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陈漱渝
诵读 一 萍
编辑 林 枫
从1978年至今，44年当中，我连写带编的书已有一百多本了。这只是如实陈述，丝毫也没有炫耀的意思。记得1958年12月20日，郭沫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读了“孩子的诗”》，其中有两句是：“老郭不算老，诗多好的少。”
郭老当年66岁，比如今的我小16岁。郭老是中国现代新诗的奠基人，据有关专家粗略估计，他一生写的诗应该有五、六千首。他这样调侃自己，表现的是一种谦虚和自信；而我说自己出的书“虽多好的少”，却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不过人的能力有大小，学识有高低，我尽力做了，也就没有完全虚掷光阴。民间有一句鄙薄文人的话，叫“天下文章一大抄”。我想，完全剽窃他人的著作，是一种学术不端的恶行，属品质问题，予以揭露和谴责是应该的。但任何人著书立说，都离不开汲取前行的研究成果，如同想跨越前人，就只能踏在前人的肩上。查百度，男子100米短跑世界纪录是9秒58，这世界上能跑出10秒成绩的运动员应该不少，但如想提高到9秒，那就成为了奇迹的创造者，虽然差距只有一秒之遥。写文章亦然。我们虽然鼓励在学术领域创新，但我一直认为，一篇文章能有三分新意，就应该得到鼓励，而不能被视为学术垃圾。我是南方人，老了仍乡音未改；当过十四年中学教师，至今不会拼音，我仍手握圆珠笔，一笔一画地写字，从未用过电脑。所以，我常常想，像我这样笨拙的人，即使是一个誊抄工，字字抄袭，句句剽窃，要抄出几百上千万字，那也得磨秃无数笔芯，付出几度春秋吧！这就是我说“写书不易”的意思。
“出书更难”，这更是我们的亲身体验。我在香港和台湾出版过八本书，但胎死腹中的更多。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台湾从事学术交流的，当时台湾刚处于“后蒋经国时代”，尚有亚洲“四条小龙”之一的提法，经济状况比民进党执政之后要好很多。但当时就有一句话：“你若想害谁，就劝他去当出版商。”玩笑中含有“出书有风险，投资需谨慎”之意。印象中台北有家名为马可波罗的店铺，老板靠卖书籍起家，为了鼓励买书的顾客，常买一本书上附赠一个面包，那面包是德式的，非常可口。不久书籍滞销了，老板只得改变了营销策略，索性将店铺改为卖面包，顾客凡买面包者均以书籍相赠。撰写此文时，我专门发微信询问了台湾友人。回答是，这家“马可波罗”如今已成了专卖德国面包的连锁店，可见物质食粮常常比精神食粮更为人们所需求。
在台湾的出版社的当中，最早跟我有关系的是李敖出版社。这个社还挂了另两块招牌，一个叫“天元”，一个叫“孩子王”，分别出版营销不同类型的读物。社长是一位中年人叫苏荣泉，善经营，他还发行了一些闽南语的录音磁带。该社给了我两千美金的预付款，想出我撰写的《宋庆龄传》的台湾版。两千美金的定金，当年相当于两万元人民币，不是一笔小的数目。但由于债务纠纷，苏荣泉到泰国旅游时竟遭人暗杀，这部《宋庆龄传》当然也就胎死腹中。不久，台湾前卫出版社准备出版一套涉及台湾地方史的古籍，要我推荐一些深谙古汉语的学者，将古文翻译为白话，也付了一笔预付款。但自李登辉上台之后，台湾出现了“去中国化”的逆流，亦即“文化台独”。这批书的出版也化为了泡影。台湾还有一家叫“黎明”的出版社，背景不简单，曾印过我一本书。那位责编是我朋友的学生，说这本书卖得很惨，版税拿不出手。他含着歉意请我吃喝了一番，合同上的应得之款也就一笔两清，我连样书也没拿到一本，所以至今连书名也忘得一干二净。
还有两件奇葩的事，忍不住也想讲讲。一件是我认识一位台湾的青年作家，叫蓝玉湖。他1968年出生，当时还担任了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他的作品多以反对同性恋为题材，代表作是小说集《蔷薇刑》和《狂徒袖》。他当时想出一本介绍中国大陆著名演员和导演的书，我就让在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就读的儿子写了一本书。他认为不错，立即付了五百美元订金。不料蓝玉湖自己出书要做广告，得到一位叫李胜明的商人资助。蓝玉湖中学时代就当过模特，眉清目秀，李胜明情海迷航，跟蓝玉湖在台北林森北路租了一室同居，搞同性恋。蓝玉湖想摆脱这种关系，李胜明便用军刀将蓝玉湖杀害，而后留下遗书企图割腕自尽。但李胜明的行为被房东何国雄发现报警，李胜明被拘受审，当年蓝玉湖仅23岁。台北有人给我寄来报道此案的1991年11月5日《联合报》，消息题为《玻璃圈内又系冤魂》，让我大吃一惊。因为此前蓝玉湖曾来信，说他向往祖国的锦绣河山，一定要来一次北京，然后再去美国求学深造。不料他英年早逝，我儿子那本书无疾而终，那底稿也荡然无存。
另一件事造成的影响就超出了我个人承受的范围。1995年，我主编了一套《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共六本，传主分别为鲁迅、胡适、郁达夫、徐志摩、萧红、庐隐。这是一套名家撰写的通俗读物，虽然不能说学术性有多高，但销路很好；对作者是一次性付酬，所以我们也不知重印了多少次。大约是1995年年底，友人介绍我接触了台湾的商周出版社。这家出版社以发行《商业周刊》闻名，资金雄厚。社方知道我主编了这样一套畅销书，便建议我扩充内容，增加“古代作家的情与爱“和”外国作家的情与爱”这两方面内容。于是我立即联系了浙江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一批学者，开始了修订与新写工作。为表达诚意，商周出版社也预付了一些订金。不料我们的工作刚刚启动，台湾另一家小出版社就印出了《中国现代作家情与爱》丛书中的一些分册，在台湾书店公开销售。商周出版社大惑不解，要我尽快做出解释。我复信说，我虽不才，但还懂得“诚信”二字是为人处世之本。根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版权法，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我们并未跟出版社签订代理海外版权的合同条款，也没有任何一位作者私自将版权授予台湾任何一家出版社。后来根据有关方面调查，原来是出版该丛书的某社总编室主任收取了台湾那家小出版社的五百美元订金，造成了这起“一女嫁二夫”的版权纠纷。后来，商周出版社跟台湾那家小出版社谈判，小出版社下架销毁了那批书，并赔偿商周出版社损失费，达成了谅解。但是我们这批作者一度被怀疑一书两投，后来整个的出版计划也灰飞烟灭。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情与爱》丛书，共六本
我也曾六次到过香港。那里的朋友待我甚厚，经常请我吃鱼翅，但从来没人请我讲学和出书。因为不少香港学生课余都会去打工兼职，没有雅兴听学术讲座，学术著作也不是畅销书。直到2017年7月，香港中华书局才出版了我写的《扑火的飞蛾——丁玲传奇》（增订本）。书局负责人说，因为一国两制，香港的出版社环境宽松，只要不是反共和鼓吹港独的书他们都能出，按售价的百分之十支付印数稿酬，但香港本地和东南亚华人读者圈毕竟有限，起印数也就只能有一千册。这笔稿费，成为了我孙女赴英国留学旅途的零花钱。我写的《鲁迅传》，有日本著名学者愿意尽义务译为日文，但日本出版社需要一笔出版津贴，至今渺无下文。我跟友人合编的《胡适论教育》《梁启超论教育》两书，出版社也跟我们签订了海外出版的合同，说是可能性很大，不过至今三年，这两本书尚无走出国门的动静。
至于我在国内的出书情况，除了一件事有点小不痛快，其他的经历都是让我难以忘怀。如参与编注1981年版《鲁迅全集》，2005年版《鲁迅全集》，1992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忝列为2009年出版的《鲁迅大辞典》的编委和主要撰稿人员之一。这部辞典近364万字，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研究鲁迅）的必备工具书。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78卷本，是当代出版史上的一件盛举，我也列名为专家委员会成员和定稿组成员之一。我自知个人渺小如水珠，但不积滴水，就能有浩瀚的江河吗？
2021年出版的《鲁迅手稿全集》
还有一些出版社给我带来了受之有愧的荣誉。比如，人民文学出版社聘请我为2005年版《鲁迅全集》编辑修订委员会副主任。主任是林默涵，因病无法做具体工作。实际上的编辑工作还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李文兵及其他编辑做的。经作家出版社申报，我写的《搏击暗夜——鲁迅传》获得了两个奖状：一是被评为2016年大众最喜爱的五十种图书之一，二是被评为2016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评选的三十种图书之一。虽然奖状是颁给作家出版社的，但作为该书的作者，我也与有荣焉。最让我感到温馨的是福建教育出版社。由于我是该社出版的《许寿裳遗稿》主编之一，曾多次到福州定稿，受到了该社的盛情接待，许多美好的记忆都珍藏在心里。福建教育出版社成立六十周年之际，他们还给我颁发了一张“功勋作者”的奖状。我的名字跟“功勋”二字联系在一起，此生尚属首次，虽然觉得夸张，但仍心存感激。
本文作者参与主编的《许寿裳遗稿》
同样感到幸运的是，凡我或编或写的书，都是应出版社之约，走的正常流程。我没有因为出书对任何社的任何编辑搞过私人公关，我也没有科研经费可以作为个人出书的的专用津贴。在出书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不少编辑，他们都成了我的朋友和老师。从这些编辑在审读、校对、划版式直至参与装帧设计的过程，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做“为他人做嫁衣”的无私奉献精神，成为了我人生的楷范。
小不痛快的事件发生在跟某编辑的个人之间。这位编辑跟我有过多次合作，仅我应他之约编辑的《鲁迅小说全编》第四版印刷总量记得就有23万多册。而最后一次跟他合作时，他职位已有迁升，让助手给我结算编选费时，坚持按电脑显示的汉字用量计酬，而不按此前的版面字数计酬。当下编选费的标准众所周知，即使去掉标点符号，也省不了多少钱，但却让我想起了鲁迅1934年12月6日致孟十还信中的一段话：“稿子是该论页的，但商人的意见，和我们的不同，他们觉得与萝卜白菜无异，诗的株儿小，该便宜；塞满全文得文章株儿大，不妨贵一点：标点，洋文，等于缚白菜的草，要除掉的。脑子像石头，总是说不通。”这件事后来惊动了出版总署的领导。这位领导跟该社的社长直通电话说：“对于这些老作者，不妨宽厚一点。”后来当然还是按版面字数结清了编选费，不过犹如在墙上钉了一颗小钉子，虽然拔掉了，仍会留下一个小坑。
本文作者的《我观现代文坛——陈漱渝近作选》
这后记越扯越远，必须“悬崖勒笔”，回到这本《我观现代文坛——陈漱渝近作选》本身。所谓近作，是指我退休之后——主要是近两三年的文章。所谓“选”，当然不是我近作的全部，而是跟书名比较贴切的文章。附录《生有确日，死无定时》一文，是因为表现了我撰写这批近作时的一种真实心态，那就是时不我待，要赶快做！“近作”与“少作”孰优孰劣，这也是一个复杂的创作现象。鲁迅虽不悔其少作，但却把少作比拟为“婴儿时代的出屁股，衔手指的照相”（《集外集·序言》）。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开头就夸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表达了诗人对南北朝时期宫体文学代表人物庾信的评价。不过还有一些作家创作的起点就成为了一生的高峰，如郭沫若的《女神》，曹禺的《雷雨》。鲁迅的“少作”与后期之作如何评价，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谁也不能否定鲁迅小说集《故事新编》的艺术价值和时代意义，但也没有人说这部小说的成就能超过他的奠基之作《呐喊》。在建国后期十七年，学术界对鲁迅早期文言论文的评价是有“历史唯心主义”的成份，后来又有学者说这些“少作”如何之高明，反倒是后期杂文出了问题，应该把其中的某些文章从《鲁迅会集》中抽掉。这就是学术界的见仁见智，观点是永远不可能完全统一的。至于我个人的文章，仅从文章学的视域观照，应该是“近作”比“少作”老到一些，这是自己跟自己比，如同积跬步往前挪动的蜗牛一样，因为世故日深，顾虑渐多，所以行文远比“少作”谨慎。由于马齿日增，知识面当然也比青年时代略显开阔。至于立场，观点，方法，几十年我自认为没有调整变化，不存在学术转型问题。因此有人夸赞我有学术的一贯性，也有人认为我多俗见，跟不上时代。我在写作方面的追求也是一贯如此，希望自己的文字比纯史料多一点理论，比论文有多一点文采。我是教中学出身，所以接胡适的要求，力求言文一致。自己没弄懂的新潮学说，我从不敢在别人面前卖弄，只讲一些自认为明白的话。知我责我，那是读者的事情。文章公开发表之后，那就基本上跟我摆脱干系了。
对于出版这部拙作的天津人民出版社，我还是要讲几句掏心掏肺的感激之言。我是南开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在校期间不仅喝了五年的海河水，还曾三下海河修堤筑埧。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也是我的学术发祥地。我也可以说是《天津青年报》《天津晚报》《天津日报》扶植的作者，是这些报刊让年仅十八岁的我将手写字变成了铅字。早在1978年和1981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我的《鲁迅在北京》和《许广平的一生》这两本小册子，让我在新涉足的鲁迅研究领域站稳了的脚跟。前不久有一位在出版社的忘年交坦诚地告诉我，他的社当下只对三种书感兴趣：一是政宣读物，可以用公款团购；二是教辅读物，家长都愿购买，深怕孩子会输在起跑线上；三是合作出书，因为国家投入了大量科研经费，高教和专门学术机构都能申请到数额不菲的科研费，这笔经费又是专款专用，所以跟出版社出书是双赢之举。然而我退休已久，个体笔耕，哪来的分文补贴？前两类书我又写不出来，所以从不抱出书的奢望，生怕祸害那些偏爱我的出版社和编辑。当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欢迎我编写一本书时，我并不当真，只将在手机上保存的一些近作杂乱无章地发了过去。不久就有一位编辑室主任跟我联系，认真商量书名和选目，这让我在欣喜的同时，又深感愧疚。因为我此前从没有将未经“齐、清、定”的文稿发给出版社，让对方在百忙之中平添许多麻烦，深感自己行为的孟浪。在对天津人民出版社表示感谢之前，需要先诚恳地表示我真心的歉意。
本文作者的《鲁迅在北京》
在我撰写这篇后记时，又赶上了一个非常时期。北京正处于抗击新冠病毒的严峻、复杂、胶着时期。窗外是社区督促全员核检的喇叭声，身旁是瘫痪四年病妻的呻吟声，楼上是邻居装修的尖厉的噪音，电视新闻传来的是俄烏战争的枪炮声。在这四声的包围下，我在斗室灯下勉力写完了这篇后记，以增添生命的定力和活力。今后还能写类似的后记吗？今后还会有出书的机会吗？我不能悲观绝望地说没有，也不能盲目乐观地说有。只能说：祈望会有！祈望能有！因为“生有确日，死无定时”。
2022年5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