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为何不去日本疗养
——以李秉中致鲁迅的一封信为中心（上）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近些年来，在网络上常看到谈鲁迅与蒋介石的文章，大体上有以下几种说法：一，鲁迅文章中谈到的人很多，唯独没有提及蒋介石。二，鲁迅喜欢骂人，唯独不骂蒋介石。三，蒋介石欣赏鲁迅，曾经设计诱降鲁迅。窃以为，以上说法都有很多疑点。
鲁迅和蒋介石
首先，《鲁迅全集》中并非看不到“蒋介石”这三个字。1926年10月20日，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中就写道：“现在我最恨什么‘学者只讲学问，不问派别’这些话，假如研究枪炮的学者，将不问是蒋介石，是吴佩孚，都为之造么？”（《鲁迅全集》，第11卷，第5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其时正值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是北伐军的总司令，北伐的对象是吴佩孚等军阀，所以从当时的历史要求来看，“蒋介石”是代表了进步力量。这种情况在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之后才彻底发生了改变。
鲁迅是否直接骂过蒋介石？从字面来看的确是没有，因为鲁迅主张“壕堑战”，反对“赤膊上阵”。但鲁迅后期杂文主要锋芒都是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及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这一点无须论证，因为鲁迅后期杂文大多遭到了国民党政府有关部门（如内政部，国民党中宣部）的删削查禁。
有人说，不对，鲁迅直接骂过蒋介石，证据是1935年2月9日鲁迅致萧军、萧红的一封信：“你记得去年各报上登过一篇《敌乎？友乎？》的文章吗？做的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有学者考证，《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后已收入台湾出版社的《先总统蒋介石全集》第三卷“书告类”，确实是蒋介石的文章，所以鲁迅点名批判过蒋介石。
陈布雷
据笔者了解，这封信中提到的徐树铮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将领，五四时期的复古派林琴南曾幻想借他的屠刀来镇压新文化运动。他的儿子叫徐道邻，是法律界人士，曾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国民政府国防设计委员会委员。有趣的事，《敌乎，友乎？》一文并不是徐道邻写的。此文系由蒋介石口授，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执笔，只是利用徐道邻的名义在《申报》连载和在《外文评论》发表。陈布雷认为这样做很巧妙，因为“徐道邻”含“徐徐与邻邦日本道来”之意。不料此文发表后引起争议，徐道邻因此名声大噪，这是他本人并没有料想到的。鲁迅鲜明反对这篇文章的观点，识破文章的执笔者是“现代阔人的代言人”，但却并不确知文章的实际作者就是蒋介石本人。鲁迅文章的针砭锋芒常常是针对一种社会现象或一种社会思潮；即便是指名道姓地批评某位历史人物，也往往是将其视为一种社会类型而不是独立的个人。所以，将这封信视为鲁迅有意直斥蒋介石，看来理由并不充分。
蒋介石本人对鲁迅究竟是关爱欣赏，还是必欲诛之而后快？这一点目前并无确证。因为目前从蒋介石的公开文章或和私人日记中没有关于鲁迅的记载。能够确认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1946年春节有人以蒋介石的名义给困居北平的鲁迅原配朱安送来法币十万元作为慰问金。1946年2月1日朱安致许广平信中写到：“曾于1月24日有中央党部郑秘书长彦棻来寓，代蒋委员长馈赠法币十万元，我辞不敢受，据云长官赐不敢辞，别人的可以不收，委员长的意思，一定要领受的，给我治病及补贴日用之需，即请留下，我替代谢就是了。我想郑君言之成理，也就接受了。”据查，郑彦棻当时是国民党中央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秘书处副秘书长，1971年仍任台湾总统府秘书长，确是蒋介石身边之人。当时《世界日报》曾发起为鲁迅先生遗族“发起一捐款运动，作为实物援助”，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许广平表示愿意想尽办法资助朱安，但希望她顾全大局，“宁自苦，不愿苟取”，不要随便接受外界捐助。朱安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但接受郑彦棻资助这一次是例外。身为一个贫病交加的家庭妇女，她接受的理由是“长官命，不敢辞”。当时郑彦棻资助的对象并不止朱安一人。但此事跟已经去世十年的鲁迅完全无关，许广平也持有鲜明的政治立场。
鲁迅和周海婴
也有人说蒋介石要置鲁迅于死地。据沈醉先生透露，“在一九三几年，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探暗杀鲁迅。结果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也去过几回，只见到鲁迅经常在桌上写字，儿子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鲁迅的威望，才没有下手。”（周海婴：《鲁迅与我七十年》第5页，2001年9月第7版）据相关资料，沈醉先生是国民党陆军中将，长期服务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上世纪三十年代曾担任少校行动组长等职。1960年11月2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特赦。像沈先生这种阅历丰富的人士，他提供的情况当然是一般人所无法了解印证的。不过他所说的不暗杀鲁迅的理由不太符合常理。国民党当局若真决定暗杀鲁迅，当然是因为他的文章既有影响而又对当局不利。鲁迅经常在桌上写字，这是一个作家的生活常态。国民党特务希望看到鲁迅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才会开冷枪呢？难道鲁迅有可能在房间里撒传单、喊口号吗？国民党特务暗杀民权保障同盟总干事杨杏佛的时候，他正想带小儿子出门骑马玩耍，并没有因为他儿子还小就特务们就因此手软。如果国民党当局真想置鲁迅于死地，鲁迅即使避居在半租界也很难幸免。杨杏佛先生就明明惨死在法租界！
鲁迅晚年没去日本疗养是否在抵制蒋介石的“劝降”，这也是一个尚存疑点的问题。持“劝降”说的依据是李秉中1936年7月13日致鲁迅的一封信。据鲁迅同年7月16日日记记载：“得李秉中信，即由广平复。”许广平代笔的复信今佚，许广平所有回忆鲁迅的文章中对此事也只字未提，但李秉中的这封来信现保存在鲁迅博物馆。信纸用的是“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用笺”，行文采取的是旧式的“黄伞格”，即每次提及受信人都要换行顶格，以示敬重。主要内容是：
“禀者，关于吾师之自由一事，中惟之数年矣！惟恐或有玷吾师尊严之清操，是以不敢妄启齿。近惟吾师齿德日增，衰病荐至，太师母远在北平，互惟思慕，长此形同禁锢，自多不便。若吾师同意解除通缉，一切手续，中当任之，绝不敢有损吾师毫末之尊严。成效如何，虽未敢预必，想不至无结果，不识师意何若。伏乞训示。东行已有期否？吾师病中，本不敢屡渎；窃望师母代作复示，曷胜伫盼！”
鲁迅致李秉中札之一
这封信就是所谓的“劝降信”，这件事就是所谓的“劝降风波”。最近重读李秉中的来函，又参阅了鲁迅其他致亲友的信，觉得以上提法似有“过度解读”之嫌。因为现在并无任何证据说明蒋介石是这封信幕后指使人，也无证据证明这就是一口政治陷阱。从李信的原文看，也可理解为李秉中的个人行为，单纯出于一个学生对老师的关爱。但由于此时师生置身于不同的政治营垒，这种“关爱”鲁迅并不领情。
信中“解除通缉”一事，是指鲁迅1930年2月13日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列举名于发起人，结果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国民党中央作为“堕落文人”予以通缉。自由运动大同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群众团体，以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为宗旨。这份通缉令究竟是否正式颁发，研究者之间曾有不同的意见。倪墨炎先生在《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一书中认为，国民党中央对浙江省党部的呈文是否正式批复尚存疑点，不知“是否实有其事”？只不过“鲁迅对这个通缉令的存在是深信不疑的”（第154～155页）但王锡荣先生对倪先生提出的疑点又进行了质疑。王先生写了《鲁迅究竟有没有被通缉》一文，收入了他的《鲁迅生平疑案》一书第184～201页。王先生文章的大意，是认为对鲁迅等人的这份通缉令的确存在，只不过因为是秘密通缉，并不是公开张贴告示，所以一般人难以看到。王先生引用了1930年9月30日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秘书长陈立夫签发的《公函15889号》，证明国民党当局准备查封“并缉拿其主谋份子”的左翼团体，除自由运动大同盟之外，还有“中国科学家联盟”“左翼作家联盟”“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普罗诗社”“无产阶级文艺俱乐部”“中国革命互济会”“革命学生会”等。然而遗憾的是，至今也未解密当年国民党中央对浙江省党部呈文的批复原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