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共同办理的一起涉及金额1.3亿的保险诈骗、贷款诈骗、合同诈骗案中，北京范辰律师和上海杨卫华律师遭遇了“先上车再补票”、违法管辖“一指没”的现象。
这个案子，某地公安介入外省银行与保险公司正在进行的民事案件，跨省抓人，明显是没有管辖权的，却在抓人两年后层报上级公安拿到了指定管辖。
这种滥用指定管辖的现象不是孤例。
现在是网络时代。刑事案件发生的跨区性、刑事案件侦查手段的跨区性都越来越明显。《刑事诉讼法》确立的、按照行政辖区划分的传统管辖制度正在面临挑战。越来越多的刑事案件需要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在这种日益增多的指定管辖案件中，滥用指定管辖的趋势已经显现出来。刑辩律师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指定管辖案件。
有感于此，近日，两位律师根据《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等法规，共同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关于提请对<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进行合法性审查、对公安部滥用此条款违法指定管辖现象进行执法检查的建议书》。
刑事诉讼中，指定管辖可出现在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个阶段，但上级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的指定管辖尤为关键。因为一旦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根据两院三部一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3条，后面流程涉及的上级检察院、法院一般都会绿灯放行，配套指定相应的检法机关来审查起诉、审判案件。
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的法律根据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十二条：
该条规定了三种指定管辖情形：管辖不明的案件、管辖有争议的案件，情况特殊的案件。
“管辖不明”是指由于某些原因导致案件无法确定管辖的情形，比如被告人拒绝交代身份或犯罪地点，侦查也无法确定这些信息。“管辖有争议”是指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多地公安有管辖权的情形，比如涉案犯罪行为具有持续性，犯罪结果发生地、犯罪行为发生地都分布在不同行政辖区。
这两种情形争议不大，真正大量被滥用的是第三种情形：“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
何谓“情况特殊的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及其他公安部涉刑规范文件都未见明确。
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孙茂利主编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释义与实务指南（2021年版）》一书对该款中所谓“情况特殊”作出解释是：“情况特殊，是指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出现的一些异乎寻常的情况，如犯罪嫌疑人是对本案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负责人，犯罪嫌疑人在当地的社会影响较大等，使本来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不适宜开展侦查工作。”
该书还进一步解释了“情况特殊案件”指定管辖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由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才能更有利于侦查工作，才能保证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力度，才能实现司法公正，使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取信于民。”
也就是，援引该款来指定管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取信于民，而不是为违法管辖开绿灯。
但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实务中，刑辩律师经常遇到公安抢管辖、跨省办案的案件。为了解决管辖问题，他们大多是边大肆抓扣边层报管辖。按照上述《释义与实务指南（2021年版）》的解释，上级公安机关收到这类指定管辖的申请后本应拒绝，并要求办案公安依法移送。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在已经大规模抓人扣物的情况下，移送不是一句上级指示就能完成的，它需要分属两地、甚至两省的不同公安机关的巨大协调。特别是在案子存有巨大争议的情况下，就算办案的公安机关想移送，别人家还未必愿意接收呢？
可能是鉴于实际操作的难度，这类案子几乎很少有层报指定管辖却未被批准的情形。刑辩律师在案件卷宗里能看到各种上级公安机关的指定管辖文件。
常见的理由如下：
这些指定管辖文件援引的都是《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2条第2款。
显然，这种援引是错误的。
法谚有云“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违法行为中获利”。从法理上讲，该款所讲的“情况特殊”必然是就案件本身而言，而不可能是指侦查机关程序违法，更不可能是指办案公安无管辖权、未立先侦这一“特殊情况”。
因为我违法管辖，所以上级指定管辖，这种“先上车再补票”的做法等于宣告全国任何地方的公安可以办全国任何地方的案子，只要补一张指定管辖函就ok了。《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基本管辖制度将荡然无存。
这本质上是在滥用指定管辖权，是在以指定管辖掩盖违法管辖；既有悖基本法理，也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立法意旨，架空了我国刑事诉讼管辖制度，损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两位律师真心希望这份建议书能引起立法机关对这种违法管辖“一指没”现象的重视，对相关法条进行合法性审查，对滥用指定管辖的现象进行专项执法检查。
