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菲女士的日记》人物原型考(二)
——纪念丁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嫣 滋
编辑 林 枫
杨没累的著作，刘延玲整理的《刘没累集》
杨没累是谁？1898年，杨没累生于湖南长沙，1928年死于杭州，葬在西湖烟霞洞刘师复的墓旁，终年三十一岁，死因是血虚、肺病外加瘟疹。这位女性1921年由长沙周南女学转入岳云中学时，曾跟丁玲同学。其生平成就，首在研究中国乐律学史，著有《乐律漫谈》。这种关于中国古代音乐中律、调、谱、器四者关系的学问十分深奥。杨没累试图通过中国音乐和西洋音乐的融合，以正义感人之声对国民进行“乐教”，抵制“使人不快的逆气奸声和乱世之乐”。她创作了三个剧本，在中国早期话剧史上留下了历史痕迹，其中《孤山梅雨》艺术造诣尤高。她有两篇小说问世，其中《青青女郎》类似自传。又曾译易卜生的剧作《海达·嘉布乐》，未能出版。杨没累还是一位优秀的诗词作者，试以她的情诗《荷心》为例：
荷花清芬，
露自晶莹，
素心还比月华明。
轻得飘零，
耐得清冷，
青梅凝就腊梅心。
风又薰薰。
水也萦萦。
吹来情留更殷勤。
荷也温存，露也销魂，
愿生生世世一往情深。
这首诗以荷、露、梅、月、风、水等美好事物，反衬现实社会的污浊，神往于通过欣赏自然之美实现她的“纯爱”理想。在诗剧《孤山梅雨》中，她又通过北宋隐逸诗人林和靖隐居西湖，结庐孤山，以梅为“妻”，以鹤为“子”，并在梦中与梅蕊相爱的浪漫故事，表达了她的爱情理想。
民国18年出版的《没累文存》目录
然而杨没累又不是一位超然世外、耽于幻想的享乐主义者，而是一位追求妇女解放的进步青年。她痛恨有虎嗜狼吞野心的帝国主义，损人利己、剥削劳工的资本主义，以及某些口蜜腹剑的侵华传教士，曾以M·R为化名在《少年中国》杂志发表妇女运动的文章，撰写过激情澎湃的《妇女革命宣言》《为五卅事告同胞书》。这些都表现出她思想和性格的复杂性。一个荃蕙早摧的年仅三十一岁的女性能做出以上贡献，说明她的确是一位不甘于平庸的有志青年。
事实证明，《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任何一个人物也都不能跟杨没累画上等号。唯一的直接证据，只有“一月十一号”日记中的一段话：“毓芳已搬来，云霖却又搬走了，宇宙间竟会生出这样一对人来：为怕生小孩，便不肯住在一起，我猜想他们是连自己也不敢断定，当两人抱在一床时是不会另外又干出些别的事来，所以只好预先防范，不给那肉体接触的机会……我忍不住嘲笑他了，这禁欲主义者……我不相信恋爱如此理智，如此的科学！他俩不生气我的嘲笑，他俩还骄傲着他们的纯洁，而笑我小孩气呢。我体会得出他们的心情，但我不能解释宇宙间所发生的许许多多奇怪的事。”可以确凿无误地说，小说此处所描写的毓芳就是杨没累，而她的爱人云霖就是哲学家朱谦之。
青年朱谦之
朱谦之又是谁？一般人认为他是一位虚无主义哲学家。鲁迅曾撰写杂文《智识即罪恶》，讥讽他提出的“智识即罪恶，脏物”的观点，指出人无智识就会返回到猪羊般的动物状态。笔者认为，朱谦之是一位知识渊博而又观点多变的学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跟胡适、梁漱溟、梁启超等都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中国哲学史、中外关系史、东方哲学诸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大革命时期，他曾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教员，倡导农工大联合。在日本留学时期，他还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有一封致杨没累的长信，介绍了他的“少年时代”“中学时代”“革命思想时代”“革命实行时代”“厌世悲观时代”“放浪时代”“忏悔时代”，剖析了他从信仰“泛神主义、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到“周易哲学”的过程，可见他的思想一直处在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当中。
《荷心》书影
杨没累跟朱谦之恋爱过程中的特殊之处，就是双方协商实行一种异身同体的“无性婚姻”。杨没累在致朱谦之的信中提出，为了保持他们爱情的永恒，必须反对传统的“性欲的婚媾”：“我们当白天里（除了上课）必在一块，晚上睡眠的时候，必定要分室而寝的。所以你来了顶好跟我住同一个公寓，房子不妨相隔稍远一点。”（《荷心》，新中国丛书社1924年5月初版，第42页）远在福州的朱谦之对在杭州的杨没累承诺：“只要你‘爱’我，我便心灵里老大的安慰，更何必作什么主张呢？人生几何，唯有为‘爱’而牺牲自我的生活，是值得过的，所以你要怎样生活，我们便怎样生活。”朱谦之接着补充说，他俩这种未来的新生活“也就是天下真情人的理想生活”，可以“超过这个恶浊的社会”，“和大宇大宙默默俱化”。（同上书，第43页）
胡也频和丁玲
杨没累和朱谦之的上述观点和做法，对丁玲产生过影响。大约1924年，胡也频通过曹孟君的恋人左恭结识了丁玲。胡也频虽比丁玲大一岁，但要丁玲认他做“一个新的弟弟”。1925年秋，丁玲跟胡也频在北京香山碧云寺附近的一处民房里开始同居，但实际上是一种“无性同居”。一直到1928年6月，由于冯雪峰的出现和沈从文对胡也频的怂恿，丁玲跟胡也频才真正成为想要白头到老的夫妻。追求“灵”的“真善美”当然是一种崇高的道德理想，然而夫妻关系跟异性朋友、同志关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除了共同追求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之外，还有躯体生活，是灵魂与肉体的友好共处。因此，提倡无性的pure love（纯爱生活），排斥身体之爱（eros），是不现实的，也违反了人性的正当需求。其实，杨没累提倡的“纯爱独身主义”另有隐情，就是她身体虚弱，担心一旦怀孕，生育会有很大危险。她也担心朱谦之身体不好，履行不了生儿育女的义务。杨母在致朱谦之的一封信中坦诚地写道：“你又讲独身，又讲恋爱，我实在不解你这些意思。你的事几方面都要你自己想明白。”杨母肯定女婿学识广泛，性格和平宽大，只是身体太弱，特别是怔忡病（心跳过速，心烦失眠，头昏喘促），影响睡眠，应多加保养。杨母认为女儿体格也差，“将来那些生育的事，恐怕你也经不起，血虚之人临产最难”。总之，杨母对于女儿的婚事并不干涉，只是希望性情不定的年轻人趋吉避凶，各人斟酌。“失恋不如无恋”，所以要“早些拿稳主意”（同上书，第81页）
杨没累跟朱谦之婚后的生活幸福吗？这个问题，当然只有当事人才能准确回答。但这种“身体洁净”的“情之至”“爱之至”并没有使他们成为宇宙间真正的“情仙眷侣”。据徐霞村回忆：“一九二八年，丁玲和胡也频住在杭州西湖葛岭山上14号，杨没累和朱谦之住在山下14号，丁玲常去看他们两人。他俩还像初恋的人一样生活着，有时很亲热，有时吵嘴。杨没累时常向丁玲发牢骚，说他的理想没有实现，言外之意是不满意当时自己的生活。这时杨没累已身患重病，心情有些不正常。几个月之后，杨没累就死了。有一天，朱谦之很激动地对丁玲和胡也频说：‘没累这个人太怪了……我们这种关系是不近人情的，可是没累就是这样坚持，就是这样怪。’丁玲感慨说：‘因为那个时代的女性对爱情太理想了，太讲究精神恋爱了。’‘她们幻想太多，不切实际。’”（《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4期，第134页）
晚年的朱谦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