁之间如果此前在北京曾有亲密接触，那上封信中“没有见面”的提法就没有来头了。既然五四前后瞿鲁连面都没见过，那瞿秋白介绍贺树结识鲁迅岂不是子虚乌有！
张琼提供的“史料”接着写道：
“据贺树同志说:鲁迅先生之所以注意毛泽东，一方面是因为鲁迅常到北大图书馆去借书，毛主席经常向鲁迅介绍马列著作；另一方面，毛主席也常去听鲁迅讲课，听到精彩处，常轻轻拍手。”
毛主席和李大钊
这番描述虽然颇有趣味，但同样毫不足信。在鲁迅1918年日记中，经常出现的是到琉璃厂买碑帖的记载，而从无到北大图书馆借书的记载。鲁迅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是中国小说史，学生虽然爱听，也没有当场鼓掌的理由，因为这不是政治鼓动性的讲演或甲乙两方的激辩，能使听者激动得当场击掌。张琼接着又说，鲁迅曾去找毛泽东，邀他到家里做客。毛因忙于工作，未去拜访。鲁迅还把邀毛作客的纸条夹在书中，还书时递给毛。这种想象实在是过于丰富，如果五四前夕毛鲁亲密到如此程度，为什么鲁迅日记毫不提及？
张琼提供的“史料”中还牵涉到李大钊:
“鲁迅曾向李大钊问起：‘毛泽东在马列主义小组里学习情况怎样？’李大钊同志说：‘非常好！这是中国优秀人才，大有作为，不是小有作为。’鲁迅说：‘彼此所见皆同。’”
这又是一段无厘头的对话。据我所知，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由十九位北大学生发起，其中有罗章龙、邓中夏、刘仁静、何孟雄等，会员有一百余人（包括工人会员）。毛泽东虽然此前参加过北大的一些学会活动，并不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北京倒是成立过一个与李大钊有关的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有邓中夏、何孟雄、高君宇、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亦无毛泽东。
此外，张琼还说，鲁迅曾对贺树和瞿秋白多次夸奖毛主席，并拿一本西方哲学著作向毛主席请教，等等，均不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