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旷日持久的论辩
——兼谈口述史料判别（三）
选自陈漱渝先生近作选《我观现代文坛》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阳光下的飞扬
编辑 林 枫
除了以上陈述的理由之外，还必须指出：在1918年，毛泽东并不是“主席”，只是一个遭人白眼的湖南穷学生。鲁迅当年也几乎无人知晓——人们只知道北洋政府教育部有一位佥事叫周树人。这位周树人直到1918年5月才第一次以“鲁迅”为笔名发表《狂人日记》，除开当时《新青年》的少数编辑之外，外界还没有人把周树人跟“鲁迅”联系起来。就连周树人终生不渝的挚友许寿裳也不知道“鲁迅”是何许人也，特意写信询问。同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才坦陈：“《狂人日记》实为拙作”。至于张琼说鲁迅通过宋庆龄多次给毛主席写信，宋庆龄在有关回忆录中从未提及。如真有此事，堪称文坛佳话，宋庆龄没有必要隐瞒。
鲁迅在《新青年》上刊登的“狂人日记”
最有利于澄清是非的其实是毛泽东本人的态度。毛泽东对鲁迅的尊崇是尽人皆知的。从1938年开始，毛泽东在公开场合或非公开场合多次谈及鲁迅。如果毛跟鲁真的是“熟人”，“曾多次通信”，鲁迅又在家中对毛“待若上宾”，那毛却丝毫不提及他们之间的私交，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许广平也不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公开出版的《鲁迅回忆录》中明白无误地说，鲁迅生前没有能够跟毛主席见过面。当时毛主席还健在，并没有进行更正。
1938年春的毛泽东主席
在撰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我感到澄清张琼提供的“史料”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令我困惑不解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口述史料”？如果搞清楚这一点，对于口述史理论的建设也许略有帮助。
根据我过去的概括，口述史失真大体有两种状况：一是有意作伪，二是无意失真。前者往往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或功利目的，后者往往是出于知识的缺失或记忆的误差。张琼的情况应该是属于后者。但记忆产生差错的原因又各有不同。记得季羡林先生有篇著名的散文，题为《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季先生回忆，1948年12月中旬，胡适在北平参加北京大学成立五十周年纪念会，虽然当时解放大军将北平团团包围，但胡适仍从容淡定，面带笑容。此文发表后，有读者指出，胡适夫妇已于当年12月15日从北平飞往南京，他参加的是南京中央研究院召开的纪念会，当场痛哭失声，因为他当了“不名誉的逃兵”。季先生承认自己的失误，但又不想对已刊之作进行修改。他表示，他脑子里面的确就是如此记忆的，虽然远在北平的他并没有参加南京的纪念会。我完全相信季先生的真诚。他文章中的胡适其实是他心目中想象的胡适，想来想去就以假乱真了，虽然这种记忆跟历史真实南辕北辙。我完全不懂心理学，姑且将这种现象归纳为老年人的“记忆偏执症”。我以为张琼老人提供“史料”的失误也应该属于这种状况。
季羡林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