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书难，出书更不易（中）
——《我观现代文坛》后记
作者 陈漱渝
诵读 一 萍
编辑 林 枫
另一件事造成的影响就超出了我个人承受的范围。1995年，我主编了一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共六本，传主分别为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萧红、庐隐。这是一套名家撰写的通俗读物，虽然不能说学术性有多高，但销路很好；对作者是一次性付酬，所以我们也不知重印了多少次。大约是1995年年底，友人介绍我接触了台湾的商周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以发行《商业周刊》闻名，资金雄厚。社方知道我主编了这样一套畅销书，便建议我扩充内容，增加“古代作家的情与爱“和”外国作家的情与爱”这两方面内容。于是我立即联系了浙江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一批学者，开始了修订与新写工作。为表达诚意，商周出版社也预付了一些订金。不料我们的工作刚刚启动，台湾另一家小出版社就印出了《中国现代作家情与爱》丛书中的一些分册，在台湾书店公开销售。商周出版社大惑不解，要我尽快做出解释。我复信说，我虽不才，但还懂得“诚信”二字是为人处世之本。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权法，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我们并未跟出版社签订代理海外版权的合同条款，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私自将版权授予台湾任何一家出版社。后来根据有关方面调查，原来是出版该丛书的某社总编室主任收取了台湾那家小出版社的五百美元订金，造成了这起“一女嫁二夫”的版权纠纷。后来，商周出版社跟台湾那家小出版社谈判，小出版社下架销毁了那批书，并赔偿商周出版社损失费，达成了谅解。但是我们这批作者一度被怀疑一书两投，后来整个的出版计划也灰飞烟灭。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共六本
我也曾六次到过香港。那里的朋友待我甚厚，经常请我吃鱼翅，但从来没人请我讲学和出书。因为不少香港学生课余都会去打工兼职，没有雅兴听学术讲座，学术著作也不是畅销书。直到2017年7月，香港中华书局才出版了我写的《扑火的飞蛾——丁玲传奇》（增订本）。书局负责人说，因为一国两制，香港的出版社环境宽松，只要不是反共和鼓吹港独的书他们都能出，按售价的百分之十支付印数稿酬，但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华人读者圈毕竟有限，起印数也就只能有一千册。这笔稿费，成为了我孙女赴英国留学旅途的零花钱。我写的《鲁迅传》，有日本著名学者愿意尽义务译为日文，但日本出版社需要一笔出版津贴，至今渺无下文。我跟友人合编的《胡适论教育》《梁启超论教育》两书，出版社也跟我们签订了海外出版的合同，说是可能性很大，不过至今三年，这两本书尚无走出国门的动静。
至于我在国内的出书情况，除了一件事有点小不痛快，其他的经历都是让我难以忘怀。如参与编注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忝列为2009年出版的《鲁迅大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员之一。这部辞典近364万字，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鲁迅）的必备工具书。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78卷本，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举，我也列名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和定稿组成员之一。我自知个人渺小如水珠，但不积滴水，就能有浩瀚的江河吗？
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
还有一些出版社给我带来了受之有愧的荣誉。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我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林默涵，因病无法做具体工作。实际上的编辑工作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李文兵及其他编辑做的。经作家出版社申报，我写的《搏击暗夜——鲁迅传》获得了两个奖状：一是被评为2016年大众最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二是被评为2016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三十种图书之一。虽然奖状是颁给作家出版社的，但作为该书的作者，我也与有荣焉。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由于我是该社出版的《许寿裳遗稿》主编之一，曾多次到福州定稿，受到了该社的盛情接待，许多美好的记忆都珍藏在心里。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们还给我颁发了一张“功勋作者”的奖状。我的名字跟“功勋”二字联系在一起，此生尚属首次，虽然觉得夸张，但仍心存感激。
本文作者参与主编的《许寿裳遗稿》
同样感到幸运的是，凡我或编或写的书，都是应出版社之约，走的正常流程。我没有因为出书对任何社的任何编辑搞过私人公关，我也没有科研经费可以作为个人出书的的专用津贴。在出书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编辑，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和老师。从这些编辑在审读、校对、划版式直至参与装帧设计的过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了我人生的楷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